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21）

三江有月《骗不死人》（21）

又扯远了，继续说慧思治水。

虽然我们刚才乱扯了好久，但那和尚摸白虎的脑袋时间并没有多久，顶多一分钟左右，那白虎就有动作了。

白虎爬过去，把慧思手持的禅杖拱平，把另外一头衔在嘴里，带着慧思往庙里走，一直把慧思带到般若寺的后面。

人们远远的跟着，看到白虎把慧思带到庙后的一处坡地，把禅杖的一头放在地上，大啸数声，然后跃入山林，迅速不见。

慧思再次招来众僧，在禅杖所在地进行开挖，又成了一口水井。

钦差继续赐名曰虎跑泉（这个名字似乎也泛滥得一塌糊涂）。

井差不多了，慧思布置智无率众僧连夜进行后续工程。等到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寺院里好多地方都有竹子做的水管，一抽卡口就有水流出来（这个是否是人类最早的水龙头，我一直没抽出时间考证），连菜地里都接上了自来水，两口水井那里自然也处理得漂亮干净，井口也砌上了石头。

据我所知，这是人类最早的大型自来水供应系统之一。

当然，我们知道，关于这个更能体现佛祖人文关怀的虎跑泉水井地址发现过程，首功同样是那位智无大师，实际上，那只白虎也是智无大师装扮的，反正天也黑了，旁人离得远根本就看不清楚。

我知道的慧思治水大体就是这样的。

有人说了，挖个水井就叫治水？

这个根本不奇怪，就算现在依然算，前不多年，我们有位水利部长，整天就念叨着“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我们小学一篇课文的题目，把他修成功但没搬进去的办公楼以外的水利基金拿到西北大山里打井，不管那些又大又深的坑里出不出水，都体现着浓郁的人文关怀。

当然，我心目中的治水，倒一直落在治理大江大河上，所以我从来就不打井，更没有那所谓的打井立碑的念头。

当年，我离开三峡前往溪洛渡的事情有些眉目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长诗，后来每回看这首诗，不禁还是要大大自我感慨一番。也许是自己的感慨多了，也就懒得强行抓着人家一起去感动。

当然，强行抓着领导、重要人物和相关群众一起去感动是符合时宜或者说当今的惯例和风尚的，几乎所有的先进材料都是基于这个中间目的而布局、编撰和修订的，以达到大家心里都有数的最终目的。

而我写这样的东西，大抵就不准备拉他们了，也许看在我讲了这么多好玩的故事的面上，在座的愿意当做好玩的东西看它一眼几眼的，当然，谁如果一定要感慨或者感动一下，那也很正常，不会感激涕零。

那诗是这样的：

古风—坝上

久做红尘客，号称山水郎。位难居一事，诗易过千章。入夜生游兴，霏微亦未妨。驱车临坝顶，重拾少年狂。三峡有奇峻，恬然气自昂。千秋之浩淼，隐逸在高塘。天幕成倾盖，云头下岳阳。绵连数百里，一气正苍苍。谁执青砼盏，殷勤向我觞。欲斟波万顷，沉醉水中央。缓缓穿烟瘴，灰灰几近盲。偶然疑路断，忽又见昏黄。终尽泄洪右，停车眺八方。冥蒙之破碎，扑面竞腾骧。寂定之山影，虚无不敢忘。我知山淡泊，不屑我张扬。闭目求心静，孤身伫立长。安全帽作伞，烟雨线如芒。汩汩生幽意，单衣渐觉凉。巍巍绝高处，体泰似飞翔。四下皆明矣，云烟不使藏。东南悬默片，峡谷荡寒璋。汹涌事重启，河流如换行。自然时代谢，人力偶能当。大泽之吞吐，圆融比盛唐。涛声徐入耳，疑是奏潇湘。断续浑如梦，声声向禹王。百川皆未废，可许说寻常。江上知音者，莫如张子房。楚歌今已歇，无事足牵肠。算彻功名册，一般谋稻粱。轻风何絮絮，似与我商量。月最新春好，川江合夜航。十年霜两鬓，万册蚀灯旁。下笔犹豪气，凭栏莫感伤。浮光湿我影，冷冷折青墙。

说到治水，其实还有个人比前面提到的大禹更让人喜欢，通常，我们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冰。

