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为什么没能最终守住雅典城邦？｜于若林·早茶夜读650
650 | 读城记2020
文/ 于若林
不想站在墙一边的80后
提到古希腊和雅典，我的第一反应总都是哲学家们质朴又天马行空的世界观阐释和辩论对话，6月份读邻的主题书《肉体与石头》给我提供了一种理解雅典城邦的新视角。在现代人看来，曾经鲜活而富有公共空间的雅典似乎不可思议，因为那里人口规模不大，又有城墙存在，它像是一块封闭的小型社会实验场，那些决定它繁荣或衰败的主要事件，也几乎都发生在城邦内部。
早在伯里克利之前一千年，雅典人就开始筑起城墙保护自己的城市。当然，城墙不是一天就修好的。雅典所在的地理位置本来易守难攻，经历过波斯人侵袭之后，才花费大量人力和工时，逐步被修建成一座封闭的城堡。
正是有了石头的“保护”，身体的裸露才成为雅典人的标志，在城市里他们可以快乐地暴露身体，和城墙外那些无所依傍、四处漫游的野蛮人形成对比和区分。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文明的希腊人认为自己的裸体是值得赞美的，展示自己就是肯定身为公民的尊严。身体的裸露，和雅典城内政治广场上公开集会的表达也相互呼应。
伯里克利赞颂雅典在肉体与石头之间取得了和谐。这种和谐当然不只是形式上的，它还意味着城邦政治与作为共同体的城邦公民之间实现了理想化的民主。这样的雅典不同于野蛮人、不同于落后的乡村、不同于保守专制的斯巴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在执政官伯里克利看来，雅典具有完美的民主制度，卫城最高处宏伟的帕台农神庙是其精神象征，而城堡的围墙是区隔，也是这一切的保障。
然而现实并不像伯里克利设想得那样理想，他过于傲慢和自负了。即使排除了女性、奴隶、农民和异邦人，在公民群体之中，平等、自由且公正的发声和决议依然难以进行，修辞的力量也构成了一种傲慢。过于简单的民主会议设计强化了聆听话语的功能，使所有参加者都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座位固定，无法自由移动，只能沦为被话语囚禁的犯人。
最终，这个看似稳定和谐的封闭城邦因为对外扩张与内部承受力的矛盾逐渐走向崩塌。雅典固若金汤的军事防卫足以抵挡斯巴达的战争进攻，却阻止不了内部人口过度聚集带来的瘟疫蔓延，在这场城市和死神的交锋之中，墙无法为人体的自由裸露提供保护，转而成为制造死亡的容器。
几千年过去，不同国度、地区的人们对民主政治有了更多形式的探索和思考。在新建立的城市的边缘，有形的墙已不复存在，但是无形的墙从来没有消失，甚至越来越高、越来越厚，文明之初就有的身体和心智分裂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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