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高于天——开国中将丁秋生忆红军过草地时的干部团收容队

一九三五年八月，部队在毛儿盖短期休整，准备通过荒无人烟的草地。那时，我在中央红军干部团一营任政委。干部团是由中央苏区时的两个步兵学校、一个政治学校、一个特科学校(后并入红大)组成的。我所在的一营，原是红军的一个步兵学校，绝大多数学员是经过五次反“围剿”战斗洗礼的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

长征中，我们干部团实际上就是中央警卫团，一直跟随中央机关行动，担负着警卫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的光荣任务，每当在战斗中遇到危机，又总是调干部团冲在前面，如在四渡赤水、抢占皎平渡等战斗中都是如此。

过草地前，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交给我一项任务，命令我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过草地的团收容队。我和营长李荣同志商量后，决定由三连担负这个任务。我们向三连党支部传达了团首长的指示，根据上级交代的任务，和干部们研究了过草地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克服的办法，接着由指导员作了动员。

听说了团首长交代的任务，干部战士情绪十分高昂，纷纷表示，为了北上抗日，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困难再多再大，也要克服它，战胜它!

出发的前一天，为了多储备一些粮食，我发动大家去采蘑菇，谁知有些蘑菇有毒，吃了以后，全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同志上吐下泻，躺倒了。当时红军缺医少药，连最普通的红汞、碘酒都很少，哪还有什么止吐止泻的药呢!第二天，先头部队走了，三连只好继续原地休息。

先头部队进入草地三天了，许多同志还是吐泻不止，当时，我心里真是焦急万分。再停留下去怎能完成收容任务?遇到少数民族的武装袭击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况，大家只好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向草地进发了。

进入草地后，原先预料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还出现了许多没料到的新困难。我们在一望无际的草地前进时，既要沿着先头部队的脚印走，又不能完全踩着先头部队的脚印走。因为离开先头部队的脚印走，怕迷失方向；而踩着先头部队的脚印走，就可能一脚踩下去脚拔不起来，越急越使劲，人越往下陷。

草地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是一望无边的草原，难辨东西南北，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都是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人也不易保持平衡，经过大部队的行军，许多地方草茎断裂，已经很难承受一个人的重量了。

记得我们进草地的第二天下午，有个小名叫刘小伢子的战士，陷进了泥潭，他越急越使劲扒，人越往下陷，很快就陷到腰部深了，班长急得不顾一切地上前去用手拉他，谁知一拉，两人一齐往下陷，就这样，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俩牺牲在泥潭里。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总结了这个教训，告诉大家再发生这种情况时，要用绳子拉，棍棒牵，被陷的同志要沉着配合，不能挣扎，要慢慢地使劲拔腿。同时，我们组织体质稍好的同志，沿着先头部队脚印的方向，在附近另辟新路，这就避免了陷没在泥潭中的危险。我们行走在草长过腰、水深齐膝的草地里，真是步步难行，每个同志的脚上、腿上不知被划破了多少血口，打起了多少血泡，每前进一步都要消耗很大的体力。

开始我们每天能行走五六十里路，后来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有时只能行进十几里。过草地的第四天，三连有名的“铁老表”、开展体力互助的积极分子、副班长老高，由于又饿又累，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同志们上去搀扶他，呼喊他，他微微抬起右手指着前方，吃力地说：“我不行了……你们……”话还没说完，就牺牲在草地上，牺牲时他的背上还背着战友的一个背包，他一直扛着的那挺捷克式机枪，也滑落在他的身旁。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同志们拔了一些青草，覆盖在他的遗体上，默默地向他脱帽致敬，然后互相搀扶着，又继续顽强地向前走了。

过草地前，连队装备了够吃七天的青稞、糌粑和野蒜等，原先打算，只要路上能找到吃的，就决不动用它。但是，随着收容人员的增加，特别是大部队通过后，已经很难找到可以吃的东西，尽管大家精打细算，合不得随便吃一口，到了第五天，准备的那些干粮就已经全吃光了。

为了走出草地，我提出把我带来的那匹马杀掉吃了，可是，许多干部战士都不同意，他们说：“政委，你是带队的，这匹马一路上你自己很少骑，它一直驮着病号和病号的东西，救了不少的战友，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还用得上它。”说实在的，我内心哪里舍得杀掉这位不会说话的战友呢!可眼看同志们挖些不知名的野草和着草地的水下锅，吃起来又苦又涩，吃了以后，不是胀肚就是腹泻，一个个面黄肌瘦，行走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忍痛下决心把马杀了。

谁知在分马肉的过程中，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事情是这样的：伙夫同志想到连里几个干部早把自己的干粮让给了收容来的同志，几天来又一路操劳，体质比其他同志更差，所以就多分了一点给连部。通信员小刘高兴地把马肉切成一块块煮熟了，可是连里几个干部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人员多，病号多，这马肉我们不能要。”连长还风趣地对小刘说：“干部干部，只干不补嘛!”这一来，急得小刘把司务长找来说情，可是连长、指导员还是坚决不要。

消息很快传到了同志们中间，有的班长来提意见说：“连长、指导员带头不要马肉，我们班的马肉也分不下去了。”有的班拿着马肉到连部“请愿”说：“连部的马肉可以交给伙房，我们的马肉也可以交给连部。”还有一些同志来找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政委，干部是我们的带路人，我们不能没有他们，你下命令要干部把马肉留下吧!”

