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乎加扩招

前几天到太原参加山西大学历史系七七级入校四十周年聚会。同学相逢，百感交集。

在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中，华国锋和邓小平各自起了什么作用？我看到了不同的说法，进一步的研究有待档案的披露。对此我没有发言权。本文想说的是，林乎加在扩大招生中的努力，值得史家关注。

1977年恢复高考，有570万人报考，只录取了２7万，２9人取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1978年又有６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２9.3万人，实际招收４0.2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３6所分校。１978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５00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16800多名青年，在１979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我妹妹就是其中之一。几十年过去了，我母亲还经常念叨：“多亏林乎加”。

就规模而言，北京市１978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而是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1980年以后的校园生态走向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