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培养的不是理想，而是能力——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导读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是后现代哲学极具代表性的一本宣言书，是每个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人绕不开的著作。
后现代哲学以其门派众多、观点破碎、难以整合，成为哲学研究者头疼的领域。而这本书之著名就在于，它试图从高处对后现代进行一种纲领性的总结，其中一句话被人们反复咀嚼和引用——“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后世哲学家从这句话出发，演绎了不少观点和著作。
抛开后世影响，这句话也可以作为本书最精简的内容摘要。
诚如书名所说，这本书的目的是对现代知识（即科学知识）进行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检讨和批判。
和很多现代哲学家一样，利奥塔的研究是发生在语言层面上的。语言是知识的载体和场域，这一选择和本书主旨是相符的。
对此，他觉得有必要从“知识的载体”这个重要性上重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19世纪末被当成合法性的丧失、哲学‘实用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的失败的这一切不过是一段插曲，知识通过把关于陈述（这些陈述具有法律的价值）有效性的话语放入科学话语中而重新站立起来。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放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操作，它带来了被认为非常严重的‘悖论’，它还为知识的范围设定了一些‘限制’，这实际上改变了知识的性质。”一百多年前，哲学为了应对自身的危机，开始转向对语言的研究，以期开拓出对人类认识更深层的挖掘。没想到的是，这一转向却将知识的合法性根基也带了出来——在语言面前，知识显现出自己的对象性和局限性，而知识的对象性又恰好使本书的知识批判工作成为了可能。
利奥塔是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立场上开始他的知识批判的。
他曾在书中透露“说话就是斗争（意思是参加游戏），语言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竞技。……这种语言竞技的思想不应该掩盖第二个原则，它是前者的补充，并且支配着我们的分析：可观察的社会关系是由语言‘招数’构成的。我们弄清这个问题，就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P39）
这意味着所有构建知识的活动都不过是语言游戏的招数，都是或大或小的叙事而已。而那些看似严肃的论证和建设都成了一幕幕滑稽的假正经，利奥塔称之为“元叙事”（或称为“大叙事”）。叙事越宏大、越包罗万象，就越可笑。
利奥塔之所谓的大叙事有两种：第一种叫“思辨叙事”，第二种叫“启蒙叙事”。
在思辨叙事中，每个观念和理论都不具有独立的价值与合法性，都是整体精神发展的中介或环节，所有的文化成果都必须放置在世界精神的整体中，才具有自己的合法性——思辨叙事以其宏大的结构为内部的所有成员保证了合法性：“德国唯心主义依靠的是一种元原则，这种元原则把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实现“主体的生命”（费希特称之为‘神圣的生命’，黑格尔称之为‘精神的生命’）这一基础上。从这个角度看，知识首先是在自身找到了合法性，正是它自己才能说出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但它为了充当这一角色，必须改变自己所处的层面，即不再是关于自己的指谓（自然、社会、国家，等等）的实证知识，而成为关于这些知识的知识，即成为思辨的知识。”
但问题是，思辨叙事这个结构自身并没有自己的合法性支撑。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它在支撑内部理论的同时也对它们实施独断的专制——不符合自己宏大叙事精神的知识，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剔除——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实施的恐怖主义。
如果说思辨叙事是一种知识靠抱团的形式进行的自证，知识自己是言说主体，那么在启蒙叙事中，人却成了知识主体，知识服务于人的解放，其合法性必须从人那里获得，而我们知道，“人的解放”是一系列价值性命题。这就使那些即使与价值无涉的指示性陈述，也必须依赖与其对应的规定性陈述而获得合法性，后者因为处在人性解放的大叙事中，而具有根正苗红的合法性。“这种通过意志自律达到合法化的方式使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游戏有了特权，即康德称之为‘命令’而当代哲学家称之为‘规定’的语言游戏。重要的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那些属于真理范畴的指示性陈述（例如‘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合法化，而是让那些属于正义范畴的规定性陈述（例如‘必须摧毁迦太基’）合法化”。
但是问题就在于，规定性陈述和指示性陈述本来就是两条线，从最早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中我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这二者一个是关于正义的，一个是关于真假的。其论证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无法为另一个背书。
两大元叙事就这样崩塌了。
而现代科学知识的权威（即合法性）恰恰就建立在这两种叙事的基础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它和这两种叙事互相佐证，才使得三方都崛起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景观——科学，号称以思辨理性为基础，以启蒙与解放为宗旨。
虽然在发展初期，科学知识借助叙事知识获得了文化派对的入场券，可一旦发展壮大后，它马上与后者撇清关系，另立门户，企图将叙事知识非法化、边缘化。
在科学知识产生前，我们全部生活在叙述知识的时代。
