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蹲踞式人形都具有特殊性和神圣性，这是它在中国成为大道之象的重要原因。5000年前，随着代表祖先的蹲踞式人形在西方世界逐步消退，原始至上天神的地位开始提升，并最终发展为希伯来一神教；在中国，蹲踞式人形演化为代表道（太一、大）的符号，社会更加人本化和世俗化。4000年前，中国超越地方信仰的政教体系最终确立了起来，生生不息，绵延至今——成为地球上仅存的复杂原生文明！蹲踞式人形在世界许多族群中都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特殊性，即使那些已经消失的族群，通过考古发掘，我们也能看到蹲踞式人形非同寻常的地位。台湾排湾人木雕有程式化的蹲踞式人形（如图5-1），完全不同于写实生动的人物雕像，他们代表贵族的祖先，这样的雕刻属贵族特权，其特殊性极其明显。台湾大学教授、考古学家陈奇禄先生在《台湾排湾群诸族木雕标本图录》中指出：“排湾群诸族的木雕人像，其一部分代表祖先，与祖先崇拜有关。这些祖先都是值得纪念的，自然亦都是贵族阶级的祖先。祖先像大部分属比较式样化的人像，可见其源长流远。写实生动的人像雕刻，则大多数没有宗教或社会的意义。平民阶级有时亦可持有具有后者纹样的器物，但前者则非贵族阶级不得享有。”【1】图5-1 雾台村头目唐水明家屋主柱雕刻。（图片来源：陈奇禄:《台湾排湾群诸族木雕标本图录》，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图版二。）西潘王墓室位于秘鲁北部奇科拉约附近，被誉为新大陆的“图特卡蒙墓”。1988年，它的发现震惊了世界。那美轮美奂的陪葬品，让人几乎不敢相信这是1700年前，没有文字的莫切人的作品。西潘王墓室的发掘者，考古学家阿尔瓦（Walter Alva），因为冒着盗墓分子的生命威胁保护文物，受到世人的广泛尊敬。西潘王墓室出土很多带有蹲踞式人形的艺术品，其中图5-2这件魔幻的艺术品让人印象深刻。它是一块宽达65厘米的镀金金属板，最外围的蹲踞式人形没有头，头的位置是一对人首蛇身的形象。中间的蹲踞式人形刻画得十分细致，包括银的指甲和绿松石的腕套。图5-2 西潘王墓室出土的蹲踞式人形镀金饰品。（图片来源：Walter Alva,Sipan,Discovery and Research,Quebecor Peru S.A,2003,P35)后来考古学家在西潘王墓室所在地发掘了许多古墓， 人们发现：只有王级的坟墓才有蹲踞式人形，甚至在祭司墓中也没有发现。足见在莫切文化中，蹲踞式人形的特殊性。与蹲踞式人形特殊性相联系的，是其神圣性——蹲踞式人形因其代表祖先被赋予特殊的灵力，无论放在武器上还是建筑等上面，都有辟邪的作用。尤其是四肢，似乎有特殊的神力，马家窑文化中蹲踞式人形最后演化为纯粹的肢爪纹。（如图5-3）图5-3 马家窑文化彩陶壶蹲踞式人形的演变；2016年11月12日笔者摄于甘肃省博物馆。直到今天，陕北民谚中还有：“天不怕，地不怕，单怕瓜子娃娃一把叉。”“一把叉”意为双腿叉开。瓜子娃娃是民间巫俗中蹲踞式人形的变种，它由南瓜子和黑豆拼成，贴在门楣上，有保护全家平安，子孙长续的功能。流行于黄河流域的民间巫术剪纸“抓髻娃娃”也呈蹲踞式，它们具有生殖、招魂、避邪、送病、攘灾、驱鬼、镇宅、扫天止雨、祈雨抗旱等多种功用。【2】令人惊奇的是，中美洲墨西哥柏布拉山地印第安人剪纸，竟然与中国北方地区有些“抓髻娃娃”形神皆似，二者都具有巫术意义。印第安人的“抓髻娃娃”表现大地母神，恶魔等各种形象，用在祭祀典礼上——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因子相似性让人不可思议。（如图5-4、图5-5）图5-4 中国“抓髻娃娃”，左为山西蒲县喜娃娃剪纸；右为甘肃庆阳喜娃娃剪纸。“喜娃娃”又称“喜花”，结婚时贴在洞房里，是生殖繁衍的象征。（图片来源：靳之林：《抓髻娃娃与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54页。）图5-5 墨西哥柏布拉山地印第安人剪纸。（图片来源：《世界博物馆全集·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台湾锦绣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第137页。）