是啊，在这饥饿断肠的日子里，一点马肉确实是关系着一个人的生命呀!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想的却是别人，全不考虑个人安危，这是多么高尚的风格，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啊!我说服了连里几个干部，和大家一样留下了一份马肉，但事后知道，几个干部最后还是把马肉让给了沿路收容来的同志。

在这次分马肉的风波中，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刚满十八岁的司号员郭亭，他是带病向草地进发的，一路上又饿又累曾几次昏倒，分马肉的那天，他已有一天多滴水不进，生命垂危了，小刘把马肉端到他面前，对他说：“好香的马肉，吃上几口，病就会好，就能走路了。”小郭感激地望了望，但是说什么也不要，小刘告诉他，每人都一份，而且指导员讲：“吃下马肉是任务，共产党员要带头。”他才收了下来。

可是，郭亭同志哪里舍得吃昵?当我带着我的一份马肉去看他时，他捧出了自己的那份马肉，还捧出了半茶缸野菜，使尽全身力气，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政委，我没有完成任务……留给首长和同志们吃吧，走出草地……”我望着小郭充满孩子气的脸，听着他感人至深的话，激动地强忍着自己的感情劝慰他，鼓励他，他只是点着头，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不多久，便停止了呼吸。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是阶级兄弟，想到的是献出自己所能贡献的一切，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呢……我想着，想着，泪水禁不住夺眶而下。

在茫茫的草地上，空气稀薄，气候多变，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狂风暴雨，一会儿冰雹劈头盖脸打来，这种情况几乎天天都要遇到。饥饿、疾病、疲劳、死亡时时威胁着每一个人，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把党支部委员召集到一起，一边艰难地走着，一边商议着怎样战胜困难，把部队带出草地。

会后，支委们分头向党员、骨干作了布置。于是，体质稍好的同志由干部、党员带领，加强了行军的先头和后卫，既掩护部队，防敌袭扰，又继续担负收容，不让一个还有一口气的同志掉队；同时，把几十位收容来的同志组织起来，编成班排，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小组，加强宣传鼓动，坚定大家走出草地的信心。

党支部还发动党团骨干，开展体力互助，提出了“我们都是亲兄弟，友爱互助出草地”的行动口号。大家纷纷表示：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就是爬，也要坚决爬出草地。

正当我们面临绝境，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团首长派出了马队、担架队，带着粮食接我们来了。同志们在那样的情况下，真好像孩子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母亲一样，感动得热泪滚滚，从内心发出“我们得救了”，“感谢首长，感谢党”的欢呼。我们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的草地，跟上了大部队。

丁秋生同志简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1915年11月9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莲花桥区塘家冲谢家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因家庭生活艰难，随母亲举家搬到江西省萍乡安源镇。10岁到一私有煤厂当小工，13岁到安源煤矿六方井矿当童工。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入红军大学第一期政治科学习。曾任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连政治指导员、红9军团第14师第41团政治委员、红3军团第5师第13团中共总支书记，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在广昌保卫战中负重伤。长征中曾任中革军委红星纵队直属政治处民运干事、军委干部团营政治委员。到陕北后，任红15军团第225团政治处主任、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第73师第218团政治委员。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抗大政治部股长、队长兼政治指导员，第三分校政治部科长。1940年8月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政治委员。1942年赴山东，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旅政治部主任、鲁中军区第4团政治委员、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曾参加第二次讨伐伪军吴化文、攻打泗水县城和对日大反攻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山东野战军第8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22军政治委员。先后参加宿北、鲁南、沙土集、孟良崮、鲁西南、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1948年3月在洛阳战役中，和代司令员孙继先指挥所部第8师一部以炸药爆破，连续摧毁18道工事障碍，首先突破东门，接着指挥纵队主力从东门突破口攻入城内，协同兄弟部队歼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等部共2万余人，俘其师长邱行湘。第8师第23团第1营在战役中首先突破东门，为后续部队开辟通路，战后被华东野战军授予“洛阳营”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任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浙江军区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南京军区干部部部长。1956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1964年因病离开工作岗位休养。休养期间，坚持读书学习，对自己战争年代保存的工作笔记进行整理，以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源泉》，再现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思想改造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1978～1983年任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是第四、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1月4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