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 ｜ 歷史，沒有白走的路。
历史总是让人惦念。
正史，野史，演义，戏说，评书，影视……无论在什么年代，无论用什么方式呈现，人们总是喜欢看点历史。
至于为什么看历史？看的是什么？历史有什么用？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又是些既浅近又渺远、似略懂又道不明的问题。
“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是讲故事。什么雍正王朝啦，康熙大帝啦，其实，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历史学家许倬云如是说。
许倬云有两种身份：他是严肃的历史学者，也是畅销历史书的作者。如果一定要设置“学术”和“大众”的对立关系的话，许倬云可以说是兼顾两者的典范。他眼中的历史，也常常显得与众不同。
许倬云写中国历史，可以不写朝代，不写帝王，不写制度，却写小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如何过日子……如同通过一支试管的水样，检测整条江河的水质，他一面察知细微琐屑，一面把握历史大势，为我们呈现出万古的江河。读许倬云写的历史，可能是一个开始不太适应，又不甘放弃，继而越读越深入、越放不下的过程。
历史就在那里。今天写历史、讲历史的，人多语杂，五花八门。而越是如此，似乎越需要有分量的名家，为我们打开更有创见的视野，赋予历史值得沉思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应该去读一读许倬云。
为什么读史？有人说，人不能延长生命，读历史可以。
用许倬云的话说是：“要拿全人类曾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
“拿全人类曾走过的路”，一语双关，因为许倬云本人是不擅长“走路”的。
许倬云生来有疾，四肢肌肉萎缩，手掌内屈，双脚无踝，行动极其不便。很多事情无法身体力行，小时候常常是被大人抱到哪里，就要在那里待很久，静静地看着别人做事。
就这样，许倬云自小习惯了做一个“旁观者”。
抗战时期的许家兄弟
虽然很多事情不能参与其中，但许倬云学会了设身处地、体会领悟，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发生的事情做出冷静的判断。
因为身体条件和时代背景，许倬云没有上过小学，没有上过初中。许倬云的父亲是抗日前线的将军，平时分析战局大事，也喜欢读书藏书。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许倬云逐渐倾心于文史。同时，由于战事不断，许倬云随家人东奔西走，常常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因为这种经历，许倬云对中国社会的体察都远较常人真切。在农村，“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
几十年后，在完成重要著作《汉代农业》和《求古编》若干章节时，童年各处逃难的经历，给了许倬云独特的优势，因为他曾深入地观察、了解过农民的生活，他知道真正的农村、真正的精耕细作是什么样子。
上世纪60年代，许倬云在台大任教
许倬云19岁时，随家人迁居台湾，并考上了台湾大学，一开始学习外文，又因为国文和历史成绩优异，在校长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
虽然转到了历史系，但是许倬云没有放下别的课程，在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他都选课加旁听。“我在大学期间的老师很多，所以学问的路走得很自在，可以说是‘吃小灶’长大的。我学习的本事很大，能够像海绵一样善于吸收，知识多而杂。”
许倬云在台湾大学的七年间，师从李济之、李宗侗、董作宾、芮逸夫、凌纯声等等，都是一流的前辈学者。令人艳羡的师资，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使得许倬云必须在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思考方式中寻找平衡：“逼得我要思考同一个现象的几家不同的解释，以调和它们的冲突，并且形成自己的观点。”
许倬云终生感激这些不同风格的老师，每个人都教给了他一些东西，他却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而是自己走出了一条路。
1957年，许倬云获得了留学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临行前，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寄望许倬云长出“第三只眼”：多学些其他文化的历史，这样才能更能看清中国文化的性质和变化。
许倬云留学那几年，正好赶上国外汉学研究的转型时期，关注点从古代中国转向了现代中国，研究方法也开始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
许倬云入学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他在这里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
许倬云在罗马博物馆
许倬云曾总结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是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结合、文化与文化之间比较。