作为分布于从东北到西南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古族，彝族因其迁徙至高山峻岭之间，沉淀了厚重的文化层，保存了重要的文明信息。“神图”是彝族祭司毕摩在仪式上与神鬼相通的工具，图画内容通常以彝族最重要的英雄祖先支格阿鲁为核心，神蟒和神孔雀是其助手（辅助神）。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古籍记载，支格阿鲁集部落君长，祭司毕摩，天文学家，历算家于一身。传说他消灭妖魔鬼怪，征服毒蛇猛兽，驯服雷公闪电。如同汉族神话中的后羿，支格阿鲁用弓箭射落了天上六个太阳、七个月亮中的五个太阳和六个月亮，只留下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让人们在世间美好生活——关于支格阿鲁的神话，彝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彝族艺术中，支格阿鲁的基本造型呈蹲踞式。图5-6是反咒经《食人红舌经》封面上的支格阿鲁。图5-6 以支格阿鲁形像为封面的《食人红舌经》，经书本身就有反咒咒己之人和辟邪的作用。（图片来源：巴莫曲布嫫：《神图与鬼板：凉山彝族祝咒文学与宗教绘画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页。）按照毕摩的解释，支格阿鲁身体呈方形喻示着撑起天宇的四根铜柱，象征大地四方，体现了支格阿鲁脚踏大地，头顶天空的轩昂气势。为何要突出支格阿鲁的男性生殖器？按照彝族观念，“画面中颇为突出的男性阳性之物喻示着支格阿鲁的子孙后代繁衍昌盛。在神话中支格阿鲁娶了两姊妹为妻后，一直忙于制服人间马妖牛怪，妹妹出于猜忌和嫉妒，剪去了飞马的三层翅膀，致使支格阿鲁葬身大海。尽管神话中支格阿鲁英年早逝，没有生育，但其英雄的业绩与降妖伏魔的精神并没有死。这一带有永存意义的信念，既通过神话中所叙述的每到秋天，群鹰搏击在支格阿鲁坠海的水边上与蛇继续作战而体现，也借助了仪式中唱叙后世许多著名毕摩神祖降妖伏魔的传说去连接，更以神图的方式复活了支格阿鲁不死的神力。”【3】彝族人还用蹲踞式表达鬼的灵力。鬼板用在毕摩咒鬼仪式，是画有各类鬼形象的木板。图5-7是较大的“初补初莫”（麻风病鬼祖鬼妣）鬼板，长60厘米，宽10.6厘米。鬼板自上而下分别代表：九层天空、云雾、太阳和月亮、星辰、雷电、巨树，以及称为“初”的麻风病鬼鬼群。左边为天上“初”鬼、中间为空中“初”鬼、右为地上“初”鬼。图中女鬼生殖器用箭头表示，男鬼生殖器用竖线和两点表示，有些鬼则无明显性特征。图5-7 “初补初莫”（麻风病鬼祖鬼妣）鬼板示意图。（图片来源：巴莫曲布嫫：《神图与鬼板：凉山彝族祝咒文学与宗教绘画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巴莫曲布嫫教授调查，彝族神图重视“骨”像，而非“形”像，只要骨骼相像，就可与神灵相感应。在毕摩看来，“'骨’凝聚了对象的灵性与血脉，只要抓住了'骨’便切中并概括了对象的根本；'骨’连带着对象的'血亲’与'近亲’，只要画出了'骨’，便把握并超越了对象以及与对象发生关联的'类群’之全部和整体。可见，画出神鬼之骨，便驾驭了神族鬼类，一幅神图或一块鬼板就可以代表神意行使毕摩的法力而驱动神灵、役使鬼怪，以实现拘鬼制鬼的目的。”【4】诚如伊利亚德谈到X光艺术风格时所说的那样，彝族人也将骨作为“生命之源”。但画骨的方法并不一定画出“骨骼和内脏”，抽象化的线条也表示骨骼。蹲踞式人形力求表现“骨”的特点——画“骨”可能是蹲踞式人形走向抽象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蹲踞式人形很早就高度抽象化了。图5-8这个陶残片出土于公元前8000年的西亚依尔科姆2 号遗址，以色列学者约瑟夫·加芬克尔描述道：“上面阴刻一个十分抽象的正面人像，胳膊向上曲举，双腿向下弯曲，双腿之间似为男性生殖器。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抽象化的人像，此后，人体抽象化表现形式不断加强。”【5】图5-8 最早的蹲踞式人形抽象图案，刻在西亚依尔科姆2 号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年代：公元前8000年。