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元入侵前夜的两个小人物说起 | 坤濮·早茶夜读606
606| 读城记2020
文/ 坤濮
47岁，曾做杂志编辑
五月读城的主题书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写的著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以下简称《蒙元》）。在这本书里，作者对南宋最后五十年间的经济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对于南宋商业的繁荣，市民生活的多姿多彩，没有吝惜赞美之词，“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此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其它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不过，我想在下面说的是在书中不起眼的地方，使我留心到的两个小人物。
卖菜翁
第一个小人物，是南宋官员范成大写的一首诗里的“卖菜翁”。诗题是《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携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下雪的天气，诗人坐在家里，听到墙外面吆喝卖鱼和菜的人声音凄苦急切，这样的天气生意不好做，可是如果卖不出钱去换粮，一家恐怕就要挨饿吧。大雪没过了小腿，胡子上都有了冰，对于卖菜翁来说，寒冷已经算不了什么，饥饿更难熬。诗的后两句表达了对劳苦低层人民的同情：“啼号升斗抵千金，冻雀饥鸦共一音。劳汝以生令至此，悠悠大块果何心”，卖菜翁的叫卖声多么凄厉，简直和受冻的雀儿、挨饿的乌鸦的叫声没什么两样，苦苦地叫卖，为的是多卖出一些鱼菜。一升一斗的粮食在他看来，就和一千金那么珍贵。生活竟然使人劳苦到如此地步，悠悠苍天到底安着什么心呢？这位士大夫用文字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穷人民鸣不平。
范成大的官职最高到了参知政事，但他的诗通常亲近乡村，用普通人的视角观察生活，在这首诗里，我相信他没有做太多的夸张，墙外卖菜翁的窘境是真实的。《蒙元》书中“城区的普通百姓”一节中说，“由于财富向城中聚敛，再加上农村的贫穷，遂使得农民不断涌向大都会，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生活，并构成杭州人口的最大部分”，“所有杭州城内的普通百姓，不管他们是整日听命于主人或雇主的可怜劳役，还是脚夫、娼妓、沿街叫卖的小贩、卖艺者、扒手或乞丐——都别无生计来源，除了身上的体力和脑力”，“下层人民的大多数，要么在富人的府第里充当佣人，要么就专门供应富人的需求”，“还有不像仆人或雇员阶层那般相对走运的人们，他们和主人或雇主沾不上一点边，只好大多以打工糊口。他们中有的专卖力气如干打杂的粗活、担水、扫街等，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类型的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或者在街头或市场摆摊”。“所有这等小贩，都只能以其辛勤的劳作挣几文小钱，以勉强维持其生计”。
“贫民、乞丐、盗贼、沦为娼妓的村姑以及借助于贩卖极廉价货品来勉强糊口的穷摊贩，露宿在任何能够容身的地方，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的人数每年乃至每月都有很大变化，米价略微上涨，即足以使杭州城内为生计奔波的人增加两倍或三倍”，“杭州城内拥挤不堪的人口，有时会形成剧烈的灾难，导致贫穷和饥饿的程度突然增大”，朝廷只得“每逢大雪或酷寒的天气，或者在大火、洪水、干旱之后，开仓散施大米或钱币”。
范成大做官主要在宋孝宗年间，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蒙元》一书描述的这段时期，但我相信到了南宋后期，大雪中这样的卖菜翁只会更惨。放下手里的书，我特意去其它的宋史书籍里查了查《蒙元》所写的这段时间——1227～1279，南宋这最后52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宋理宗年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前者是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后者主要是端平北伐入洛的军费开支与应付冗官的行政花销。物价腾贵，民生憔悴，人民对朝廷新上任官员寄予厚望，民谚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但他们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为第一义”，对物价虽采取措施却收效不大，民谚失望地说：“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
回过头来，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谢和耐在《蒙元》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论断，“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会倒塌下来”。
湖州卒
《蒙元》一书中另一个给我留下印象的小人物，是谢和耐在书的最后总结性概述时提到的，宋末元初学者周密写的笔记里记载的一个人，是守卫湖州的将士，名叫蹇材望。蒙元大军要来之前，他发誓说自己一定会死，于是做了一块锡制的牌子，上面刻着“大宋忠臣蹇材望”，然后在牌子上缀了两片银，写“有人获吾尸者，望为埋葬”，希望对方把锡牌立在坟头，而银就作为埋葬之资。他每天都系着锡牌到处走动，把这事告诉所有邻里乡亲，人们都很敬他。大军入城的时候不见他的踪影，人们以为他真的投水死了。没想到他骑着马穿着蒙古人的军服回来了，人们才知道他提前一天已经出城迎拜敌军了。
这个人的故事让人啼笑皆非，大敌当前贪生怕死，这都可以理解，但何以要在之前做足了自相矛盾的苦情戏呢？对末世时期南宋居民的性格，谢何耐评价说，（他们）“喜欢炫耀和自我戏剧化”，“他们经常以言词或姿态来代替行动，由此看出了其自夸和不协调”。
