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之时的鄂州
中晚唐之时的鄂州
鄂州，在唐朝中期，曾经成为军事重地，以武昌军的设置和武昌军节度使（治鄂州，管鄂、岳、蕲、黄、安、申、光等州）这个官职被朝廷任命，从而列入“元和四十八方镇”。
“方镇”，即是唐代中晚期颇有特色的能使拥兵自重的军阀得以割据一方的藩镇，始自“天宝十节度”（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年间，扩充防戍军镇，设置了九个节度使，一个经略使）。
鄂州虽然跻于方镇之列，但因那时的交通地位，不像近现代通了铁路的武汉乃是“九省通衢”这么重要，军事上的重要性则是比不过江陵。故而，武昌军置立不久，就遭撤除，撤了再置，再置又撤，撤时久而置时暂，几次三番，直至唐亡。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八零五），韩皋担任鄂岳沔蕲都团练观察使。宪宗元和元年（公元八零六），韩皋升职为鄂岳蕲安黄节度使，设置武昌军，与之同时，撤销奉义军节度使（贞元十五年，设置安黄节度使。贞元十九年，改为奉义军节度使），由韩皋担任武昌军节度使。元和三年，郗士美接替韩皋。
元和五年，吕元膺接替郗士美；这时，朝廷撤销武昌军节度使（根据《新唐书·卷六十八·方镇表五》），吕元膺的官职乃是鄂岳都团练观察使。元和八年，柳公绰接替吕元膺。元和十一年，李道古接替柳公绰。穆宗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崔元略担任鄂岳蕲黄安等州观察使。长庆四年，崔植接替崔元略。
敬宗宝历元年（公元八二五），牛僧孺接替崔植之时，恢复武昌军节度使。文宗大和四年（公元八三零），元稹接替牛僧孺。
大和五年，再次撤销武昌军节度使，崔郾担任鄂岳安黄观察使。大和九年，高重接替崔郾。宣宗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崔郾之子崔瑶担任鄂岳观察使。
到了昭宗天祐元年（公元九零四），杜洪据有鄂岳等地，拥兵自重，被朝廷封为武昌军节度使。天祐二年（昭宗死后，哀帝沿用天祐这个年号），杨行密部将刘存攻陷鄂州，杀死杜洪。再过了二年，哀帝禅位给朱温（朱全忠，五代后梁太祖），李唐王朝被朱梁政权取代。
唐朝首任武昌军节度使韩皋，在武昌军主政的成绩如何？因史书记载不详，无以考稽。
郗士美的政绩，倒是较为具体，详见舒元舆《鄂政记》，兹录全文于下。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镇鄂，实泽国，地连大别、云梦、洞庭、穆陵，控扼胜势，号为东南巨镇，与江陵会府不侔。来临者苟能惠百姓，军旅必咨怨！苟能富军旅，百姓不堪命！二德既不易备，朝廷亦难其材。自高平公为政，颛以诚信惠和抚下，军旅受其抚，勇知方；百姓受其抚，耻且格。繇春到秋，政与稼且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军心雄，乃次视闾井。城隍有陋狭不快人心者，皆开张。
治本鄂城，置在岛渚间，土势大凹凸；凸者颇险，凹者潴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议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闾巷，修通衢，种嘉树，南北绳直，拔潴浸者升高明，湖泽瘴疠，勿药有愈。郡城旧制，陋屋骈联，自十二戟南直，土地隘塞，若人胸次不开。将佐序宇次第甚牢落，州佐掾署亦牢落。公正立戟间，指吏徒拆去陋屋，南抵城墉下，南面北向立射侯军容佐，西翼东向立牙门料将院，东翼西向立州佐六掾院。长廊联轩，万门呀呀。中央广除得以讲校、戎律、班布等列，霜戟洞启，公堂耽耽。每至朔望日，军吏毕谒，威容大修，有以见堂堂仪观，不可触犯也，然后知皇唐诸侯王之为贵耶。
鄂之军实三万，先时，营宇皆曲陋低下，岁有垫溺，师徒患之；公心亦患之。引车出郡垒东门之外，良地伏在莽下，公自得心识，手开画之，创新营凡一十五所，合三千间。瓦鳞鳞，檐盈盈，轩门对开，欲呀风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观人骇目，目不前见。居人庐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与琐琐胸臆，经营细碎，不副大君委重柄之意者齐肩乎！则知公之为政，不专于鄂，枝郡亦犹鄂。
复明年，巡封略，问遐迩，一若门门有公。犹将校僚吏，卒伍元元，咸不胜公惠，熙熙相贺，自谓长庇公德宇下。道路合声，王人中贵闻。政声到阙下，天子闻。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诏征公尹河南。河洛人贺声动河洛，江汉人唁声动江汉。天子又闻二地人贺唁声，愈知公仁深。不三月，复迁公福上党。上党父老喜跃，携壶浆簟食，逾太行迎。太行素险巇，鄂人闻上党父老迎我公过太行去，若火入肠脏，相与自相尤曰：我曹皆公庇荫贻惠，父母生我，公实活我，今公去郡，恨无史氏记，不书我公德，不光照本邦，是我曹负公也，非公负我曹也！胡不率大宣声音，咏思我遗爱，使隘衢陋巷，几采教化者闻，必寓于风雅，立则天子史官得详载史策，遗爱遗惠，岂谢古人耶。是心愈见公德如卿云景星，所出必为国瑞，所至必为人福，不颛在一方而已。
