《皇皇者华.华夏风骨》四：华夏文字
《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第一部 华夏风骨
第四章 华夏文字
文|黄饮冰
文字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并不是所有的文明形态发展的最终结果都一定会产生文字，用文字作为文明的判断标准是错误的，文字只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
文字产生前，根据中国古文记载，那时的人们采用“结绳记事”，“结”到现在在中华文化中还占有重要的地位，“心结”、“过结”、“团结”等都是“结”在语言文字上的遗迹，在物质上，红红的“中国结”，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符号。
古老的华夏文明，在很早的年代，就创造了文字。
现在能够看到的、成系统的华夏文字，是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的文化遗存。
甲骨文是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大概有4500个字，还有大约2500个字没有被破解。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文字，记录的是商人占卜的结果。
很显然，即使是在殷商时代，尽管占卜在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人们的活动不仅仅是占卜，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人们的生产生活、人们之间的交往，所进行的活动太多了，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刻在甲骨上的占卜的文字，而不见写在其它地方的记录其它活动的文字，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我以为，我们现在能看到以占卜为主的甲骨文，而看不到以同样文字记录的政治、经济、生产生活等其他方面的资料，其中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甲骨容易保存而已。
据现在的研究来看，甲骨文有成熟的体系，这种文字不可能一下子就在殷商时代成熟，所以应该有其悠久的传承历史。
所以，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文字，华夏文字的存在应该在更为遥远的时代，可以肯定，殷商是继承了夏后的；甲骨，也不是殷商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的文字书写材料，因为甲骨很显然是不便于书写的，文字写在甲骨上，是为了烧灼使龟甲产生裂纹，从而以裂纹的走向来判断凶吉，不是为了文书的往来和记录。
那么，文字的起源的遥远的时代，究竟从哪里开始呢？从岩画和陶刻开始。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9000年以前。如在贾湖遗址，在彭头湾遗址，在大地湾遗址，在半坡遗址，在马家窑遗址，等，都有契刻符号存在，这些契刻符号，就是原始文字。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在距今9000年前的中国洞庭湖平原上的彭头山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日”、“月”、“X”、“ #”、“∞”、“▽”“△”等字符，其中“X”字符是在女巫佩带的石牌饰物上发现的。西方发现“X”这一符号是在距今70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女神像肩头时，当时西方声称发现了“世界第一字”。我对“X”的解释是“男女在野地里交合”，是最原始的“交合图”。
人面鱼文图——我解释为“夏”字
这是双凤朝阳图，发现于河姆渡遗址，我把它解释为图文“护”字。从日和鸟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可以把此图解释为图文“互”字。
这是日鸟山图，发现于大汶口文化遗址。我把此图解释文图文“昊”字。
马家窑文字符号
龙山文化时期，中国的文字就已经成为了系统文字。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骨刻文。骨刻文存续的时间是距今4500年到3300年。龙山文化骨刻文的下限正好与殷商甲骨文相连接。而龙山骨刻文可以追溯到贾湖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骨刻文（昌乐骨刻）
龙山文化骨刻文（昌乐骨刻）
龙山文化骨刻文（昌乐骨刻）
贾湖骨刻文：我解读成“目举望日”
华夏的文字，是由“文”和“字”两块构成的。
所谓“文”，就是“纹”，即是“鸟兽虫迹”，“迹”就是华夏先民们根据鸟兽虫等描摹出来的图画，所以古人创造出来的“文”的本意，就是“纹”，在“文”逐渐专用化后，古人又创造出“纹”来表述“文”的本意。所以“文”的来源，是“鸟兽虫迹”，是先民们对鸟兽虫等生物和无生物性状的临摹、简化和抽象出来的图案和符号。华夏先民在千百年的对自己身边活动的鸟兽虫及各种自然物的观察中，形成了对这些生物或无生物固定的图像认识，如山、水、鸟、兽、虫、鱼、日、月、草、木的图像认识，并把这种图像认识用画的形式表象出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图画，这些图画就是原始的艺术如“岩画”、陶器上的图画等，当然，图画和图画所表现的内容，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华夏先民是知道和看得懂的，经过长期的约定俗成和简化提炼，这些图画就逐渐向图案简化和抽象，最后变成了约定俗成的“符号”，进入到抽象性的表达，为全体社会成员所理解和接受，就变成了早期的“文”了，在先民的日常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应用。