实际上，在留下的秦朝典籍中，对于李冰这个人没有任何的记载，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才第一次提到这个人：蜀郡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于成都之中，此渠可以行舟，有余则用于避浸，百姓享其利。（这个事情，说的当然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都江堰了；沫水，大抵就是岷江，也有人说是青衣江，还有说大渡河的；而穿于成都的二江，应该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府河和南河了，但也有人说是另外两条。）

一直到过去两百年左右的《汉书》中，班固才给这个加了个姓氏：李。（关于这个姓李的问题，后来也有许多说法和疑似证据，我却总想起唐朝李贺那句“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的诗来，实在是有才得一塌糊涂。）

和当下流行的揭秘一样，事情总是越远去越清晰。

对李冰如何治水喋喋不休介绍经验的却是六百年以后东晋常璩编撰的《华阳国志》，书里大肆宣讲李冰如何放火烧山烧掉坚固的岩石，凿了一个引水口（宝瓶口）、形成离堆（分出去的那部分），而打通玉垒山，使岷江水能够畅通东流，如何实现深掏滩低作堰的战略部署，鱼嘴分水堤如何调节分水，飞沙堰如何排沙，终使岷江的水患得到了治理，从此，蜀中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成都也成了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天府之国中心。当然，这本书里也没有怎么提到李冰其人籍贯生卒升迁之类的事情。

后来的一些故事往往是从《华阳国志》这些书开始演绎出来的，他们让李冰治理了多处水患，还开创了最早的井盐工业，又有了一个儿子，那儿子可能就是前面提过的那个和孙猴子杀得不可开交的二郎神的某一个变种，甚至他自己还成了一个会法术能下河杀妖怪的家伙。

几十年前，几个大学教授决定研究点什么以成就点什么，他们选择的就是都江堰何时建成这个话题，经过他们长时间艰苦而无效的考证和讨论，最后达成共识，约定了某个时间作为结论性意见，并且得到了所谓学术界和有关领导的承认，于是，有关部门就在照壁上大书“都江堰建于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

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根据现存典籍，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之后没有修那座著名水利工程的任何直接和间接证据。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历史到底是怎样写成的。

从刚才的论证中，我们已经知道，其实，关于李冰的任何一切文字，包括那个最著名的太史公留下的文字，实际上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我能够真正确认的，只是大概是秦国或者之前的某个人在某个时候在成都灌县这个地方真的给我这个行业留下了一个无可挑剔、至今还能使用的典范工程和文物精品。

更深意义一点说，那是人类第一次对长江干流进行了主动性的干涉，是一次无比成功的破坏自然。

（岷江长期以来就被当作了长江的干流，虽然明清以后人们把金沙江认定为长江干流，但丝毫不妨碍古人的伟大，当然，可能也因为这个原因，为了不让李冰他们遗憾，我目前就正在现在的长江干流金沙江上破坏自然。）

和大禹被动性治水不同，这个工程一开始就有非常明确和积极的谋取利益思路，并获得了充分成功。不管当时有没有预算要谋取两千多年的利益。

应该说，对于李冰这个名字，我认为也许是个许多人集合后的代号，但一直把这个名字或者代号当作我这个行业真正的祖师爷，或者说，大禹和他就类似著名的江西诗派搞的什么远祖（陶渊明）和近祖（杜甫）。

在那些专家眼里，和我讨论这样的问题大概真的就要成与夏虫言冰了。同样的原因，我也一直装着认同他们那样的说法，当然，如果我哪天混到要靠卖写现在这样的东西过日子，抑或我的名气某天和他们差不多甚至大过他们，那又另当别论了。

我去都江堰的时候，正好有些微微雨（真不知道，怎么我老赶上雨），特别是走在那摇晃着的安澜桥上，冷雨如芒，确实适合于发所谓旷古之幽思的，自然就想把真实想法说出来的意思，便有诗云：

