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沈尹默书法太俗，陈独秀又如何评价自己的书法？
1930年代，和陈独秀一同坐牢的濮清泉回忆说：“我问他，你写得怎样呢？他说，差得远，差得远，许多年没有写字了。意思是说天分有一点，功夫是不够的，谦虚之中仍有自负。”陈独秀自评还是清醒的，不完全是自谦。陈独秀有书法天分，但如果说他的书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妙到毫巅的绝境，就有点夸张了，对于天分和功夫，濮清泉的回忆文章里，陈独秀还有进一步申说：“他（陈独秀）说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点天分，也要有些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写来写去，超不出碑帖规范，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而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
陈独秀书赠雅髯条幅
陈独秀致杨朋升信（1941年8月26日）
陈独秀看来，书法天分与功夫是统一的，二者不可或缺。这一点古人也多有论述，杨守敬说：“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元代虞集说：“书法甚难。有得力于天资，有得力于学力。天资高而学力到，未有不精奥而神化者也。”陈独秀在古人的基础上有所延展，谈到书法的内劲、外秀与功夫、天分的关系。
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这里也是清代碑学书家邓石如故里。邓陈两家为世交。陈独秀的书学观念深受邓石如影响，他的书法立基于碑学，而兼及帖学。
邓石如故居铁砚山房燕誉居
邓石如隶书 摄于铁砚山房
葛康素是邓石如的后人，幼年居住怀宁外祖家，在铁砚山房老屋见过陈独秀写给邓家长辈的书信手迹，听自己的老祖母谈及陈独秀。直到1938年，葛康素为躲避战乱，随兄长从安庆乘船到汉口，在汉口第一次见到陈独秀。
第二年，陈独秀去了江津，居住在石墙院，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在江津，他常为乡民写对联、条幅，对于资助他的好友也多以书法答谢，但他又不像康有为、章炳麟那样卖文卖字，他虽然穷但很硬气。
葛康素后来也随家人迁居江津，与石墙院不远，他是向陈独秀求教的少年之一，那时，葛康素沉迷书法，每日练习不辍。陈独秀去世后，他撰文《谈陈仲甫先生书法》，记录了陈独秀书论三则：
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
二、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
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捝，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划拖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只要对古典书法理论有所涉猎，不难看出陈独秀的这三条书论对前人的书法思想有着广泛的吸收，学古去俗、疏密相间、骨肉调匀，也是陈独秀作为过来人的经验之语。可以一提的是，“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正是邓石如的书学观念，从中可悟书法间架之法。
中国书法自乾嘉以降，崇尚秦汉成为一股风气，追求浑厚、力量、稚拙乃是时代的审美要求。但在实用领域，为应对科举考试的馆阁体在读书人中依然大行其道。陈独秀在回忆录中说：“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倔强叛逆的陈独秀后来放弃科举，自然也就早早远离了缺少个性、千人一面的馆阁体。
在清末民初，碑学大盛之后，随着汉晋简牍残纸的出土，人们得以一睹古代墨迹原貌，一些书家悄然开始碑帖兼容的探索之路。碑主浑穆、古拙、奇逸，帖主雅致、流转、圆融，无论是碑或帖，单一的美感不再能引人入胜，不能抵达深奥的内美境地。而碑帖融合，实为相对之美全面深入的统一，因反差极大，难以相安，故碑帖融合至今依然是一大难点，很难说哪一位书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我们虽然找不到陈独秀对碑帖融合的见解，但从他存留下来的墨迹当中可以看到碑帖融合的痕迹。陈独秀书法碑学是其底色，在面貌的变化出新上吸收了大量的帖学营养，他是碑帖融合一位探索者。他留下的大量手迹能够梳理出他的书法实践之路。
陈独秀的行草书，主要是文稿、信札、便条、明信片等小幅作品和大部分应酬所书的条幅、对联等大幅作品。陈独秀的文稿作品以晚年所书的《实庵自传》最为精彩，可见他对《十七帖》《初月帖》等二王帖学风格及唐人行草书有很深的领悟，不拘泥于一家一法，信手写来，有着浓郁的书卷气。他的行草书信札、便条、明信片有不少是“急就章”，信笔涂抹，粗头乱服，但用笔老辣苍润，时常不自觉地参入绵柔内劲的篆隶笔意，通篇和谐，呈现出古质朴茂、流美自然的奇趣，有着《平复帖》的韵味。这类完全自由的快速书写最易看出书者天性中的气质，一点都无法掩饰，书为心画，在这里一览无余，唯大气魄、大学问者方有妙品。
陈独秀致杨朋升信所用信封（1939年5月5日）
他应人之求为人书写的条幅、对联之类作品，以行草书居多，属有意为书，他写得自信、豪迈，但多少有些表演的成分在。葛康素在赞美陈独秀草书笔力虬劲大气的同时，也稍有批评：“先生之草书其气势具于此矣，或功力有不到者焉。故稍有‘鼓努为力’之嫌耳”。这部分应酬之作，就艺术而言未见有惊人之处。
赠台静农《西湖十景之一》
与行草书相比，陈独秀的篆隶作品功力精深。他早年即用功于篆隶，留学日本期间，周围人即视之为“搞汉学、写隶书的人”。1910年在杭州，他研究《铁云藏龟》《说文解字》，对汉字追根溯源。马一浮说他“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陈独秀擅长文字训诂之学，对汉字追源溯流，对金石碑版多有临写。葛康素说：“先生小篆第一，古隶稍次。”陈独秀的偶尔为人作小篆，所以极为难得。在南京监狱，他为前来探望他的学生陈中凡教授以罕见的耐心书写谢枋得《北行》诗相赠，诗中有对学生重义的感激，也有公道自明的慰藉，更有崇高气节的自喻。陈中凡视为瑰宝，终身收藏。在江津，他为台静农父亲佛岑先生作篆书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在今天的江津石墙院陈独秀故居，这副对联挂在小院大门两侧，虽为复制件，但骨力风神具在，不失规矩，足以媲美同时代的篆书大家。
陈独秀篆书谢枋得《北行》赠晨钟凡
陈独秀的隶书取法张迁碑、衡方碑方整朴拙一路，但又稍作变体，苍劲灵动，这类作品多为抄录自己的诗作寄送朋友，书写在有意无意之间，皆为精品佳作，如寄给台静农的《漫游》《郊行》等小幅作品。
陈独秀赠台静农之《郊行》
赠台静农《漫游》（此为陈独秀最后之诗书）
从陈独秀存留下来的书法作品及大量信札手迹中，可以看出他的书法更多的依赖于天分与学养，这是学人字与书家字的一个不同之处。但他与一般的学人又有很大不同，他是一个极富才情的诗人，又是一个开拓型的革命家，诸种特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造就了他的书法面貌极尽变化，形式上精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