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啊，美丽的地瓜花！》杨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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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我是个直脾气的男子汉，所以我对花不太感兴趣，但是，独独有一种花例外。这种花，茎高花大，可以说它才是花中的极品。它叫大丽花，也叫地瓜花。

　　我喜欢地瓜花除了是因为它大气好看，雍容华贵，重要的是因为每每看见它或者想起它，我就不由得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个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小脚老太太，因为从小家里穷，营养不良吧，母亲可能不到一米五，近乎侏儒。但是，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白白净净，鼻直口方，一双大眼睛特别有神。也难怪我的父亲能够看上这个农村的小脚女人。万幸的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几乎都取了父母的优点，除了姐姐个头随了母亲。我们个个都长的高大英俊。

　　虽然母亲目不识丁，又是个小脚的农村矮女，但却绝不影响母亲的爱美之心，每次出门或者有客人来，她都要赶紧找自己喜欢的衣服，比量来比量去的，好半天才穿上。甚至上街看到有特别漂亮的女人她都要跟上人家，悄悄地多瞅几眼。

　　老人家除了爱干净，爱“捣拾”外，房前屋后还种满了花，尤其是必须年年在窗前种上美丽的鸡冠花和地瓜花。尤其是美丽的地瓜花可以说是伴随着我整个的童年梦。

　　我那时几乎还在穿开裆裤，因为曾经看见过地瓜花的根特别象地瓜，于是我就总误以为地瓜花就是地瓜开的花。

　　说起地瓜，也就是红薯，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可以说地瓜是我们家最主要的食粮，也是那个时代几乎全中国人民的救命粮。听母亲说我就是生在地瓜地里的。也就是说我是看着地瓜出生，吃着地瓜长大。

　　我的童年生活在大连金州一个叫大连泡的小山村。因为父亲在鞍山空军部队当兵，我们家还没有被批准随军，所以，我们大小四个兄妹就全由母亲带着，在贫困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我曾经有个大哥就因为生活太困难而夭折了。我也曾经因为不知道是什么细菌感染，满头都生着流着黄水的脓疮，鼻子烂得就剩半个了，也没有钱医治，天天躺在凳子下面无声无息的等死，母亲就准备等我一咽气就把我扔到村北的西大山上了。可是我好像是命不该绝，疼了也不哭，饿了也不闹，家里来了客人了，坐在我躺的长凳子下聊天，直到走了也不知道凳子下有一个濒死的小孩。也好在我的姥姥不死心，天天抱我喂地瓜粥，用井水给我洗澡，我才侥幸活了下来，逃过一劫。但是，严重的鼻炎一直陪了我一辈子，兵也没当上，脑袋上密密麻麻的的小疤痕每当我剃光头的时候清晰可见。

　　不是母亲不想治我，而是家里实在太穷了。其实何止我们家，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刚解放的抗美援朝时期，是缺医少药，肚子都填不饱，死孩子随处可见的年代。我记得我在记事的时候，手脚划破了也就是抓点土面往伤口上一撒就算完事，什么破伤风不破伤风的。现在回忆起来，象我这样状况的孩子其实都是时代的幸存者。

　　母亲实在是顾不过来了，因为除了我，她还要顾着那三张要吃饭的嘴啊！于是，她天天早起晚睡，早上鸡还没有叫就开始拉风匣做饭，我现在还模糊的记得每到早起做饭时那满村都是“咯咯哒”的风匣声。那时候，所谓的做饭就是煮苞米面糊糊，富一点的人家苞米糊稠一些，穷一些的就稀一些，甚至米粒跟着米汤跑。干粮往往就是地瓜。吃过早饭，母亲就要拖着浮肿的身体去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而我的哥哥姐姐们则上学的上学，玩的玩，我则继续躺在凳子下等待死神。

