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诗经》“中彔”的价值

对于“中冓”还是“中彔”，有如下两种意见。

（取自章黄学派公众号）

（取自汉语史与文献学微刊）

按：从小学的角度无论看“中冓”还是“中彔”都是可以的，因此如果局限在这个范围内研究，那基本上就是各说各话，无法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但从天文学的角度看，“中彔”这个版本是有其价值的。在此略论述如下。

甲、从文献上判定“中彔”概念出现的时间阶段

1、传世文献及西周以后的文献中不见“中彔”，或以“夜半”代之。如《礼记》中的时间有:朝时、日中、夕时、鸡初鸣、昏明、大昕、晏朝、昏、日出、日侧、见日、逮日等。不见“中彔”之称。又如《尚书大传》中云“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尚书大传》称“夜半”不称“中彔”和周家台秦简《二十八星占》图一致的（见下图）。可见起码战国时期应该没有“中彔”这一概念。

（《关沮秦汉墓简牍》，周家台秦简《二十八星占》图）

2、甲骨文献中已有“中彔”的概念。见黄天树教授《殷墟甲骨文所见夜间时称考》，不繁引。

可见，“中彔”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最迟在殷商，消亡的时间最晚在春秋战国之间。

乙、从天文学上判定“中彔”概念的时间阶段

1、“中彔”与天文观测有关

冯时教授《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云：“录”本挈壶之象形，或从“タ”为意符，表明“中录”为夜间的时辰。很明显，如果说“中日”的称谓意味着白昼的中点必须依靠立表测影而取其正中获得的话，那么“中录”称谓的本义便应来源于挈壶滴漏计时而取其正中的做法。事实上，殷人于夜漏正中而称为“中录”与他们于日影正中而称“中日”的传统一样，反映了商代昼夜计时的不同方法和不同特点。

（取自冯时《百年来甲骨天文历法研究》）

2、两周之交天文观测的变化

张培瑜先生《中国古代历法》云：在一个月之内从丙午到甲子19天，这一大段记事，其纪日顺序完全系之于ー个“朏”字。此处之用朏，犹如后世历法的以朔为月首，日序以初一、初二等依次排下去。这清楚表明，至少西周时期还是以新月初现“朏”作为月首，而纪日与月亮观测有密切的关系。要靠月相来确定日序。朔月不可见，只能推算得出。可见殷周历法是根据实测天象决定，而不是事先推步制定的。如斯时已认识朔，历法像后世一样是计算颁行的。这么重视、观测、记录月相就完全是多余和不可理解的了。出土的殷周甲骨以及西周金文中还未发现与制历有密切关系的“朔”字。在可靠的文献中，最早的“朔”字(作朔日解)出现在《诗・小雅・十月之交》中。这里记载的是公元前8世纪的一次日食，发生的日子是朔日。继后的春秋时代肯定是以朔日作月首了。但直到文公时代(公元前7世纪)，国君仍有告月、告朔等活动，说明其时距开始以朔为月首的时代不会太久。很有可能，中国历法是在西周后期废胐用朔的。

周以前我国就已使用把一天均匀分划100刻的百刻计时制（参见阎林山、全和钧《论我国的百刻计时制》）。这种计时制从过去与实测法结合，而在两周之交变为与以“废胐用朔”为代表的推步制结合。这样推步制定历法划分时段即可，而“中

” 之“挈壶滴漏计时而取其正中”也就没有了实际的意义。当然这会让人联想到如李勇教授在《月龄历谱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书中提到的“月相定点说”的谬误。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中由于夜长变化难估，以“挈壶滴漏计时而取其正中”与取日影相比难度大了很多。

3、这个时间点与传统文献的印证

而这个时间点与《毛诗序》所云“公子顽通乎君母”的时间点——春秋初期——相去不远（具体参见《诗三家义集疏》，不繁引）。

综上所述，可见“中

” 被淡忘的时间最晚在春秋战国之间，所以不太可能出自战国写手的通、讹之类，应该是更早版本在辗转传抄中遗留下来的。而从天文学上看，“中

” 概念的消失与两周之际天文观测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个时间点又可以与《毛诗序》对本诗时间的判定互相印证。因此“中

”一词，可以说安大简的母本（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母本之一），非常之早。

另，黄德宽教授《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云：“根据这个异文，检视历代学者的训释，证明只有《韩诗》释'中冓’为'中夜’是正确的。”但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晋灼注云'冓’，《鲁诗》以为夜也”。陈奂《诗毛氏传疏》云“《韩》《鲁》义同”。所以黄教授的考论非常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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