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观察 | 5G 技术视域下出版业发展的多维建构

《出版与印刷》2020年第3期

研究与观察

题目 | 5G 技术视域下出版业发展的多维建构

来源 | 2020年第3期

作者 | 王廷国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0.00.054

摘要 | 5G 时代,高速率、低延时、大带宽、高安全的运营模式改变了出版业的内容、技术、营销。文章从用户中心、价值引领、知识服务、技术赋能四个维度探讨出版业在5G 技术视域下引领阅读风尚、反映时代潮流、弘扬中国精神、建构中国话语的可行路径,提出应通过“走出去”“走进去”的全球场域,最大限度地传播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 | 5G 技术;出版业;生态模式;话语建构;全球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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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王廷国. 5G 技术视域下出版业发展的多维建构[J]. 出版与印刷,2020(3): 42-47.

随着5G 技术的快速发展,5G 愿景、相关需求和更多技术服务应运而生,高速率、低延时、大带宽、高安全的5G 运营模式使得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传播方式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为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之变革。如何在5G 时代重构出版业,使之更好地引领阅读风尚、反映时代潮流、弘扬中国精神、发出时代强音,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5G 技术视域下每一个出版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用户中心:个性定制与智慧出版的生态模式建构
在5G 时代,低延时、大带宽、高速率、高安全等技术特征将对各行各业的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就出版业而言,5G 技术的引入所带来的变化同样被视为革命性的,技术的不断发展将重塑出版流程,改变阅读体验,实现更为广泛的技术应用与更为紧密的用户联系。[1] 5G 时代的到来,将会在解构旧有出版格局的基础上,带来全新的挑战,为出版模式、出版业态的重构创造条件,出版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都将迎来深刻的变化。[2] 这并非单一的数字化发展,而是多元化、智能化定制模式独当一面的时代的开启。立足于当下万物皆媒的演进趋势,出版物的文化载体样式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贴近人民生活,泛内容、泛文化、沉浸式、体验式的出版业态将催生新的出版物形态,富媒体数字出版、交互式网络出版、智能定制出版等生态出版将不断完善和优化,云出版、按需出版、众筹出版、协同出版等多元化、定制化、智能化的出版态势成为可能。
技术的不断更新在给用户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受众信息消费习惯的进一步日常化、个体化,即内容生产模式正逐渐从传统的机构生产内容(organizationgenerated content, 简称 OGC)过渡至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相较于OGC 模式,UGC 模式所生产的内容更加个性化、小众化,也更为圈层化。在5G时代,出版业将更注重以用户为中心,逐步从机构生产内容向用户生产内容回归,并建立精准的用户管理模型,构建IP、内容、用户“三位一体”模式,推动流量与内容之间的交互呈现,不断满足圈层用户和一般用户的分层需求,以此扩大受众市场,实现内容的深度传播。
随着海量信息不断被程序整合,机器生产内容(machin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MGC)或将成为5G 技术视域下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主要是在收集、整合用户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推送,从而进一步颠覆、解构原本以人工收集、生产与加工为主的OGC 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囿于用户隔膜、媒介单一、市场模糊等天生缺陷的传统出版模式显然已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指向建构、重组与新生的UGC 模式。所以,5G 时代,出版内容的生产与消费将以用户为中心,回归用户需求,做到量身定制,实现情景化、点对点传播。[3]立足于此,个性定制和智慧出版将越来越普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互活动会更加紧密、便捷,知识产品提供商和用户之间的交流互动也将更为方便、频繁。
二、价值引领:主流价值与文化自信的话语逻辑建构
随着5G 时代的到来,碎片化、可视化阅读成为一种阅读新风尚。在“人人都是出版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思想广场上,需要统一战线的引领力量,凝聚好共识,调配好旋律,控制好节奏,把那些杂乱无章的音符谱写成雄浑壮丽的乐章,而要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发挥出版的文化引领功能。除了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体现国家意志之外,出版还应紧扣时代主题,扎根人民,引领社会发展,在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展示华夏风采时,做到政治性、人民性、主题性、主体性、历史性、时代性、艺术性的完美融合。
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体现国家意志为己任,出版要传播主流思想,建构主流话语的叙事模式。在思想多元、文化多样的后真相时代,各种杂音不断侵蚀着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在5G 视域下,高速率、低延时、大带宽、高安全的人机互动机制使得UGC 模式越来越普遍,流量阅读成为时代主流,不少网民只注重情绪表达,不关心事实真相,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主流思想的传播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截至2020 年3 月,中国网民数量达9.04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最大,高达8.97 亿,占网民规模的99.3%。