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森｜2020年大选：愤怒者之间的较量

• 本文译自《国家评论》（6月25日）
• 英文标题：2020 Election Will Be a Contest of the Angry
• 作者 Victor Davis Hanson，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 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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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风格，2020年大选本该围绕着许多耳熟能详的议题。现在不是了。

直到现在，候选人本身被认为是11月大选的主角。左翼将特朗普的推文和反复无常的解雇行为视作窥视他黑暗灵魂的窗口。

右翼则答复说，头脑混乱、稀里糊涂的拜登根本不是真正的候选人。相反，他只是一个摆设，需要民主党死扛到选举日，不久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后，一位激进的副总统很快通过继任（靠选举是无法上台的）来实施强硬的左翼议程。

议题本身也不太可能左右大选结果。不久前，进步主义者声称，由于瘟疫、隔离和骚乱，特朗普的经济奇迹陷入混乱。

他们怒称，因为特朗普的内在混乱（如果不存在这种混乱，也必须制造出来），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

右派则反驳说，放松管制、能源开发、税收改革和再工业化，这些让美国伟大的东西会让美国再次伟大。

在整个2019和2020年，民主党的说辞是：拜登获胜后，海外局势将恢复平静。他们谈到将重新恢复战后美国主导的外交、软实力、传统的联盟、跨国组织和联合国的影响力。

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则认为：这与其说是解决方案，不如说是问题所在。他们认为：目前，美国与北约、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至少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危险的幻想和陈词滥调之上。

特朗普的对手将11月的大选视为重回华府常态的契机：不再与媒体缠斗；不再妄想出一个暗深势力集团（deep state）；不再让将军们持有异议、不再解雇FBI领导人或者不再激怒CIA官员。

相反，特朗普的基本盘把11月的大选看作清除联邦沼泽中的野心家、官僚、企业马屁精和各种骗子的最后机会。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未经选举产生且不负责任的官僚、说客和旋转门官员破坏了《权利法案》，使经济停滞不前，让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毫无胜算的战争之中，并把国家抵押给了其他国家。

但现在，这个难题已经不复存在了。

近一个月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严重的骚乱、抢劫和纵火事件席卷全国。

示威活动的催化剂——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惨死于明尼阿波利斯警察之手——与随后剧变的关联正在减弱。

雕像被掀翻。名字突然被更改。职位被撤销。

警察既被辱骂，又被解雇。退休将军不再被视为保守的传统主义者，而被视为敢于与总司令较量的激进分子。

西雅图市中心不再受市政府控制。

互联网上充斥着自封的侦探。他们搜索数小时的视频和数百万的字符，寻找过去不谨慎的言论——作为消灭政敌、职场对手乃至个人敌人的素材。

经过两个月的国家隔离和对冠状病毒的恐惧，人们的活力在大规模抗议和对无法无天的无声愤怒中突然爆发。

结果是，无论是好是坏，2020年的大选不再真正关乎拜登和特朗普，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政策，进步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议程。

不，现在，它关乎的是美国到底是2020年5月之前的样子——有缺陷，但是在不断改进，虽不完美，但比其他选择要好得多——还是之后的样子。

很多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残忍的、无法自我纠正其所谓原罪的国家，除非彻底抹去其过去的历史、传统和习俗。

它将不时的暴力视为必要刺激物，以推动姗姗来迟的变革。它认为，美国建国之初对自由的关注，是自私的行径，与社会正义和平等愈发格格不入。

左派抗议道，种族主义是美国人的DNA。它最终需要大量的切除、化疗和放疗——这些治疗显然会使宿主生病甚至死亡。

美国的另一半人将会投票守护正在遭受攻击的东西。他们觉得示威者和骚乱者所梦想的世界是奥威尔式的幻想，远比他们抗议的现实更糟糕。

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成功的大型的多种族民主国家。它是世界各地移民梦寐以求的目的地——正因为它古老的制度会向更好的方向适应和改变，但前提是这些制度得以保存并允许发挥作用。

愤怒者和示威者的调门很高、清晰可辨；他们的对手同样愤怒却少语寡言。

这场大选将揭示的不只是哪一方人数更多——而且，遗憾的是，它还会揭示哪一方更为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