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乡村书写与民间叙事

自实施精准扶贫振兴乡村战略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条件与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巨大改善和迅猛提升。与此同时,广大作家呼应时代的召唤,也纷纷把兴奋点和注意力转向了广袤乡村。他们马不停蹄地下乡采风,迫切申请到基层挂职,甚至主动驻村定点深入生活,进而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乡村巨变的文学作品。

不可否认,在近几年如火如荼的乡村题材创作上,的确出现了一些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如赵德发的《经山海》、贺享雍的《天大地大》、韩永明的《酒是个鬼》、老藤的《遣蛇》、何存中的《官葬》、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等,就是其中的成功之作。这些作品,既有对现实的显性描述,又有对历史的隐性反思;既有对物质的外在关照,又有对精神的内在关怀;既有对内容的宏观拓展,又有对形式的微观探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连篇累牍、蜂拥而出、堆积如山的乡村书写中,真正的好作品却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寥若晨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严重失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轻浅,单薄,虚假,粗糙,老套,缺乏生活的洞见力、思想的穿透力和艺术的震撼力。究其原因,除了作家们抢抓机遇、急于求成、出手太快之外,关键还是文学观念有问题。众所周知,文学观念决定叙事方式。因为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存在问题,所以叙事方式也就跟着出了问题。

叙事方式也可以看作叙事策略。从叙事策略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坛长期并存着三种形态,一是时政化叙事,二是精英化叙事,三是民间化叙事。从叙事特点来看,时政化叙事主要在于宣传时事政治,类似新闻,聚焦热点,强调导向,追求时效,着力突出官方意志;精英化叙事主要在于思考人类命运,靠近哲学,面向人生,着眼启蒙,尽力传达精英意识;民间化叙事主要在于呈现百姓生活,紧贴文化,立足日常,关注俗世,极力彰显民间意趣。可以说,意志、意识、意趣是三种叙事形态的主要区别

对于上述三种形态,我们无意于判断孰优孰劣、孰长孰短、孰高孰低。事实上,无论是时政化叙事,还是精英化叙事,或是民间化叙事,它们都各有千秋,也都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而,面对近几年来的乡村题材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写作者运用的都是时政化叙事,激情有余而沉淀不够,描述有余而思考不够,雷同有余而创新不够,导致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也有不少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化叙事,虽然冷静、幽邃、深远,对乡村现实充满了审慎与反思,却显得片面、固执、偏激,而且过滤掉了生活中原有的烟火气和人情味,不能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全貌与本相。相对而言,在当下的乡村书写中,自觉采取民间化叙事的作家并不是太多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讲,民间化叙事的文学性显然超过了时政化叙事和精英化叙事。我在前面提到的《经山海》《天大地大》《酒是个鬼》《遣蛇》《官葬》《百里洲纪事》这几部优秀的乡村文学作品,正是民间化叙事的典范。

在我看来,文学性是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当然,人们关于文学性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千差万别,但基本的共识还是有的。事实上,文学性的构成因素也十分丰富而复杂,既有时政化叙事所看重的时代性和导向性,也有精英化叙事所强调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更有民间化叙事所追求的多元性和审美性。但是,不管采用哪种叙事形态,真正的好作品都必须具有可读性。可以说,可读性是文学性的首要属性。如果一部作品没有可读性,那么它的文学性肯定很差、很少、很弱。因此,关于乡村题材的创作,作家们必须调整、转变、更新狭窄的文学观念,高度重视民间化叙事,从而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文学的精品力作。

接下来,我想探讨一下民间化叙事的可读性究竟有哪些来路。考察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可读性的来路主要有四条:一是立场,二是视角,三是结构,四是语言。虽然任何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有立场、视角、结构和语言这四个维度,但与其他叙事形态不同的是,民间化叙事的四维都是民间化的。

既然文学的可读性与民间化叙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在乡村题材的创作中,我们如何通过民间化叙事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呢?我的回答是,作家在进行乡村书写的时候,必须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好读与耐读的关系

可读性是一个看似浅显实则深奥的学术问题。我们不能把可读性简单地等同于通俗性、故事性、传奇性。通俗性、故事性和传奇性只能说明好读,即浅近、易懂、有趣、好看等,但是,好读并不完全等于可读,它只是可读性的一个方面。可读性的另一个方面还要求耐读,即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常读常新、百读不厌。因此,可读性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好读,二是耐读。只有既好读又耐读的作品,才具有真正的可读性。