抛开末世情结与戏剧化的表演人格是否代表了朝代末日来临对人的心理扭曲不谈，也不论这故事主人公是否有可能是瓦子勾栏戏看多了出现创意之后才发现对自我估计不足，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翻到本书的前面章节去看看南宋的军队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即使是在一般百姓，尽管正是他们最经常的提供兵源，也仍然瞧不起行伍之辈”，“从八世纪末开始，军队便主要从社会渣滓中招募人员，部队不再由义务兵组成，而是由雇佣兵组成”，“全然不守军纪，滥用其膂力及权力，在和平时期，军饷极低的士卒们经营生意，此乃一种传统”，“在13世纪的杭州，士兵们则经营米酒”，“当周围发生战事而供养不足，乡村便会遭士兵抢掠”。
我书架上有一本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翻到“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一节，“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60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20岁到30岁这十年可用，30岁到60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50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越养越多，纪律又不好”。“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这就将宋的募兵制和治理不善问题说得比较清楚了。宋朝在国防军备上面失败，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一直是儒家思想主导，儒家传统是重视和平、反对武力，所以使得在战争临近时一再求和，最终于防御外敌和强国强军上一败涂地。
这两个小人物的故事和经历，呼应《蒙元》书中所谈到的南宋最后这52年社会经济生活图景，在分析南宋大厦轰然倒塌之原因方面，也许正有一种以小见大、知微见著的作用。
书虽然读完了，但是我对于我脑中形成的一些印象还抱有疑问。不可否认，宋朝士大夫在思想和文化上给中华民族留下宝贵遗产。有宋一代，有志子弟都致力于寒窗苦读儒家经典和诗词歌赋，科举成功的文人组成士大夫统治阶层，在获得极其丰厚的待遇同时，从思想和文化上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南宋那繁华的城市生活会不会就像海市蜃楼？大多数人民在农村日夜劳作，交各种税赋，支撑着大城市，由于城市开放程度提高，因此商业繁荣，但这商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有钱阶层的享乐。谢和耐在书中不止一处提到城市经济的过剩，“13世纪的中国大都市，乃是经济出现病态的具体例证。……商业活动不自然的过度增长，也导致了奢侈品贸易的畸形发展”，“要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东南诸路各城市的兴盛就不可能出现，城市的消费量大于其产出”。
为了理解宋朝的成功和失败，我翻阅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宋朝部分、细说宋朝、哈佛中国史等书籍。
《哈佛中国史》宋朝册里说，“有品级的官员人数与所管理的人民的数量的比例一直较低，13世纪初为1∶7500”。——按照这个说法，官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仅约万分之一。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说，“当时的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到底是多少呢”，“南宋的坊郭户（城市居民）的比率多为一成左右，但是镇江和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例外，竟达四成左右。这些地方距离金朝的前线地区近，估计因为军队大量和长期驻扎，为军队提供消费服务的商业和娱乐设施集中，所以相对于后方的农村地区容易出现大规模城市”。此外，我看过宋朝的城市化率为22%、28%、35%等各种说法。大体这样理解可能是没错吧：七八成是农民，两三成城市居民。
但至少是对南宋最后50年的城市化，谢和耐认为，农村的情况太差，逼得人们去城市找生活：“私人田租和国家地租、日用消费品的交易税，国家在某些地区强制执行的盐业专卖制度，凡此种种，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都使农村每况愈下。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人们都拥向城市”。
《哈佛中国史》书里总结道“宋代是一个多阶层的社会，社会的最底层是贫穷的、毫无权势的、每天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们；而社会的最上层的人们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宽大的房屋里面居住着其家人和奴仆，人数超过百人。在这两个阶层中间的是低级官吏、商人和自耕农”，“大量接近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默默无闻的自耕农承担了税赋和劳役。他们确保了经济的繁荣，也保障了其上的富裕阶层的生活安宁，并使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出现成为可能”。——当占人口将近20%的市民阶层（商人和手工业、服务业者），围绕商品流通活动产生的各环节的用工人员，都汇集在城市里，商业繁荣也由此而来。
如果没有蛮族的入侵，宋朝是否有可能依靠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而过渡到一种更高智慧的政治经济形态？虽然承认宋代出现了近代的曙光，谢和耐还是指出：“在欧洲和远东同时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大，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由于划分成了众多的辖区和政权，商人阶级便足以自我维护。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人说，即使没有外族入侵，宋朝也会像其他朝代一样，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宋朝崩溃的真正原因，“在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还是在于外族入侵？这个宋朝之问，虽然没有答案，但是恐怕还得继续追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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