[4] 面对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想要引导好、组织好、建构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就要求出版业具备高度的责任意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立足国家意志和人民立场,彰显主流价值和时代精神;充分运用网络平台、手机App 等多种出版媒介,将党的声音、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立场传递给广大网民,以此增进政治认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5],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5G 技术视域下,出版业应将选题的触角延伸到革命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革命文化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出版更多能展现中华文化精髓的“精神遗产”,激发阅读热情,彰显文化自信,以此增进民族认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在5G 技术视域下,出版既要提供展现“高峰”的精品力作,对国家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表达应有的关切,同时还应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提供“高原”产品,发挥价值理念的引领作用。在出版的选题策划中,应注重主流核心价值观的落实、落细,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和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体系建构融入出版事业的发展进程中,积极传播正能量话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以此增进社会认同。
5G 技术视域下,出版业应抓住内容生产者与内容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连接,找准消费者知识焦虑的痛点和渴望知识提升的诉求,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的知识元素,紧扣时代主题,引领社会发展,实现5G 视域下从“流量价值”转为“内容价值”。
三、知识服务:即时场景与沉浸体验的生态链条建构
在5G 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出版业应更加注重提升知识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更加关注知识服务带来的生态出版裂变与重塑的格局。比如,新世相努力打造自己的服务平台,将其定位为“知识陪伴”服务;知乎Live则是着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知识服务体系,力图从“市场”升级为“大学”。这些平台的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知识付费向知识服务的转变是出版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是,从出版知识付费产业链条的现状来看,许多平台只是停留在选题、加工等环节[6],尚未形成服务、传播、重购的完整服务链,无法为知识用户提供即时场景的沉浸式体验。随着5G 技术的不断升级,用户的消费需求不再局限于实物形态,他们已经开始寻求基于知识本身的、更进一步的“服务”与“体验”,显然,出版业应根据用户的消费需求,适时提供相应的知识服务和场景体验。诚如有学者指出,知识服务是当前出版领域融合发展的深入与扩展阶段,亦是实现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7]
一般说来,出版业的知识服务应注重三个方面。
一是角色转换。5G 时代,出版业除了要服务好“实物用户”外,更要服务好“流量用户”,为用户提供令人满意的知识服务,使得用户愿意购买该项服务。这就要求出版商从产品生产商转型为知识服务商。产品生产商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出版行为是单一、单向的,所提供的服务也局限于内容制作和发行层面,此类服务的主动性、交互性不够,一旦进入发行环节,产品销往何处、用户评价如何等数据往往无法实时跟踪,导致生产商销售数据不精准、用户诉求难以追溯等问题,这显然不能满足5G 技术视域下流量用户的场景体验需求。因此,出版机构转变角色,改提供为服务,参与用户阅读、体验的全过程,是5G 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方向和目标定位。
二是内容升级。在5G 时代,出版的目的之一在于帮助消费用户完成其学习目标,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提供体验式、沉浸式、智能化的学习任务,使得用户能够在时间、精力上达到“深度学习”。这就要求出版业在内容生产上从文献服务、情报服务转换到知识服务。印刷时代,出版商主要是通过有形的文本为读者提供阅读服务,文本即服务;信息时代,出版社主要以数据库的形式为读者提供阅读服务,数据即服务;5G 智能时代,出版既意味着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也蕴含体验与参与行为,知识即服务。5G 技术视域下,知识服务的内容不仅是有形的文本形式、无形的数据形式,还是多层次、综合性、体验式、沉浸式的服务体系,其中既包含知识本身的信息服务,又包含知识产品、知识解决方案在内的服务,服务形态也不再是单一化、泛概念化的样式,而是涵盖了出版智库、知识付费、在线课程等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样式。这种从有形到无形、从无形到多元的知识服务模式,正是5G 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在服务内容升级方面抽象和提炼后的写照。
三是服务保障。除了转变角色、内容升级之外,出版机构在打造知识服务这一功能定位时还应该保障服务的可持续性,以增加用户黏性,比如为用户搭建社群,鼓励用户分享出版物,从而推动用户的二次购买乃至多次购买,或者通过服务用户的持续体验,进一步将出版物传播给其他用户。这种可持续、沉浸式的后知识服务体系,正是5G 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所需形成的生态链。
四、技术赋能:平台建设与技术融合的传播路径建构
人类正在迈向一个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5G 技术的出现将催生和创造更多新的场域。出版业想要向知识服务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内容资源整合加工技术为后盾,对知识服务平台的结构化知识和生成数据进行有效加工、整合、利用,并借助技术和平台来深度挖掘受众需求,进而提供精准的知识服务。这一进程的成功实现,显然离不开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平台构建技术、信息传播技术等新技术的核心作用。[8]
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迈入技术赋能新阶段,出版业不再仅意味着出版发行纸质版及电子版出版物、搭建数据库等工作范畴,而是开始以各种新技术手段赋能,不断研发出版链新样态,拓展出版物新形式,界定出版业新边界。这些新样态、新形势、新边界的获取路径、价值提升和功能实现,得益于网络传输的高速率、阅读终端的便捷化,得益于交互体验的愉悦感、支付渠道的安全性,得益于受众群体的惯习性、阅读经历的多样性。