某声名陋小，未縻人爵，不敢擅断石，惧累公德。但直录鄂人咏思之言，将上告天子史官，厌塞鄂人望。若河南遗爱，洛多君子，因以为民详矣。上党新政方大，未可测酌，非陋文褒述也。
《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七》
舒元舆（公元七九一至八三五），字升远，婺州东阳人氏，唐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进士，初授鄂县县尉，以干练知名，宰相裴度荐为兴元书记，作文以檄豪健闻名，拜监察御史，迁刑部员外郎，改著作郎，文宗在位之时，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与李训、郑注谋诛宦官，其事不密，于甘露之变中被腰斩。
既然舒元舆是元和八年进士，那么，他担任鄂县县尉的时间，也就只能是在考上进士之后。那时，不仅郗士美早在三年之前离开鄂州，就连吕元膺也已调到别处去了。因此，很有可能，《鄂政记》是舒元舆刚开始担任鄂县县尉之时，基于鄂州官吏、民众甚为怀念郗士美之德政的缘故，从而执笔撰写（直录鄂人咏思之言）。
高平公：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乡人氏，生于公元七五六年，十九岁入仕，历任阳翟丞、潞州从事、坊州刺史、黔州刺史、御史大夫、持节黔中经略、检校右散骑常侍、高平郡公、京兆尹、鄂岳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河南尹、检校工部尚书、昭义节度使、忠武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卒于公元八一九年（元和十四年）。
十二戟：官府大门外左、右各有六名持戟卫士。
元和三年春季至元和五年冬季，高平郡公郗士美主政武昌军。那时，武昌军是个岛渚相连、凹凸不平的水乡泽国，一边是浩浩大江，一边是众多湖泊。这个处于江湖之间的城市，驻军三万，当然，还得加上官、吏、工、商以及军人家属，总人数应该至少是三万的翻一番，六万以上；其中，官、吏是很少数的，相关的工、商人数也不会很多，军、民是绝大多数的。
郗士美上任之后，以一年的时间，适应环境，顺应并抚慰官吏军民。到了第二年，方才有所作为。主要乃是平整城内土地，削凸堙凹，扩宽街巷、道路，调整城市建筑布局，拆陋屋，造新房，重新建立射侯军容佐、牙门料将院、门佐六椽院这些官署，把军人居住之处移到东门之外，选择开阳高旷之地，造了十五所营房（共三千间）。于是，瓦鳞鳞，檐盈盈，轩门对开，欲呀风雷。
由于郗士美治鄂，实绩良多。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许下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使，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在册书。一日夙兴，将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鞟，未及陷足，忽有巨鼠过庭，北向拱立而舞。八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惮意，因掷靴以击，鼠则奔逸。有毒虺堕于鞟中，珠目锦身，长筴细螫，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必致臃指溃足之患矣”。说的是郗士美的政化之美，感动了巨鼠，在郗士美鞟中有毒虺之时，现身警示，使郗士美未受毒虺咬脚之害。不过，郗士美担任鄂州观察使并非元和末年。高彦休生活于唐朝末期，是以郗士美于鄂州观察使之后所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的“八座”（中央六部之尚书与中央三省之尚书省左、右仆射）称呼郗士美；那么，郗士美主政武昌军的年份被高彦休弄错了，乃是轻而易举的。
对于中晚唐之时的武汉武昌而言，不仅郗士美是个好官，吕元膺也是个很有佳誉的名宦，知人善任，曾经提拔守城者为大将。因为，守城者忠于职责，不许吕元膺擅自深夜登城（《新唐书·卷八十七·吕元膺》：“拜鄂岳观察使。尝夜登城，守者不许。左右曰：中丞也。对曰：夜不可辨。乃还。明日，擢守者为大将”）。当然，治鄂的实绩，吕元膺是比不过郗士美的。