七律—过都江堰

江是茫茫羌雪化，烟经漠漠古今凝。

飞沙低堰擒龙始，分水离堆荫蜀兴。

即便英雄真姓李，但由史记独言冰。

安澜桥寂时飘雨，玉垒山青总似陵。

而我去乐山看大佛的时候，就蛮有把李冰当成自己人或者以现代李冰自居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乐山的大佛，也知道那里是著名的三江汇合之处，那三条江就是前面说过的岷江、大渡河和青衣江，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乐山有个比都江堰大得多的离堆。那离堆叫乌尤山，原来和这边的凌云山是一体的，传说后来是李冰为了减少水患，用在都江堰用过的办法把中间打通，修了一个很大的泄洪道，使三江之水可以不用拐太大的弯就可以流下去。这个事情，不少典籍中有记载，但都不是太详细。

记载得详细的当然是那个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乐山大佛的修建。

在李冰搞完传说的泄洪道工程之后差不多一千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唐明皇折腾的被历史叫作开元盛世，乐山大佛工程在筹备十几二十多年后宣布正式开工。

乐山大佛开凿的发起人是海通和尚。海通本来是贵州人，在家乡一带出家多年，名气也没怎么混出来，就决定跑到这个叫嘉定亦称嘉州的地方念经，争取混个好前程。于是，海通离乡别家，来到凌云寺，并且混成了方丈。

凌云山下乃三江汇聚之处，每当汛期有山洪暴发，三股洪水合起来直扑山脚绝壁，卷起千堆雪，声势还是很大的，就算有旁边李冰的泄洪道，也不能确保绝无毁坏农田、倾覆舟楫的事故。

海通和尚觉得这是个可以炒作的概念，就满世界吆喝，说江水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莫大的妖怪在水里兴风作浪，如要制服江水，必须镇住水妖，要想镇住水妖，只能开凿一尊大佛，佛法无边，灭这么个水怪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实际上，海通和尚原来在贵州搞过几次寺院改造工程，也苦读过几本水利方面的书籍，大体相当于一个有一些经验的工程师，他早就知道，大佛建成与否减少水患没有必然的影响，但开凿过程出现的岩石下江肯定会形成一道长江护岸，对抑制那急流冲山也就是所谓的千堆雪是有相当作用的，起码从现象上就有很大的改观。至于以后大水来依然如故的死人破财，海通也想好了退路和对策，反正佛家也是讲因果的，大佛肯定不需要管水妖之外的报应之类的情况。

海通的设计相当宏伟，那佛像用的是弥勒佛坐像，佛像和两百多丈高的山一样高，宽也有近百丈，工程大得一塌糊涂（估计工程小了，凿出来的石头也不够护岸所需），后来所谓“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说的便是这个。

当然，海通搞的这个弥勒佛像，和后来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大肚能容的笑和尚完全不同，长得基本和如来佛一样，实在是庄严得一塌糊涂。

实际上，在海通和尚那个年代，弥勒佛根本就不会笑，他作出一副笑天下可笑之人的模样是在五代之后的事情。

弥勒原本是姓，梵文为Maitreya，读起来大致是梅达莉亚或者梅但利耶，甚至有些象西方基督教圣母玛丽亚的读音。而弥勒的名字叫阿逸多，意思大概是“无能胜”。据说此佛常怀慈悲之心，故又称“慈氏”。弥勒之读成弥勒，是从新疆的一种叫吐火罗语的古老语言音译过来的，而那古老语言之中的弥勒原本却是根据慈氏意译的，于是就这么扯远了。当年的玄奘就准备把弥勒回归梅但利耶的称呼，只是没有成功。

因为弥勒佛是如来钦定的接班人，所以也称未来佛。弥勒佛是中国民间普遍信奉、广为流行的一尊佛。弥勒与释迦是同时代人，后来随释迦出家，成为佛弟子，但比释迦死得早。据说释迦曾讲，弥勒离开此世间后，将上生兜率天宫，在那儿与诸天演说佛法，直到释迦佛灭度后五十六亿六千万年（按天上的时间算是四千年）时，才从兜率天宫下生，来到人间，到那时，弥勒将托生于某城中一个名叫某某的大臣家中，降生、出家、成道、说法，其经历一如释迦牟尼佛，成佛后将在华林园龙华树下三次说法，广度众生。弄得有鼻子有眼的。

