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芝：18世纪前期海河水系与天津设府的外部动力③
京津冀协同发展
四、1730年海河水系管理机构的设置
（接前）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人口不断增加，一方面是为满足京师所需，漕运愈发重要，另一方面是山地、坡地等流域上游地区不断农垦，流域问题也不断尖锐。与之相应，便是流域综合治理机构的出现。
（一）18世纪前期海河水患问题
和国内大部河流一样，海河流域在明清时期水患灾害也开始大幅增加，为解决人地矛盾，玉米、马铃薯等高寒作物迅速传播，相伴生的便是河流源头山地、农牧交错地带等大规模农垦，河流泥沙含量增加、河患频发。
1、对流域社会生产及运河漕运的威胁
海河流域除北部坝上高原、燕山山地及西部太行山脉的山区外,多数地方属于华北平原，地势低平、河流湖淀众多,自古就是水患多发地区。明清玉米、马铃薯等高寒作物在燕山山地、太行山区及口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迅速扩展，大规模的农垦使各水系泥沙含量增加、河床淤积，抗洪能力减弱,每遇“骤雨急涨,泛滥横溢,为民生患也”[1]。而明清治理海河水患最根本的目的是“确保漕运”，以致北运河“往往水高于堤,随处皆堪漫溢”,常为害于京东[2]；不断加高的南、北运河大堤“犹如一道长城”,人为地加剧了平原地区的洪涝灾害[3]。在这种情况下,海河流域的水患是难得全面治理的。
2、海河水患对天津城市安全威胁也在加剧。
海河水系中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等来自西北山地，上游毗邻黄土高原泥沙含量较大，加之明清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各水系汇聚天津入海时极易形成水灾。明清时期多次加固天津城墙、疏浚城壕，甚至建起水闸，如明末天津城守营指挥佥事武中岳“以家财设水门，并建闸于城之东南隅，时启闭，以防汛溢”[4]，但期间天津的城市排水没有进行过大的工程，道光《津门保甲图说·县城内图说》记载：“东、西、南面为水门，通外壕，尤宣泄所系。”城内泄涝、排水主要是靠水门以排泄城内雨、污水。
（二）1730年直隶河道总督（北河总督）设置
康熙把“削藩、河务、清运”列为三件大事，治河制度也从承袭明朝以行政区划，逐步转向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雍正八年（1730），设直隶河道总督（简称北河总督），管辖海河水系各河及运河防治工作，驻天津。
1、1730年海河水系管理机构的设置
河道总督一职，明代多以都御史兼任，且非常设，迄清始置专职河道总督。顺治元年（1644）初设于济宁州（今山东济宁），天津开府同年移驻天津，总管天津、河间二府十八县的河务和漕粮，管辖范围不限于天津段运河，而是包括山东、河南、河北的河务。
从雍正七年（1729）开始，改河道总督为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江南河道总督或南河总督），管辖江苏、安徽等地黄河、淮河、运河防治工作，仍驻清江浦；改河道副总督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河东河道总督或河东总督），管辖河南、山东等地黄河、运河防治工作，驻扎开封。这样，南河总督、东河总督分别管理南北两河，遇有两河共涉之事，两位河督协商上奏。遇有险工，则一面抢修，一面相互知会。
雍正八年（1730），河道总督一分为三，分别为江南河道总督、东河河道总督与北河河道总督。设直隶河道总督（简称北河总督），管辖海河水系各河及运河防治工作，驻天津。
2、“北河总督”与海河流域综合治理
清雍正八年置直隶河道总督掌，专司直隶境内的南北运河﹑永定﹑大清﹑子牙﹑滹沱等河，因直隶河道总督所管诸河为北河，时人称其为“北河总督”。
因海河水系近乎全在属直隶辖区内，乾隆十四年后北河总督例由直隶总督兼理。直隶总督的全称是“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雍正二年(1724)设立，管理河北和内蒙部分地区，驻保定。乾隆十四年(1749)兼直隶河道总督(北河河道总督)；二十八年(1763)兼直隶巡抚。咸丰三年(1853)兼长芦盐政；同治三年（1864年）加钦差大臣；同治九年(1870)兼北洋通商大臣。在清代总督中，直隶总督地位最高，不仅兼掌地方政治、军事、经济诸领域，还负责海河水系内河航运及河道治理。
五、天津设府：从“卫城”到“都会”的转变
天津经过有明一代和顺治、康熙两朝共三百多年的发展，至雍正时期已完成由封建军事堡垒向封建工商业城市的演变，雍正九年设府（1731）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一）从“海门”到“津门”的转变
明清时期天津城市功能的转变，从称谓由“海门”到“津门”的转变，也可窥一斑。
因海拔低、易被海侵，天津城市兴起很晚；同时渤海逆潮又会增加海河航道水量、助力航运，所以“海门”之称谓，直观地反映了濒海环境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基于海潮对天津的作用力，对“海门”位置的认知，主要有两种：
（1）是海河入海口——大沽口。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大沽口在县[5]东南一百二十里” [6]，“河流入海处两岸壁陡，一域中横，土人谓之海门，咸潮上海门而止”[7]。《津门杂记》也载：“大沽口距城百二十里，河流入海处也。两岸壁陡，一域中横，土人谓之海门，又日拦港”[8]。这是符合学理的自然“海门”。