莱文森将“新技术”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即玩具、镜子、艺术。在他看来,内容只是为技术服务的载体,只有技术达到艺术阶段,才能复制现实、重组现实,此即技术的赋能。[9]同样,在出版业中运用的早期技术,往往被当作一种“玩具”,内容与技术处于隔离状态;当“玩具”逐渐转变为“镜子”之后,消费者的情感体验取代了技术本身,他们开始关注现实内容,并与现实交互,内容与技术互渗互透;进入“艺术”阶段后,技术不仅能够反映现实还能够超越现实,消费者完全沉浸其中,体验技术赋能带来的内容提升。因此,在5G 技术视域下,出版业若想实现知识服务用户、思想引领时代的愿景,需要遵循数据思维、用户思维、平台思维、共赢思维,利用新技术为出版赋能,加强平台建设。
五、全球场域:出版“走出去”与“走进去”的国际话语建构
全球场域(global field)是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在论及全球化、本土化时使用的一个研究概念。他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全球化进程,指出全球场域由四个要素构成:民族社会、个人或者自我、民族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诸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总体意义上的人类或者全人类。[10] 不难看出,罗伯森的全球场域概念既强调了国际政治与文化交流的趋同化,也强调了民族、个人、社会与世界体系的交融性。[11] 因而,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明对话为课题,中国出版同样应该走出国门,踏上全球化进程所搭建的舞台。
无疑,5G 技术视域下,出版走出去的使命、策略、方针既包含了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的话语表达诉求,也承载了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话语使命,同时还涵盖了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文化普遍主义愿望,而这些使命、策略、方针的达致,显然离不开出版业的全球场域。换言之, 5G 时代,全球场域的理念可以而且应该是出版走出去的逻辑起点与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实现路径。
目前,在国家政策扶持和有关项目推动下,出版走出去已取得一定成就,但是,“走出去”并不等于“走进去”,出版全球场域的话语表达依然任重道远,面临很多难题,如协作机制欠缺,国内外政策衔接力度不足,数字出版走出去专项支持项目偏少,国别区域研究精细化不足,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欠缺,主体内生性发展不足等[12]。这些现实困境给出版全球场域的话语表达带来严重影响,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阐释中国智慧。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出版全球场域应该建立在数字化思维基础之上,利用好5G技术特征和优势,按照数字化、移动化、技术化与个性化、场景化、人文化融合发展的模式,将传统出版走出去战略和新兴技术融合创新,逐步发展出新的出版全球场域形态。这可以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具体展开。
在国家层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组织出版专业人才进行精准化、精细化市场调研,主动研究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关于出版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出版企业的运行模式、营销渠道等,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以建立和完善对外出版协作机制;借5G 技术逐渐普及之东风,探索音频、视频等新兴传播方式,加快对数字化、技术化、移动化走出去项目的布局与研发,积极推进个性化、场景化、人文化的出版融合模式,主动对接国际市场,构建中国特色的出版全球场域与中国话语国际表达;利用新技术优势,探索并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出版评估体系,实现政策扶持的可持续、国际化发展。
在企业层面,精准把握世界各国在出版产业链各环节中存在的差异,主动研究分析出版物投放国家或地区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借助5G 技术优势,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定制化、智能化、个性化的出版产品和知识服务;立足自身出版优势、产品优势、区位优势,以及资源特点,破除政策依赖思维,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场域出版竞争力;依靠内容、平台、人才、服务四轮驱动,结合5G 技术的普及应用和国家相关政策项目支持,提升出版全球场域的内容研发与生产能力,积极搭建既符合国际市场竞争要求又符合目标投放国读者需求的服务平台,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视野的著者、译者、编辑,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版企业在全球场域中的活力和合力,形成集聚效应,塑造品牌形象,主动传播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
六、结语
5G 技术视域下,出版工作不再意味着简单的生产加工和消费投递行为,而是涵盖了对出版内容、出版形式、阅读体验、营销方式等的创新要求,以解决为谁出版、如何出版、如何传播等问题。这就需要出版人依据未来技术场景变化对出版资源进行提前布局和加工,基于用户中心、价值引领、知识服务、技术赋能等维度,重新归纳、重组、优化既有内容资源,广泛吸纳、借鉴、融合来自互联网终端的信息资源,消除信息壁垒,打破单一服务,回归用户中心,推进出版格局的重构与深化,从而更好地助推我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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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罗兰·罗伯森. 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和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6.

[11] 张丽燕,韩素梅. “全球场”:出版走出去的逻辑起点与路径层次[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4):131-135,139.

[12] 裴永刚. 出版“走出去”政策和项目现状、问题及建议[J]. 编辑之友,2020(4):47-52.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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