　　后来，稀里糊涂的我活过来了，后来我可以和哥哥姐姐们一起玩了，后来我甚至可以帮母亲到地里捡落花生，打柴草，上学校了。

　　记忆中我看过母亲和一大群妇女在地里说说笑笑摘棉花，种地瓜，晚上收工的时候，母亲一双小脚走不快，往往别人都到家把饭都煮上了，母亲才一步一拧地走到家。等全家吃完饭，往往已经繁星满天，母亲就又忙着为我们缝补桨洗。

　　我曾经仔细看过母亲的小脚。那是什么样的一双脚啊！两只脚的脚趾头都被窝断了蜷在一起，然后经年累月地缠上布条，让脚一点点固定住，成了一双所谓的“三寸金莲”。

　　我真不知道这样的脚怎么能承担起全身百十斤的重量？也真想象不出就是这样的一双小脚怎么能拉扯着四个孩子走过了那么多坎坎坷坷的风雨岁月！现在我想，如果想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看看我母亲这双脚就明白了大半！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灯，母亲就在那盏小煤油灯下一忙就忙到深夜。我记得我和哥哥姐姐经常在煤油灯的烛光里用手指做各种手影，好不快乐。

　　那时候是真苦真穷也真饿。我和哥哥最喜欢听的声音就是母亲喊我们“歹饭了”（大连方言吃饭的意思）。我清楚的记得母亲有一次把花生嚼了后喂到我的嘴里，那股带着体温和唾液的味道我至今也挥之不去。

　　母亲特别和善，与世无争。

　　然而，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在农村，没有男人在家的妇女是要倍受欺负的。因为脚小个子小，干活又慢，我不知道母亲受了多少委屈。我的三叔就特别看不起这个不起眼的嫂子，常常趁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打骂我的母亲，所以我们家至今也不和三叔家来往。在村里我母亲也是干的最累最脏最多的活，而挣的是最少的工分。我们家的生活还是主要靠父亲每年隔三差五寄了的微薄的工资。

　　但是我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怨言，从小到大我没有听过母亲和别人的一次吵架，没听到母亲骂过一次脏话。我和我的二哥在村里淘气都淘的没有边了，也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包括那次我揪着母亲的本家亲戚栾老师的辫子打“地溜”，母亲听说了也没有舍得打我，就是赶到学校，一个劲向栾老师磕头做揖赔礼道歉。

　　当然，后来我们搬到鞍山部队大院里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父亲把拳打脚踢教育孩子的课，替母亲补上了，并且非常优秀，常常“超额完成任务”，当然那是后话了。

　　受母亲的影响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不会骂人。除了我那个特别淘气的二哥外，我们几乎从不和别人打架。

　　但是，母亲也不是好欺负的，没有坚强也就没有自尊。或许是生活逼出来的，母亲的胆子之大，我也多次领略。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风雨交加的半夜，母亲搂着我正在睡觉，突然随着一声霹雳，一阵狂风把外屋的房门吹开了，把我和母亲都惊醒了，母亲赶紧摸黑点亮了油灯，披衣下地到外屋关上了门。回到了里屋上了炕正要吹灭油灯，我却要下地撒尿。母亲也赶紧叫醒了爱尿炕的二哥和我一起撒尿。我睡眼朦胧地刚撒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正对着我的屋门下，有一双脚！我迷迷糊糊地对母亲说：“妈，门后面怎么有双脚啊！”母亲一看大吃一惊，但是她很快打我一巴掌，对我说：“傻孩子，那不是你爸的鞋吗？”“不是，我看是双脚！”我委屈地抹着眼泪说，因为我明显看到了那双脚往门后轻轻错了错。“什么脚？那不是你爸上茅房把我的鞋穿错了吗？快尿尿，尿到外面看你爸回来不打你！”

　　母亲吹灭了油灯，但是我明显感到母亲的身体在抖。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一会儿，门轻轻地响了一下，一个人打开了外屋的大门跑了出去。放在大躺柜上的父亲寄来的有限的那点生活费没了。

　　那个时候，我们家算村里比较让人眼红的人家啦，因为毕竟有个在外面当军官挣工资的男人。

　　多少年以后，我还一直感到后怕，同时也十分佩服母亲的勇敢和机智。

　　但是，我家依然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穷人。过年，或者是吃顿饱饭几乎是我们弟兄姐妹最大的愿望。