叙述知识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它可以包容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设想一下你和朋友轻松地聊天或激动的争论吧，你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句式，各种各样的策略，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语言游戏规则间自由切换，语言对话既是竞技也是游戏，在这些竞技和游戏中，我们快意人生。
但是16世纪以来，科学知识带着一本正经的严肃开始打断了一切。它只认可一种语言游戏，即指示性陈述。其他陈述方式因为带有主观的情绪和狡诈的计谋而被阉割掉。
其实科学知识面临的很多棘手问题，在叙述知识那里根本就不存在。
首先，叙述知识不存在合法性问题。它本身是一种动态的、即时的、复杂的社会实践。它不仅涉及到语言和知识，而且是我们建立和改变社会关系的一种实在活动——一场叙述对话能够同时将发话者、受话者和指谓对象三者全拉进来形成关系。它的实践功用就决定了，讨论合法性对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科学知识因为只有一种指示性陈述，而且指谓对象相对于发话者和受话者而言都只是讨论的客体，这样一来，科学知识就不再具备构建社会关系的职能，也就不能从所讲述的事实本身获得有效性，而是必须在外部为自己寻求合法性。
其次，叙述知识不存在元叙事的文化专制问题。刚才说了，叙述知识是一种及时性、情境性很强的对话方式，发话者、受话者和指谓对象都会随着具体情境的不同而变化，其产生的效能当然也不同。
但是科学知识中的指示性陈述是孤立的、静态的。要想被讨论，它们必须有明确的情境和指谓对象，不能产生歧义。“因此，科学游戏意味着历时性，即一种记忆和一种设想”。说白了，科学知识需要积累，需要建立一整套繁杂而又详尽的论证或证伪的档案——新的讨论必须建立在这些档案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如果说科学知识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那么一切也还无可厚非。
不过这本书既然是一本批判科学知识的书，那么肯定不会止步于接科学的老底，而是更进一步指出了科学在现代面临的新挑战。
这个新的挑战就是后现代的知识状态，而这种状态源自于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
知识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信息而非信仰，将知识转译为信息只是为了便于将其商品化。而在现在，商品化后的知识不仅是重要的利润来源，甚至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资源。怎样高效地、制度化地生产知识商品，以便在企业竞争乃至国家竞争中取得头筹，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这个时候，讨论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不仅显得不再重要，甚至这个问题本身成为了束缚新式研究和教学的绳索。
科学知识要想保持其脆弱的合法性，就必须委身于一个宏大的叙事，而在这个宏大叙事中，不同层级的知识必须安分地呆在那些被划定的区域和等级中，不得僭越。而现代知识生产要想符合市场中不同“客户”的胃口，就必须能够自由组合，灵活搭配——跨学科研究将成为常态，这使得以前泾渭分明的学科划分显得僵化和臃肿。而大学正是这种等级森严、壁垒层层的学科知识的根据地，在那里，跨学科研究反而因为归属模糊而无法获得相应的名分。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知识创新已经不发生在大学中，而是发生在由企业和社会资助的各种科学研究机构中，与官僚主义色彩浓厚的前者相比，后者更功利，在组织和活动上也更灵活——也更容易符合知识经济的需求。大学作为研究创新机构面临尴尬的境地，这并不是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知识-权力结构的转型。
以上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后现代遭遇，那么教学方面呢？
教育的尴尬处境也集中发生在大学。
上面提到过，叙述知识是即时性的，即使对话双方有交流障碍，也可以及时解决，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为对话的有效性负责。但是科学知识是历时性的，科学对话要求双方站在共同的话语背景中。
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科学知识的叙事，我们需要传授那些能被当做背景知识的知识，它们是专家团队们的共识，这些共识因为能够在科学语言中互相佐证而暂时不存在合法性危机。这就是教育的职责，但现在教育的职责也就止步于此。以前，教育不仅承担着知识累加的职能，而且还要承担立德树人的职能，但是现在教育失去了这部分神圣的职责，成了一种商品生产活动。“在非合法化语境中，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从此需要培养的不是各种理想，而是各种能力：多少医生、多少某专业的教师、多少工程师、多少管理人员，等等。知识的传递似乎不再是为了培养能够在解放之路上引导民族的精英，而是为了向系统提供能够在体质所需的语用学岗位上恰如其分地担任角色的游戏者。”
我们现在不再需要那些整天将“解放”、“启蒙”挂在嘴边的宏大叙事，或者说，它们也沦为了一种商品，从裁判者的神坛上下来，参与到充斥着吆喝和叫卖的市场竞争中。既然这样，我们的教育该依据什么“德”来育什么样的人呢？
元叙事的衰落，导致元价值的消解，这些必然导致教育职能的剥落。
我们该如何看待知识及其机构与制度在现代的种种遭遇？
利奥塔基本持欢迎态度。
在他看来，元叙事就像一个轰然倒地的巨人，我们在失去依傍后当然会六神无主，但也将迎来充分的知识自由和创新空间。
在这个不用再为合法性困扰的知识时代，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展开跨学科研究，而且不需要再费尽心思地将研究成果整合进某个系统或学科当中——每项研究都是一场有着独立规则的语言游戏，它不仅包含游戏结果，而且附带游戏规则。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不应该再强迫实现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理性，这是不可能的。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对话追求的不应该是共识，而应该是差异（即利奥塔所说的“误构”），前者只是一个幻景，而后者才是可能产生创新的地方。我们的未来可能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