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116】海战英雄张逸民：舰队司令亲自到车站接我，我犯最后悔的错事
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116
一纸《呼吁书》成了我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错误，也成了我一生中最后悔、最痛心、最自责的一件错事。
事情发生在1967年12月初。参加完海军首届“积代会”后归来，在上海火车站、在舰队大院的这段时间里，当时的我很光彩也很风光。我既是海军树立的标兵，又受到主席单独接见。这期间，我天天都处于一种激情亢奋的状态中。当然，也想到该如何提高部队战斗力而多作贡献，以报答恩情、报答厚爱。
当时海军所处的形势，是根据部署在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求各级班子必须分清谁是什么派别。海军北海、南海两个舰队都已按要求开展了，唯独东海舰队迟迟没有按要求开展。
当我们代表团乘坐的专列进了上海站后，我看到舰队首长都在站台中间，迎接东海舰队参会代表，心情好激动啊。但列车停稳后，从车窗望出去竟意外地看到舰队饶守坤代司令员站在我乘坐的车厢出口。当时我脑子闪过一个想法：“他或许是专门接我的？但他是怎么知道我乘坐的车厢号码的？他为什么不跟其他首长一起欢迎大多数代表？”
果然，饶守坤代司令是专门为接我而来。在车厢的门口，饶代司令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张逸民同志，辛苦啦！”我一出车厢，饶代司令就拉住我的手，那副热情劲今天说来都有点过头了。我们毕竟是上下级，而且中间还隔着军一级，再热情也是上下级呀。既然是上下级就要有别于同级，有别于搭档才合适。
说真话，我绝不越规，这一点我是知道分寸的。他拉着我向他的座驾走去，显然是想让我坐上他的车一块去招待所。我赶紧推托说：“首长，我还要带我们快6支队那些代表呢。”其实，饶代司令此前早已安排了，他说：“张逸民你别管这些事了，你的副手会带他们的。我有重要的事要同你商量，走吧。”他连说带拉，推着我上了他的车。这种时候，我才真的体会到什么叫胳膊肘拧不过大腿了。
车子径直开到快6代表队的驻处。在住处每个房间的门口都贴有食宿单位的名号。饶代司令将我直接送到我的房间，在房门口他让我将背包放下，并将我拉到一边，大概是饶代司令要切入正题了。说实话，我跟饶代司令并不熟，之前从未有过近距离接触。我对他真的是一无所知，刚才在车上他讲了不少，但大多是对我的表扬，是夸奖褒誉之词。此时，我隐隐感觉到车上的话是开场白，可能是为什么大事作铺垫吧。
饶代司令要跟我说的“重要事情”，原来是促进舰队开门整风的事。他向我述说了很长时间，概括起来就是：舰队几次研究开门整风，都不能顺利通过。原因就是只有他一票赞成，其余的人全反对。于是，饶守坤向我发出建议：“张逸民同志，是海军刚树立的‘标兵’，又受到了主席的单独接见，你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你能够帮帮我，你应该从外部给舰队班子施加一点压力，争取舰队早日按要求完成开门整风运动。”
我略加思考，便回答饶代司令说：“首长，我赞成促进舰队按要求早日开门整风。明天舰队要召开一个欢迎会，会上我有个讲话，到时间我会在讲话中多说几句促进舰队整风的话，你看行不行？”
饶代司令说：“行是行，恐怕分量不够。班子里这些人，不是你在会上呼吁一下就能轰得动的。”又说：“你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需要再加大一点力。”我脑子加快转动速度，转了一下就说：“那我就写份《呼吁书》，如何？”他立即回答我说：“《呼吁书》，这个可以考虑。但语气要重一点。你发的《呼吁书》，可以把全舰队的人都调动起来。就这么定了，下次再开会，如果还通不过我就打电话告诉你，你一旦知道通不过，就马上发《呼吁书》吧。”
在发《呼吁书》这个问题上，我与饶代司令可谓是一拍即合，两个人研究商量也没费任何周折。饶代司令当然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时召开舰队开门整风，他或许认为是自己作为阵营站队的最好时机。而我的想法与饶代司令比就单纯得多了：就是急着想报主席单独接见我、海军立我为标兵的这两大恩情。今天看来，不仅是十分单纯，又十分幼稚可笑，而且这份单纯反过来被利用了。同时，我觉得自己的这份单纯中间，与在北京时李政委与我谈话时说：“有事听饶代司令和刘浩天政委的”这些交谈不无关系。就因为有这次交谈，我心里就失去了警觉。军人失掉警觉，下文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之所以跟饶代司令在发《呼吁书》上一拍即合，还与在北京首届“积代会”期间的攀比风有很大的关系。“积代会”期间，北海舰队、南海舰队都按要求开门整风了。南海舰队、北海舰队都已开展整风了，唯独东海还没有。那时，与会的东海代表都有几分气，觉得东海很不争气，像是比南海舰队、北海舰队矮了三分。这种气氛也是后来促成我与饶守坤一拍即合的一个缘由。