　　奇怪的是，虽然生活清苦，劳累，但是母亲爱美爱花的习惯不曾改变。地瓜花，还有鸡冠花，月季花，甚至蓖蔴常常长满了院子里，尤其是那鹤立鸡群似的地瓜花，亭亭玉立，红白相间，在微风里轻轻摇曳，为我们这个小平房小院套增色不少。

　　后来父亲够了家属随军的条件，1957年，我们举家北迁，住进了有荷枪实弹把守的空军部队大院。在大院里我们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我父亲因为历史问题1970年被迫搬出了部队，转业到了地方工作。

　　这十几年正是我们国家发生重大事件重大变化的十几年。这期间，我们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常饿着肚子上学，我曾经那么不解地看着母亲的腿一按一个坑，母亲说这叫浮肿；经历了中苏反目，亲眼看着那个给我香蕉吃的苏联专家撤走，母亲说这些大鼻子当年把我们农村妇女吓得常常往脸上抹草灰；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吓得母亲天天为我们这几个孩子提心吊胆；经历了上山下乡，父亲默默地提着箱子把我送上敲锣打鼓满是标语开往农村的汽车，母亲站在一旁抹眼泪。

　　当然，在这十几年里，我更经历了我的母亲早起晚睡，勤奋工作（在部队幼儿园当保育员）年年当先进，直至受父亲牵连带着我们黯然搬离大院。

　　但是，爱美，爱花，依然是母亲一成不变的的爱好和习惯。

　　记得刚搬到部队大院的时候，母亲就在楼下的院子里种上了她最喜欢的地瓜花。那个时候，左邻右居都非常喜欢，包括那些排着队伍去食堂吃饭的军人们，他们甚至一边唱着歌曲一边扭头往母亲的小花埔看。可惜好景不长，后来部队不让家属养花种草了，因为大革命来了，“封资修”不可能在部队里开花。

　　于是，母亲的地瓜花一夜之间被扫荡一空，母亲兀自望着空荡荡的花埔一言不发。

　　母亲的地瓜花虽然没有了，但是母亲胸前的大红花却年年开放。

　　母亲对工作的勤奋不是一般的。她的辛苦也不是一般的。因为是一双小脚，走路特别慢，尤其是冬天，冰雪路滑，她就每天常常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到了班上，她是又擦桌子又拖地，常常等她把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了，别人才陆陆续续上班来了。下班她是回回晚到家，害得我们常常很晚才能吃上饭。

　　母亲的工作态度在单位里是有口皆碑，她的工作和做人的信条就是她常常告诫我的一句话：宁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

　　母亲不光是有一颗积极上进的心，最主要的是她有一颗地瓜花一样美丽的爱心。不光是对幼儿园的孩子们，就是看到要饭的人她也从不嫌弃，每次上街要饭的要到她跟前她都多多少少施舍一点。在那个全国人民勒着裤带度日的时期，二哥的同学是到我们家来吃饭的常客，至今二哥的同学聚在一起还每每说起这段，满怀深情地追忆我的母亲给他们煮的面条如何好吃。我的一个同学因为响应毛主席6.26号召，举家迁到内蒙，回来后因为没有了户口，也就领不到食品券，很多食品买不到，母亲常常挤出食品券催我送给他。可是，我们家自己的日子也是过的紧吧吧的，每人每顿的定量是一小片窝头，一碗稀粥。到今天，每一个见过我母亲的人都常常情不自禁地说：啊，那个老太太，慈眉善目的，可和善了！

　　托儿所的所长的丈夫是我们空军大院的一号首长，因为“支左”不力被革职调离了。正所谓人走茶凉，当他们举家迁走的时候，那天竟只有母亲去帮他们收拾东西送行。临上车的时候，所长拉着我母亲的手，哽咽着说：“栾大姐，谢谢你啊！别人都怕沾包，就你一个人敢送我们哪！”