（2）是与渤海逆潮范围相关，大致在三岔河口一带。由于海潮上溯的范围可以过三岔河口，可以使来自渤海的大船直接驶入深入，所以三岔河口也被认为是“海门”。如清王又朴《山岔河口》：“千里长河尽，人传是海门；地当平处拆，水统万流尊”，直言“海门”就是山岔河口。再如近代著名的望海楼教堂，也位于三岔河口。诚然这是从水利实际给予的称谓。
清代陈廷敬以为后世“津门”之称谓系由“海门”演化而来，其所撰《海门盐坨平浪元侯庙碑记》云：“海门者，海水之所出入也……津门者，众流之所汇聚也……河海会流，三汊深邃，更名津门。”自雍正朝以后，天津作为河海交汇之地，内为漕、盐及百货转运枢纽，外为防海重地，设府置县俨然一大都会，其屏障京师的作用日形显著，因此这个别称的内涵也逐渐从自然形胜向政治军事经济的门户方面转移。
（二）从“武城”到“都会”转变
明初，天津作为一座卫城，“官不读书皆武流”，“日以戈、矛、弓、矢为事”[9]。清初，随着天津经济地位、海防门户上升，康熙皇帝五次来津；天津设府之后，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官署衙门不断增多，达官显贵、豪绅富商逐步汇聚，文人雅士也随之多起来，人才荟萃使城市也变得毓秀钟灵。城市景观开始脱离“卫城”的单调，逐步丰满、奢华起来，楼台、园林、会馆，从而使天津造园史上有“园亭甲郡，馆舍精雅”的美誉[10]。
经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发展，迄至晚清尽管天津城市职能始终与“卫”关联——“宿卫”的主体首先是京师，其次是它的整个腹地，“宿卫”职责则包括物资转输、海疆安全及自然减灾等，涉及经济、军事、自然诸多领域，但是无论从城市空间、还是从城市人口、城市经济，都与明代的“天津卫”不可同日而语了。正如光绪《畿辅通志》中对天津的评价是：“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官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江淮赋税由此给，燕赵渔盐由此达，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11]。
[1] 蔡新:《直隶河图说》,贺长龄《清朝经世文编》卷107《工政十三·直隶水利上》，《魏源全集》第19册，长沙：岳麓书社 2004，第65页。
[2] 水电部研究院：《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 中华书局 1981年，第585页。
[3] 邹逸麟:《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
[4] 朱奎揚、張志奇《天津县志》卷18《人物传·武廷豫》，乾隆四年刻本，第11页B。
[5] 指清代天津县
[6] 沈家本、荣铨等：《重修天津府志》卷20《山水》,第7页。
[7] 沈家本、荣铨等：《重修天津府志》卷20《山水》,第7页。
[8] 张焘撰；丁绵孙，王黎雅点校：《天津风土丛书·津门杂记·海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页。
[9], 汪来：《天津整饬副使毛公德政去思旧碑》，薛柱斗《天津卫志》卷4《艺文》，康熙十七年补刻本，第36页上。
[10] 王翁如：《谈天津的明清园林》，刘志强、张利民主编《天津史论文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11] 李鸿章等：《畿辅通志》卷68《舆地廿三·关隘二》第九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5页
作者简介：张慧芝（1969—），女，汉族，河北井陉人，历史地理学博士，教授。1988-1995年在山西大学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史学史硕士学位，师从崔凡芝先生。同年留校旅游管理专业任教；先后到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进修学习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2002-2005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师从朱士光先生，论文选题为明清时期黄河中游环境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获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调入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2007年-2010年在四川大学城市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师从何一民先生，合作课题为清代直隶地区城市研究。2011年8月至今，任教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近年主要在海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历史地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等相关领域展开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河北省社科基金、天津市教委重大调研项目等多项，撰写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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