接替吕元膺的柳公绰，则是颇为知权制变，爱抚鄂军家属，使鄂军勇于报效，打了些胜仗（《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柳公绰》：“九年，吴元济据蔡州叛，王师讨伐。诏公绰以鄂岳兵五千隶安州刺史李听，率赴行营。公绰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愿自征行，许之。公绰自鄂济湘江，直抵安州，李听以廉使之礼事之。公绰谓之曰：公所以属鞬负弩者，岂非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两郡守耳，何所统摄乎？以公名家晓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则当赴阙；不然，吾且署职名，以兵法从事矣。听曰：唯公所命。即署听为鄂岳都知兵马使、中军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选卒六千属听，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权制变，甚为当时所称。鄂军既在行营，公绰时令左右省问其家。如疾病、养生、送死，必厚廪给之。军士之妻治容不谨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为我辈知家事，何以报效。故鄂人战每克捷”）。
至于李道古，这位皇室宗亲后裔，乃以贪暴闻名于当时。并且，元和十二年二月，带领善战的鄂军出去攻伐贼寇，却是吃了个败仗（《旧唐书·本纪第十五》：“岳鄂团练使李道古师攻申州，克罗城，贼力战，道古之众大败”）。
崔元略、崔植的治鄂政绩如何，亦无史料可详。
牛僧孺担任武昌军节度使期间，最大的政绩是重建了鄂州城。鄂州城墙原为夯土筑板而成，每年都得修缮，需要十几万钱，牛僧孺将城墙改为砖砌，用了五年时间（《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牛僧孺》：“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青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塼，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
元稹继任武昌军节度使的时间，不足一年就因病去世。
崔郾治鄂，主要的政绩，是制造蒙冲小舰和相应的武器装备，上下千里，捕平江湖盗贼（《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崔邠》：“改鄂岳等州观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盗贼显行。郾修治铠仗，造蒙冲，驶追穷蹑，上下千里，岁中悉捕平”）。其次，是严法峻诛，对于犯罪者绝不宽大处理（《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崔邠》：“治虢以宽，经月不笞一人。及莅鄂，则严法峻诛，一不贷。或问其故，曰：陕土瘠而民劳，吾抚之不暇，犹恐其扰；鄂土沃民剽，杂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贵知变者也，闻者服焉”）。
高重、崔瑶主政鄂州，政绩不详。
柳公绰对于“军士之妻治容不谨者，沉之于江”的做法，则与崔郾的“严法峻诛，一不贷”，形成了因为鄂民“杂以夷俗”而“非用威莫能治政”的呼应。从柳公绰之时鄂军勇于报效而善战，到李道古之时打了败仗，然后，崔郾之时江湖盗贼显行；可见，鄂州的确“土沃民剽”，居然有人敢在驻扎较大数量之军队的城市附近做起了江湖盗贼。
不过，鄂州驻军三万人，乃是设置武昌军之时的情况。在撤除了武昌军之时，驻军人数应当会被减少。因为，元和二年，全国的在籍兵员是八十三万余人，而元和元年全国虽有四十八个方镇，但节度使却没有那么多；可见，由于鄂州设置了武昌军，方才驻兵三万。等到撤销了武昌军，朝廷下令讨伐蔡州吴元济，只是让鄂军出兵五千，实际出动六千人；估计，那时的鄂州驻军，不会超过二万人。
从郗士美、牛僧孺拥有在建筑上改造鄂州城的权力来看，武昌军节度使的官位是大大地高于鄂岳观察使的；因为，崔郾所拥有的乃是造蒙冲舰捕盗的权力。而韩皋之所以并无可详的政绩，估计，那是由于他是首任武昌军节度使，唐代兵制已从府兵变为募兵，他的主要精力，应当是耗在招募兵员进行编制、训练这些工作上了。
当然，墙高二丈一尺、周长十二华里的鄂州城（《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周围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设二门，东曰囗州门，西曰碧澜门。宋、齐、梁、陈皆因之”），占地面积可算是较大了的，故能居住为数应当是六万以上的军民人等。牛僧孺的重建鄂州城，至至少少，乃是郗士美对这座城市的大力改善奠定了可供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