196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已经是晚上9点以后了，部队已就寝，我也在办公室准备回家了。支队作训科副科长韩奇同志从作战指挥室打来电话说：“舰队饶守坤代司令有电话找你，让你到指挥室接电话。”当天作战指挥室的值班参谋是巢荣贵同志，并有韩奇在场。从我办公室到作战指挥室最长也就150米，走路也就是半分钟到了。走进指挥室，巢荣贵迅速把电话机递过来。电话里饶代司令说：“张逸民同志，舰队整风的决议，这次又没有通过，你在牛轭港就立即发《呼吁书》吧。我现在就在舰队作战指挥室里等待你们《呼吁书》的消息。”我立即回答饶代司令说：“首长，我立即签发！”
《呼吁书》经我签发，马上就传到到舰队作战指挥室。
我没想到的是，一份要求舰队尽快按要求开门整风的《呼吁书》，很快在舰队大院掀起了洪波巨浪，一纸《呼吁书》会产生如此之大的效应，这真是我始料不及的。随着发《呼吁书》的事一出来，《呼吁书》发得对不对？迅速变成了我心头的负担，并进一步从负担而成为压力。
对这次签发《呼吁书》的全部经过，后来调查时，我作了详细的说明。调查组也根据我所说的经反复查证，将饶代司令参与过程一一做了验证，证实了我说的是完全真实的，可靠的。
但我签发《呼吁书》，作为快6政委来说，对这样的大事，事先既没向舰队、海军请示报告，只听从舰队个别领导的要求，自己擅自作主，又没有缜密地全面思考就轻而易举签发了，自作自受是小事，还造成负面影响，给老首长受到的影响，则是我心中一生都感到不安的。由于我擅发《呼吁书》时，没有考虑到我是刚被海军立的标兵，又是受主席单独接见，当时在海军有很大的标杆影响力，所作所为都会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呼吁书》被人解读或为群众误读为是授意，这既是出人预料地增大了《呼吁书》的影响力，也影响了海军的声誉，真是一万个不应该呀。
现在再回想这段历史，真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教训。在斗争中，善良的人往往将真情实感溢于言表。以为良好的出发点就能获得良好的效果一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作为海军树立的有突出战功的典型英模人物，一直受到海军和东海舰队的重点培养，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又超常规得到提拔使用。特别是成为电影《海鹰》的故事原型后，人们都将我视为海战英雄。这对我既是好事，其实，“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这也为我日后受害埋下了伏笔。
我签发《呼吁书》后，约凌晨三点多钟，北京打电话给我，传来了海军李政委对我发《呼吁书》的明确态度：“张逸民同志发的《呼吁书》完全错了，要立即收回并主动检讨错误。”至此，这个《呼吁书》很是短命，我签发还不足5个小时，北京就传来了“完全错了”的结论，并要我立即收回并主动检讨错误。
有了明确的结论之后，我反而冷静下来。《呼吁书》能发出去，却是根本没法收回的。只能尽可能缩小影响面吧。我该考虑的是如何作检讨。天亮后，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李凯又打来电话。李主任在电话里首先批评我没有事前请示报告，如果这个事事先向海军司办请示或打个招呼，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问李凯主任该如何作检讨？他思考了一下说：“这个事影响大，只在快6会上检讨恐怕不够，今后如有机会，得在大型会上作检讨才行。”我当即答应了李凯主任的要求。
这个错误确实很大，当了这么多年兵，今天连起码的请示报告都忘了。说我昏了头，那确实如此。饶代司令是绕开了舰队，向我兜售他个人的算盘。但说到底，自己当了“标兵”也就忘乎所以了，这才是发生这个错误的根本。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刻检讨，真正吸取教训。
我的第一种检讨，就是当着海军和舰队首长的面作过检讨。
1968年3月适逢海政召开座谈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上，李政委对我擅自发《呼吁书》一事，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我也在会上做了深刻检讨。会中，我再一次与李政委有过20分钟的交谈机会，我是当着首长的面，认真作了自我批评，向海军首长承认了错误，并承担了签发《呼吁书》的全部责任。
1970年春季，海军副司令周仁杰同志来舟山检查工作，我晚上利用探视他的机会，当面向他承认错误并深刻地作检讨与自我批评。1967年发我《呼吁书》时，他当时任东海舰队的副司令，我发《呼吁书》后他也受到了影响，对此我深深内疚，真的很对不起他。我非常认真地向他道了歉。他在东海时是负责军事训练的，在东海是他最早发现我是军事训练抓得最紧的人才之一，公开提出快6应向张逸民学习的口号。我不仅很感激他，而且从心里是将这位老红军、老首长当成恩人相看的。我会永远怀念他——我的老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