在我国，弥勒信仰的流行蛮早，实际上，佛教最早进入中国，主要就是弥勒信仰。现在的甘肃炳灵寺石窟中还有西秦时侯绘制的弥勒像。五代、宋以前的弥勒像，主要有菩萨形和如来形两大类，分别根据《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创作。菩萨形的弥勒像主要是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宫为诸天说法时的形象，长得漂亮而清秀，这时的弥勒像是菩萨装束，两脚交叉而坐，或是以左脚下垂，右手扶脸颊的半迦思维形，表示弥勒在兜率天宫等待下生的情形；而如来形的弥勒像则是下生成佛后的形象，与释迦佛的造像没有多大区别。大致从北魏开始，中国逐渐流行对弥勒下生的信仰，同时也开始出现穿上佛装的弥勒佛像。海通的设计图纸就是按照这个来的。

而我们通常看到的笑口弥勒佛像，其实是按照一个名叫张契此的和尚形象塑造的。

契此和尚是五代时明州(今浙江宁波)人，他出生的那个村就叫长汀村，所以又自号长汀子。（从取这号来看，估计这个张契此也没多少文化。）这斯经常手持锡杖，杖上挂一布袋，出入于市镇乡村行乞游化。他身材矮胖，大腹便便，且言语无常，四处坐卧。据说他能预知晴雨，与人言吉凶颇为应验，后来也混了许些名气，许多人都知道有个布袋和尚。

当然，布袋和尚最成功的炒作反倒是他死的时候。大约是公元九百十几年，布袋和尚坐化于明州岳林寺，死前留下一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于是，岳林寺的和尚认定他是弥勒转世，为他建塔供养。到宋朝崇宁年间，岳林寺开始为他建阁塑像。此后，江浙一带就逐步流行一种按布袋和尚形象塑成的袒腹大肚、喜笑颜开的笑口弥勒像，并将他安置在天王殿中，令人一进山门就有皆大欢喜的感觉，深受世人喜爱，大大提高了各庙宇的经营业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后前门大肚弥勒的布置就成了所有寺庙的定制。 

杭州灵隐寺前飞来峰上五代、宋元时所刻的各种佛教造像中，就有这样一尊弥勒像，所雕的弥勒佛像倚坐于山崖上，光头现比丘相，双耳垂肩，脸上满面笑容，笑口大张。身穿袈裟，袒胸露腹，一个按着一个大口袋，一手持着一串佛珠，乐呵呵地看着婆娑世界的各色人等。

灵隐寺开山那和尚慧理是个洋人，来自西方发达社会的天竺，大抵是佛的代言人，他一看飞来峰（当时不叫这名），就说：这就是从须弥山飞走的那小峰，在天竺时，多有神灵隐于其间。于是建庙，于是得名。不过，我到那个长得跟大个儿的太湖石假山一般的著名所在的时候，总觉得那谎扯得不是最精彩，心想如果在那一线天里还能弄点佛家名堂出来么，或者能让我小小佩服一下的，于是便如布袋和尚一般的笑，随后口占一绝：

佛曰是飞来，

森然石一堆。

早知峰有隙，

依隙设莲台。

说到灵隐寺，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康熙皇帝给它改名字的故事，当时康熙答应给寺院题匾，大概也喝得有点高，一笔下去，就让这个“靈”字的雨部占了纸张的三分之二还多，下边那么多笔画没法安排，正没主意的时候，有个善于拍马屁的官员手上写了个“雲林”，装作磨墨来解围，这样，灵隐寺就多了个云林禅院的名字，但似乎一直就没叫开。

灵隐寺的风物，我感觉稀奇的不多，除了门口飞来峰的弥勒，就只有大雄宝殿里那号称东南第一高的佛像让我惊讶了一下，毕竟那东西有将近二十公尺高，倒也巍峨雄峻，气势逼人，似乎比那飞来峰要很高一截，（其实要矮不少，主要是气势足，任何东西，一旦有了气势，总不免有高大的感觉）。刚刚说到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灵隐寺这佛可感觉比山高了，自是不凡得很。

我参观大雄宝殿的时候，正好赶上庙里给人作法事，顺口问了导游一句得多少钱一场，那导游估计是对庙里不通过他们就直接搞经营很有意见，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贵得离谱，还大肆批判灵隐寺贪图钱财。我知道，那些得了道的高僧，本不在乎那几个钱的，但收得太少总是有失身份，就随口来了个顺口溜批驳导游：

御笔云林在，

东南佛最高。

法因名寺贵，

未肯限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