　　还记得那一年我陪母亲去北京二哥那里看病，二哥在中央乐团工作，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声部长金铁林来看母亲。聊天间聊到金铁林的爱人还是两地生活，母亲不无关爱地对金铁林说：铁林啊，你们俩两地生活多不容易啊，不行我去和你们团领导说说，把你爱人调来！大家笑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铁林大哥的爱人叫李谷一。

　　母亲就是这样，什么时候都是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到北京治病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眼底充血，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但她还是想着别人。

　　相对于母亲，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性格的人。我的父亲是个典型的山东“倔”县人，性格暴躁，也搭我和二哥是大院里首屈一指的淘气包，多次把我们哥俩打得屁滚尿流，狼狈不堪，有一次我竟从2楼跳了下来，才算躲过一劫。我们的淘气在大院里是出了名的，但是，父亲的家暴在部队里也是成正比的。及至多少年以后我碰到了一个大院里的熟人，聊天的时候他还笑着说：哎呀，你们哥俩可真是没少挨打啊！你可别恨你父亲哪！

　　我知道，那是成长的代价。

　　待我长大成人后我才一点点明白了父亲为什么那样打我们哥俩（大哥一直在大连念书），因为父亲在那个等级深严的部队里，一个小小的工程师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子女惹是生非的。

　　也是难怪了父亲。我们哥俩，尤其是我的二哥带着我，淘气都已经“从农村包围城市”了！大院里100多米的大烟囱他敢爬，我在下面为他拍巴掌；俱乐部里召开宣判大会，我们悄悄从厕所小窗户提前爬到了2楼观众席的坐椅下面，审判长还没有宣判，哥哥腰里的纸泡枪先走火了，啪的一声，结果是，警卫连连长被撤职了；二哥的身上响起了父亲啪啪的皮带声，我的脑门上留下了至今还隐约可见的一个美丽的大包！那是父亲的大皮鞋的杰作。

　　母亲的心在流泪。她势单力薄，一双小脚怎么能拉动暴怒中的父亲哪！我只记得母亲拉着父亲的手，一声声哀求：他爸哎他爸哎，别把孩子打坏了！别把孩子打坏了！但是父亲从来不听。他就象一个投入的指挥家挥动双手认真地完成一部作品，最可怕的是，在完成作品之前他竟能对我微笑，因为他怕我跑掉。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奶奶。我的奶奶那时候还活着，只要奶奶一句话：“行了别打了！”父亲就会立马收手！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大孝子。可惜，当父亲施暴的时候，奶奶却常常叼个大烟袋，瞅都不瞅我们一眼。她的信条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

　　也许他（她）们是对的，因为我们几个孩子包括我和二哥成人之后都非常孝顺，从不敢和父母顶嘴。我自己有时候也感到奇怪，就既是已经成了家，有什么好吃的好东西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父母，虽然父亲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一句。

　　当然，我还是更感恩于母亲。但是，我一辈子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母亲。

　　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年春天我带母亲去北京看眼睛，在王府井把母亲弄丢了的往事；每当骄阳似火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母亲的头皮总是奇痒无比，常常拿着缝衣针划头皮的情形，那是生我的时候正赶上三伏天做下的月子病；每当秋风瑟瑟的夜晚，我就想起了那年秋天我突然得了扎腮（腮腺炎），半夜三更，母亲让三舅套车送我去几十里地外卫生院看病的那个晚上，天黑路险，母亲掂着小脚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一路陪我走到了医院；每当下大雪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因为逃学5个多月，母亲在没膝的大雪中拉着我深一脚浅一脚把我送到学校，跟老师校长说好话收我重新入学的情形。我记得老师好容易答应了妈妈的请求，一转身再找我，我却早跑的远远的了，因为我怕老师知道我有一个这样矮小龌龊的妈妈。说心里话，我那个时候虽然最头痛家长会，但是如果必须家长来，我还是宁可让那个让我一见面腿就哆嗦的父亲来。