在处理好读与耐读的关系上,民间化叙事首先保证了作品的好读性。为了确保它的好读性,民间化叙事作品选择了平民立场、人性立场和世俗立场。这几个立场紧贴民间大地,紧贴大众生活,紧贴读者需求,能有效地调动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容易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同时,傻瓜视角、鬼魂视角、疯癫视角和儿童视角,这些比较怪异而反常的民间化叙事视角,也十分符合广大读者的求新、求奇、求异心理,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好读性。还有,反讽、隐喻、圈套、错位等民间结构模式,与广大读者的欣赏习惯高度一致,因此使作品也变得更为好读。另外,地方语言、口头语言和粗鄙语言这三类民间语言的大量运用,进一步加强了作品的生动性,也为抓住读者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耐读的内涵比好读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它不光要求作品对读者具有长久的诱惑力,还要求文本必须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拥有更多的解读空间、言说空间和发挥空间,为读者提供参与文本意义再构的可能性。为了使作品获得这种耐读性,民间化叙事采用了多种策略,包括观念性策略和技术性策略。如杂糅的叙事立场、复合的叙事视角、多重的叙事结构、交响的叙事语言,这些民间化的叙事策略,使作品有了更多的耐读因素。

如果拥有了既好读又耐读这样的双重性,那么作品便有了真正的可读性。这样的作品,无论对于消费性读者还是对于生产性读者,都是具有可读性的。

二、意思与意义的关系

作品的意思,是相对作品的意义而言的。意义指的是思想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意思指的则是情调、趣味和美感。从可读性的角度来看,有意思的作品显然比有意义的作品更有可读性,尤其是好读性。民间化叙事为了突出作品的意思,它不像时政化叙事那样居高临下地指导百姓,也不像精英化叙事那样故作高深地启蒙大众,而是努力渲染一种情调,传达一种趣味,追求一种美感。它不打官腔、不端架子、不板面孔,从平民立场、人性立场和世俗立场出发,遵循快乐原则,发扬狂欢精神,描写日常生活,关注生命本身,抒发世俗情怀,传达民间趣味,让读者感到亲切、轻松、愉悦,换句话说就是“有意思”。

为了加强作品的耐读性,民间化叙事在强调意思的同时,也注重意义的建构。因为,最具可读性的作品无疑是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在这样的作品中,意思和意义这两个元素不仅都有,而且两者必须水乳交融、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它们不能是两张皮,不能牵强附会、生拉硬扯、风马牛不相及。为了将意思和意义有机地融合起来,民间化叙事作品想了很多心思,比如在叙述上制造叙述裂缝、拓展叙述边界、调整叙述时空、转换叙述姿态,目的都是为了让文本的意义在有意思的形式中自然生成。

在处理意思与意义的关系上,民间化叙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意思和意义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相互转化,即意思中有意义,意义中有意思。

三、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学术界是一个喋喋不休、众说纷纭、言说不尽的话题,其中还牵涉到地域性、民族性、世界性、全球性等众多问题。在时政化叙事和精英化叙事看来,传统性和现代性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它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因此,时政化叙事往往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排斥现代性,而精英化叙事又常常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嘲讽传统性。但在民间化叙事看来,传统和现代并不完全矛盾,二者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互转的结构。

更有意思的是,民间化叙事还从民间发现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平时一说到民间,人们总以为它代表着保守,代表着封闭,代表着禁锢,代表着绝对,代表着实用,总之是传统的代名词,似乎与科学、文明、民主、自由、开放、多元、相对等格格不入,与现代性隔着十万八千里。其实不然,民间虽说是一个自在的、边缘的、芜杂的文化空间,但它本身蕴藏着丰富的现代性元素。民间文化的核心是多元共存,强调自由、自主、自在、自足,法自然,尊人性,有搞笑,有反讽,有批判意识,有怀疑精神。这本身就是现代性。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认为民间的一切都是俗的、浅的、旧的、传统的,必须要用西方的现代之光来照亮它、打扮它、提升它。作家们的正确做法应该是,诚心地回到民间,专心地观察民间,真心地热爱民间,虚心地学习民间,热心地开发民间,从而把隐藏在民间深处的现代性找到,将它唤醒,将它激活,将它点燃。

民间化叙事的一个重要贡献,正在于它从民间发现并发掘了现代性。原来,现代性就在身边,就在眼前,就在民间,就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之中。为了在作品中表现这种来自民间和传统的现代性,民间化叙事一方面充分利用了民间的生活资源与传统的文化资源,一方面又适当运用了夸张、变形、荒诞、象征、错位等多种现代叙事技巧,同时还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和巴赫金的狂欢精神,从而将现代与传统熔为一炉,异质同构,使文本既充满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又闪耀出现代思想的光芒。

从可读性来讲,民间化叙事作品因为妥善处理好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所以它既能适应传统型读者的欣赏口味,同时也能满足现代型读者的阅读诉求,对任何一种类型的读者来说都是有可读性的。

最后,我们再回到乡村题材的创作上来。以我的识见,创作的地气、底气和生气都来自大地,来自生活,来自民间。因此,如果作家们在新时代的乡村书写中能够强化民间叙事,那就一定能够大大地增加作品的可读性,进而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乡村文学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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