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真行乃使有真知。非如一番哲学，可由逻辑辨证种种思考方法推演而得。道不远人，为人之道，即各在其当人之身。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此道即近在颜子身上。孔子之教颜子，只教其即以己身自治其身。力行有得，境界自到。此乃孔门之所谓道。孔子答其他弟子问仁，亦如此例。一部《论语》，全要如此读。开首即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时习，即应是读者己身之道。只要身体力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乃只用孔子思想体系哲学观点等新名词新目标来研读《论语》，把读者自身搁放一边，则孔子精神，岂所易得。至少是隔了一层厚膜，难于通透。要之，《论语》一书，竟体是一种教育思想。读其书，当如听孔子之耳提面命，乃为真切。读《墨子》，便该知墨子如何教人兼爱。读《老子》，自该知老子如何教人慈，教人俭，教人不敢为天下先。当求自己如何来学得此三宝。读《孟子》，便该懂得如何动心忍性。读《庄子》，便该懂得如何以逍遥游的胸襟来处人间世。此等皆是诸家之所谓“道”，莫不有一番人生实际工夫，亦莫不有一番教育精神寄放在内。故读者亦须把自身放入，乃可由此有得。苟有得，其自身即为一得道之人，乃可本其所得转以教人。师道从人道中来，师道不熄，人道亦不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悠久广大，日常日新，所系在此。今人自好以新观念衡评旧传统，于是孔、墨、老、庄皆成为如西方般一思想家与哲学家，而今天的我们则自有另一套教育上的新思想与新方法来领导后进。如此则中国三四千年来之文化积业，岂不将随而消失不复持续。此是一大问题，值得我们之警惕与研讨。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