　　鲁迅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我觉得这就是在说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不长的人生之路上是受尽了颠簸，吃尽了苦头，可是她老人家对于吃苦受累却不以为然，就是生活好一些了，能吃上大鱼大肉了，她也常常把好吃的留给我们，自己去默默地嚼她的地瓜。我常常抢母亲的地瓜，说，：妈，过年了，有馒头饺子了，你怎么还去吃地瓜啊？母亲每次都说，我就爱吃地瓜，我就得意这一口。

　　那个时候我还小，还真就信以为真，心想难怪妈妈那么喜欢地瓜花，原来她就是喜欢地瓜啊！

　　我小，我不懂，可是我不明白，我的父亲诺大的年纪，竟然也信以为真了，当我的母亲走的时候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往她的手里塞一个地瓜，嘴里不停地说：“雪庚啊，你不是就爱吃地瓜吗？你就带走吃吧！”。可怜我的母亲，临走手里也没拿一点好吃的。

　　地瓜虽然没有饺子好吃，但是地瓜花却是无比美丽！

　　地瓜花之所以美丽，是美在不择贫瘠，几乎随便一小块土地，一小壶水就可以让它生长，让它开花。它美在不与群芳争宠，常常默默地在亲情的角落里开放。它美在它永远不离不弃象地瓜一样其貌不扬的根茎，美在永远不在乎人们叫它好听的大丽花也好，叫俗气的地瓜花也罢，只管把美丽留在人间！

　　母亲是1974年突发脑溢血走的。走的时候刚刚60岁。她走的太早了点，连什么叫电视，什么叫冰箱，都没有见过，包括也没有见过我的媳妇。

　　我总在想，人哪，在母亲在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孝敬她，感恩她，回报她，让她尽可能的多享受一点人生的快乐，自己也少留一些遗憾，不要等她走了你再后悔莫及，你再又烧纸又弄景的糊弄她，有什么用？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

　　我是守在母亲的跟前，流着泪看着她走的。她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突然发病倒在了地上，等到父亲和姐姐下班发现时，早已经昏迷不醒了。那时候我还在井队工作，等我接到电报疯了一样赶到医院，母亲就一直没有醒来。但是我看到她的嘴一直张的大大地，那口型好像是一直在喊着我：“三啊！三啊！”（因为我在三个男孩中排第三）看着她那熟悉而又慈祥的面容，一件件往事好像就发生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其实，我对母亲的了解还实在是微乎其微，她的一生还有多少令我唏嘘不已的故事已经无从查考了。跪在她的面前，我突然感到我长大了，突然懂得了，我的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小个子的小脚老太太给的，没有她就没有我的生命，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一切！她是上帝给我派来的最美丽的天使！她是我的保护神！可是这个天使还没有等我报答她，哪怕一点点，却要早早走了，带着对亲人无尽的思念，带着一辈子的辛劳和一个地瓜要回到天国了！我攥着她那渐渐冰凉一双小脚放在我的怀中，试图把它捂热，把母亲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可是一切无济于事！

　　母亲终于停止了呼吸。她的一双小脚再也不要为儿女四处奔忙了，再也不会疼痛了。泪雨中，我把母亲的几根白髪轻轻拔了下来，放进我的衣兜，一是权做纪念，二是要让母亲永远年轻，永远漂漂亮亮地生活在那个世界！

　　人啊，都有各自母亲，各自的母亲都有各自的故事。我的母亲没有起伏跌宕的故事，没有伟大的业绩。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可是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人！

　　隔了一年，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把她老人家安葬在大连革镇堡老家的祖坟地里。

　　安葬前我特意在商店买了几束塑料花放在骨灰盒里，因为那个年头实在没有鲜花店，也更没有办法买到地瓜花，只好让那几束塑料花权做地瓜花永远地陪伴着我那爱美爱花的母亲吧！

　　啊，美丽的地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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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家简介： 杨明昆.1951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盘锦市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退体干部，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在国家、省、市及辽河油田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歌词、曲艺作品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