“要有人说话，每句话都讲来龙去脉，恨不得从盘古开天地讲起，那个人可能是他；要有人在饭馆吃道菜，回家后考证菜的做法源于何朝何代，那个人也可能是他；要有人写中国历史，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专写老百姓，那个人一定是他。”
以上虽是报纸介绍许倬云的几句“戏言”，却也多少抓住了他的一些特点。
许倬云研究领域广，包容中西，兼治古今，是一位“全通型”的学者。也有人评价他是“立于史学疆界之外的历史主义者”。他坚持着对历史本真的执着追求，却又像是史学山林里的不安分者，想要努力跳脱山林之外，观察林的生长和山的环境。
所以，在《万古江河》里，他大胆地以文化变迁而非朝代为依据，来为中国历史划段，把中国文化纳入人类文明体系中来阐释；他讲中国的历史文化，会时时跳到世界性的视角，与两河文明、伊斯兰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等等做着比较；他又会不厌其烦地讲述最微小的细节，试图在社会生活的微波与细流中，让读者感受时代的洪峰和大潮。
宏大的视野，细致的关怀，许倬云在他的史学系统里切换自如。他讲的是历史，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文化、社会、民族、经济、思想、生活方式、中国和世界、个人和历史、过去和现在……如果说历史书写是一种叙事，那么许倬云写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叙事。
许倬云在西安博物院
四十年前，在做比较文化研究的时候，许倬云就发现，世界正在走向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全球化进程果如他所料。
许倬云对未来世界充满思考，也对西方文明的衰象产生了忧虑：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维持了自己的霸权，将世界迅速带向不断进步的方向；然而，其扩张和侵略本性产生的争夺，也造成了消耗。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同文化的接触，神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缺乏彼此的关怀，使得社会面临解体的危险。
在许倬云看来， 西方文化的上帝一神论的观点对于未来世界是不合适的， 而中国的“和而不同”、“阴阳二元论”以及“变化”等观念，更为适用。在许倬云的思乡情结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希望：中国应该把这些非常合时的思想资源贡献给世界。
“‘和而不同’和‘变化无穷’这八个字，应该是‘究天人之际，知古今之变’的钥匙。这把钥匙，我们中国人手中是有的。”
“历史不等于人物传记，也不等于考证，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它是一种解释工作。”
许倬云用笔下的历史，引着我们回到历史具体而微的生活情境里，去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从何而来；他立足于全球视角，关注中国历史的原貌和走向，时时地跳出自我的圈子，冷静地旁观，得出新的认识和思考。
其实，在许倬云写的历史里，不仅有“那个时期所有的人”，也有“这个时期所有的人”——也就是今天的我们。他不只是向我们讲述历史，更是解释历史。
正是在“解释”中，历史成了与我们每个人相关的事情。
许倬云也改变了许多讲历史的陈旧语境。
以往的史学传统，对官方正史体系有着严谨的要求，却拉远了与普通人的距离。于是，大众面临两难的境地：“正说”的历史，价值较高，但乏味难懂；“戏说”的历史，趣味性强，却往往失实。
许倬云的著作中，不乏专业性的专史论著，而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语言生动的通俗性读物。《江河万古》全书近30万字，虽然内容精深，但并无晦涩，全书没有一个注释，没有一处大段引文，皆是给普通读者看的大白话，娓娓道来，读下来一马平川，余音绕梁。
许倬云用学术的方式讲着通俗的历史，用历史观察和反思着当代社会。他还出版过《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以及“许倬云说历史”系列书籍，让历史与当下人们的某种需求建立密切的关联，将历史观念灵活运用于现实社会的指导。
许倬云与外甥孙王力宏
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也是人书写的。历史真实地发生过，史书却经过了层层的人为筛选。
许倬云说，人类对历史的记忆，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下一代记得有关我们这代人的内容，常常不是我们所要求他们记住的东西，而是他们自己根据时代的需要来选择到底要记什么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不只是关乎文明起源与发展，更有着现实的意义。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不会停止。历史是过去的记忆，却也是每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当下的折射。
“我们都在这个时代之下有惊慌失措之感。”而许倬云的大众史学写作，始终贯穿着一个内在理念：关注着与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他用历史认知观照现实社会，展现着史学的咨世功效。
他说，今天中国可以不要一篇细致的学术文章，但需要普通读者读得通的文章。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担当与真切关怀。或许，我们都是历史的旁观者。然而，我们也都要亲自踏上历史的出路。
编辑 | 丘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