所谓“字”，实际就是“子”，是由“文”派生出来的，即“字”是“文”之“子”，是先民们根据“文”创造出来的，由于“子”很珍贵，为有别于人之子，所以架一宝盖以示区别。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文”的发展经历了悠久而漫长的历史，从在华夏大地上出现的第一幅图画开始，先民们就开始了由“画”到“文”的艰难探索。而“字”，可能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在短期内大量创造出来的，这种政治力量，只能是统一的邦联国家。
我这里说“统一的邦联国家”，是为了区别于华夏先民经历的姓氏时代和小国林立时代。华夏的小国是在姓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区别只是姓氏是以聚落（村落或山寨）为单位、以血缘（姓以母系，氏以父系）为纽带、以壕沟或寨墙为界线组成的共同体，华夏小国是以城邑为单位、以地域为纽带、以城墙为界线组成的共同体，而华夏统一的联邦国家，是以天子为天下共主、以天子之国“中国”为政治中心、以天下万国为统一界线的联邦共同体，联邦国家就是古人所谓的“天下”，这是中国自黄帝至西周特有的国家历史观和天下观。
前面我讲过，姓氏和小国，是一个人人都熟知的共同体，互相都很了解，人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复杂，人们的活动范围也不大，小国的文告、制度、条例、命令等口头传达就可以了，可能有些契约关系或国家的重大事件和决定，用“结绳记事”就能解决，复杂一点的，应用一些“文”就可以解决，大量“字”的产生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
但是，统一联邦国家建立后，其统治的地域扩展到天下万国，随着地域的扩展、体制的复杂、各国之间的横向联系、人的活动范围的广泛，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交流、文化传播、军事调度诸方面，靠口头命令是行不通的，国家的文告、制度、条文、命令，非用文字来表达、统一、规范和推行不可，所以联邦国家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字”的创造，使文字在短期内达到完备的程度，以满足国家统治的需要。黄帝时，命令仓颉造字，应当是确有其事的。所以“字”的确切年代，应该是黄帝时代。
一般的，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大多是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国家化的民族，即使是经历了国家化，他们的国家也一定是处于一个狭小的、简单的不需要文字就能解决问题的程度上。当然，也有不少国家和民族，在学习别人的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如蒙古在很长历史中就没有文字，在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国后，学习维吾尔文创造了蒙古文，西夏、辽、金学习汉文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日文则来自汉文，都是为了适应国家化的需要。
华夏文字的书写材料，来自于先民自己的生活中的发明和创造，“文”可以画在岩石上，可以画在陶器上，也可以雕刻在玉石上，“字”可以刻在龟甲兽骨上、铭在青铜上，但都不是日常使用的书写材料，日常使用的书写材料基本要求，一是轻便，能够传递；二是耐用，能够经受传递的颠簸和存放；三是容量大，能够保证一篇意思能完全表达；四是容易取得；华夏先民的书写材料，第一应该是“布”，后来因为“布”太昂贵，才开发出了用木做的“札”和用竹做的“简”，由于竹易于加工成竹简，所以后来竹简就成了主要的书写材料了。据《尚书》所载，“唯殷先人，有典有册”，表明至少在殷商时期，竹简就是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了。
书写工具的发明，毛笔，恐怕要起源于华夏先民在陶器上作画了。陶器上最早的花纹，是用绳子压出来的，后来发展到用工具来画。这种画画的工具，据考证，是用毛做成的，这种用毛做成的画画工具，就是后来的毛笔。至于书写用的颜料，人类很早就用“赭”在岩石上作画了，要找到“墨”，应该是不难的事情。
由于在西周及西周以前，文化和历史性的东西都是贵族家族传承的，所以文字被贵族视作统治的工具长期只在贵族阶层中传承，在社会上层中教授，成为贵族所独占，在文字创造后，从黄帝到西周，文字的结构和书写字体上少有变化，大体上是一脉相承，依然保留着象形和图案的特征，在长达3000年的“父子相授，以奉王公”的文化氛围下，后人写的字唯恐与前人不一样，所以与其说是“写”，不如说是“描”，文字的结构和字体也不可能变化，所以贵族手中的文字，是没有个性的，无所谓书法的存在。但由于记录的需要，字的个数还是在增加的，如在殷卜辞中有“工”字，但没有“功”和“攻”，但在周金中，“功”“攻”都有了，文字还是在发展的。
文字字体的变化，是在贵族统治被衰弱之后，文字传到民间才开始的。由于人民参与了创造，文字才鲜活起来，形成了现在通用的汉字体系。
从骨刻、陶刻、龟刻到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从岩画、陶画到图文再到繁体字，汉字经历很久的变化。比喻在周宣王时，贵族统治开始微弱，表现在文字上，史籀的《大篆》15篇，有的字形与古文相同，有的不同；到春秋战国，字形与古文大体相近，但变化增加了不少；秦始皇创立小篆，民间开始出现隶书，隶书完全脱离了古文象形和图案的影响，成为现代各种书体的源体，从此以后，文字的个性化发展，产生了华夏文字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