（图片来源：【以色列】约瑟夫·加芬克尔：《试析近东和东南欧地区史前彩陶上的舞蹈纹饰》，杨谨译，载《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约瑟夫· 加芬克尔的观察是正确的，图像两腿之间的线代表生殖器！在较为形象化的蹲踞式人形下体部位，有时还直接画上夸张的男性或女性生殖器。约瑟夫·加芬克尔《试析近东和东南欧地区史前彩陶上的舞蹈纹饰》的主题是舞蹈纹饰，但他所谓的“舞蹈纹饰”多蹲踞式人形。文中关于蹲踞式人形在青藏高原以西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写道：“概括地讲，舞蹈纹饰于前9000年最早出现在黎凡特地区，前8000年至前7000年时，向东扩展到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并远至巴基斯坦西部的穆尔加赫，同时又向西部和北部地区推进至安那托利亚、阿美尼亚、希腊、巴尔干和东南欧洲。从时间上看，前7000年左右，舞蹈纹饰的分布范围最广，出现的频率最高，达到鼎盛时期。约前6000年，中心地区由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转移到埃及等地区，但规模和数量已大不如从前。前3000年，舞蹈纹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消失，仅存于黎凡特。”【6】约瑟夫·加芬克尔关于公元前3000年蹲踞式人形在青藏高原以西整体势微的结论是正确的。尽管公元前三千纪，基克拉迪小雕像走向了繁荣；公元前1000年左右，蹲踞式人形还存在于克里特、法国的一些地区。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岩画委员会主席阿纳蒂教授（Emmanuel Anati）主持的意大利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对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岩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作了断代，结果也显示：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蹲踞式人形衰落的重要拐点——人形越近晚期越具有自然主义风格。（如图5-9）图5-9 卡莫妮文化进化简表（来自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图片来源：杨超：《圣坛之石:一部欧洲的岩画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207页。）形象化的人像意味着神性的消失。随着西方世界蹲踞式人形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代替其神圣性的是古老的至上天神——从此，西方文明走上一神教的发展道路（节选自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出版）
注释：
【1】陈奇禄:《台湾排湾群诸族木雕标本图录》，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6年，第160页。
【2】参阅靳之林：《抓髻娃娃与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3】巴莫曲布嫫：《神图与鬼板：凉山彝族祝咒文学与宗教绘画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4】同【3】，第132页。
【5】【以色列】约瑟夫·加芬克尔：《试析近东和东南欧地区史前彩陶上的舞蹈纹饰》，杨谨译，载《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6】同【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