由于单个的华夏文字，是每字一个音节，每个音节明确地表达一个意思，同样的音节表达不同的意思，用不同的字来区别，形成了汉字单音节的个性，正是文字的这种个性，开创了华夏独特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华夏特有的理论创造，形成了华夏文明。（2009年2月24日）
有人依据中国甲骨文存在的时间，说中国的文明史只有3700年。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因为甲骨文并不是最早的文字。甲骨和文字之间建立联系，是由于一个古老的习俗确定的，这个古老的习俗，就是“占卜”。
《史记.龟策列传第六十八》对古老的占卜习俗进行了考证。司马迁说：自古以来的圣王将要建立国家，承受天命，兴举事业，何尝不重视卜筮，用来助成好事。唐尧、虞舜以前，不能记述了。自从夏商周三代兴起，都是各自有吉祥之兆作为依据的：大禹娶涂山氏之女，卜兆吉利，而夏启世袭君位；简狄吞飞燕之卵，卜兆吉利，所以殷族兴起；后稷善于种植百谷，卜兆吉利，所以周室称王天下。称王的人决策各种疑难，参验卜筮，用蓍草、龟甲占卜进行判断，是不可改变的规律。
司马迁还说：蛮夷氐羌虽然没有君臣的秩序，但也有决断疑惑的占卜习俗，有的用金石占卜，有的用草木占卜，各国习俗不同。然而都可以用占卜来指导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自相信占卜的神灵，用来预知未来的事情。
司马迁继续说：我大略听说，夏殷时期想要占卜的人就取蓍草、龟甲，占卜完了就丢弃它们，认为龟甲收藏就不灵，蓍草久存则无神。到周代，占卜官经常珍藏蓍草和龟甲。
从司马迁的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龟甲并不是书写文字的常用材料，在龟甲上书写文字，是占卜的需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甲骨文，是因为龟甲不易腐烂的原因，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如兽皮、布绢上的文字，可能是时间久远、易于腐烂而难以见到。实际上，汉代写在绢上的文字，我们是看到过的，如长沙汉代墓。所以我们看到的商代甲骨文，并不是最早的文字。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堆地挖出商代甲骨文，是因为商代占卜官有丢弃蓍草、龟甲的习惯，占卜完了就把龟甲和蓍草丢弃。由于需要占卜的是王者，占卜活动往往在君王住居的地方，君王住居的地方有集中丢弃垃圾的垃圾坑，蓍草和龟甲丢弃在垃圾坑中，久而久之就成堆了，蓍草腐烂了，龟甲却还在，导致龟甲出土相对集中，所以在殷墟考古中，我们可以挖到成堆的文字甲骨。
从这种占卜的习俗可以推理出，集中发现文字甲骨的地方，就很可能是君王住居的地方。君王住居的地方，就是王都无疑。
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商代这种丢弃蓍草和龟甲的习惯，夏代也是一样的。而且司马迁肯定夏代也盛行这种占卜的习俗，他只是对唐尧、虞舜以前不能记述，但也听说过“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那么依据占卜习俗，我们肯定能找到夏代的文字甲骨，也有可能找到五帝时期的文字甲骨。实际上，比五帝时期更早的带有契刻符号的甲骨在考古中是有多次发现的，这也证明了司马迁不是妄说。
我们现在找不到夏代的文字龟甲，也许是还没有找到夏代的真正都城。从我们发现的甲骨文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来看，夏代的文字应该是存在的。
我一直以来在研究商族群的来源。我发现，商族是从北方迁徙到黄河下游地区的，然后在黄河下游地区与中国东部古老族群混居在一起很长时间，演变成了东夷的一部分，发展成为东夷的中心族群，最终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取代了夏族的统治。
所以在夏族统治河南、河北的时候，东部还存在一个与夏政权同时存在的东夷政权——商族政权，夏和商是两个政权中心。商可能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臣服于夏。
结合世界历史，商族应该是华尼-安人的一支，华尼-安人就是雅利安人，华尼安人是中国古老族群华尼人的北进支，起源地在中国西部秦安大地湾。华尼安人也是中国传说中的燧人氏，是发明人工取火的族群，在距今60000年以前，已经定居大地湾。在距今13000年前后，末次冰川期结束，气温回升，华尼安人已经习惯于低温，对升高的气温不适应，所以向北迁移，最终在欧亚大草原演变成了游牧民族——华尼安人（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华尼安人（雅利安人）南下，对西亚、中亚、南次大陆和中国西域和大漠草原上的古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毁灭了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国商族取代了夏族的统治，夏文明被商文明取代，也应该是这个世界性的文明大替代的一部分。
这样看，那么商族群是没有文字的，商族群的文字，是向中国古老的东部族群和先进的夏族群学习而来。
所以我肯定，夏代是有文字的，而且是十分成熟的文字。
期待考古能够证实。
黄饮冰2015年10月4日星期日
作者简介：黄饮冰,本名黄祥文, 曾用网名楚天孤客，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年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世界文明的起源中心和传播中心》、《华夏江汉形成说》（题目待定）。黄饮冰在网易、凤凰、新浪均开有博客，在大同思想网、博客中国和一点资信开设黄饮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