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心法:十六字真言
中华心法,内容是:“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为古代治国十六字心传,最早记载于《书经·大禹谟》。即使放在现代,这十六字真言也不失其作为治国方略的先进性和代表性。
正解:四句通读,其涵义为:人心居高思危,道心微妙居中,惟精惟一是道心的心法,我们要真诚的保持惟精惟一之道,不改变、不变换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人心居高唯危,所以人们要真诚的把握内心,时刻保持谦虚、谦卑的品性,做到尽职尽责的中道,这谦卑就叫做“中”。大道至简,至简至纯的道理,其中奥妙是非常细微的,所以要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做事专一专心,做到唯精唯一,心无旁鹜,这就是“一”。“中”是体,”一”是用,其要在于“唯”和“精”。
人心惟危:惟的意义上同唯,危在高而危险。
道心惟微:微在细小、精妙、 隐匿,所以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出自《礼记·中庸》”,“之”就特指一。
惟精惟一:精在专一纯粹,一在于不二,专攻一物。
允执厥中:允指真诚、诚意,执指坚持、执行、笃行,厥虚词,中指平和、谦虚、谦卑、中用。总而言之,保持谦卑而博一至精至专至尖端。
轩辕黄帝和尧舜的故事。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中华远古部落联盟首领。本姓公孙,号轩辕氏,出生于公元前2717年三月初三,因有土德之瑞,故号轩辕黄帝。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而后播百谷,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始造文字(仓颉)。
唐尧是帝喾之子,轩辕黄帝的玄孙(曾孙之子)。他德高望重,严肃恭谨,为人简朴,深受人民的拥戴。尧在位七十几年,到年老时,由四岳十二牧推举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了舜。舜是颛顼一脉的子孙,他宽厚待人,孝顺父母,慈爱兄弟,为政仁和。舜帝在位六十一年,把君位禅让给禹。尧帝和舜帝,他们都能使九族和睦,民风质朴。在位时克勤克俭地为百姓做事,年老了,干不动了,就把自己的位子和管辖的国土推让给贤能的人。推的意思是辞让,推位是把自己的位子委与贤人。让的意思是禅让,禅让是把统治权让与能者。历史上能够真正推位让国的,只有尧和舜。
尧舜相传的十六字心法就是中华先祖的中华心法,其传承有序。自黄帝传至尧舜禹,传商汤,而至文王、武王、周公(文王四子),自周公传老庄(老子、庄子,老庄并非道教,乃被道教了。黄老之学为道教所用也。)、孔子,孔子传颜回、曾子,曾子传子思(孔子之孙),子思传孟子。自此心法不得口传,惟悟而得之,故得此心法者鲜矣。所以后人将十六字中华心法称“儒家十六字心法”,直至宋代陆王(陆九渊、王阳明)、程朱(程颐、朱熹)各悟得一半。
自东汉(公元25年—220年)佛教传入中土以前,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惟崇自然科学,造就了春秋诸子百家文化鼎盛时期,成就了汉武帝的中华大国。自此而后宗教垄断中土两千年,隋唐尊佛,元明崇道,清朝万教风靡。独大宋子民尊儒重理,国富民丰,有诗为证:“暖风薰的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只可惜皇帝信奉馋言。
这里要澄清一点,古代治国的本质在于治理百姓,因此历代社会均有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区分。贵族的重要工作在于治理百姓,而百姓的重要工作在于从事具体的劳作。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古时候没有人权平等这一说。因此,要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才能理解这十六个字,也就是要依据统治者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单纯从字面上理解这十六个字不仅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产生歧义。这是因为古代智者思维高深,但用词却十分简洁惜墨,体现了较高的文字修养,同时古代的语法与今天有所不同,许多的表达方式从今天看来是从“反论”的方法来叙述事情的。而且最要命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当时的语境,因此用任何现代语言解释只会挂一漏万。尽管如此,这十六字仍大致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一是治国重在治理人心。一方面由于人心易变难测,又难以教化,容易失控,所以对百姓不得不有所防范。治国者须因事为制、随机应变,不可固守旧制,应把握“无德必亡,唯德必危”的尺度;另一方面,不仅要“知其危”,而要“知其所以危”,通过积极疏导,要从最易造成百姓心中纠结的社会问题入手,也就是要从百姓的根本利益和基本需求层面思考问题,防范社会的结构性利益失衡成为人心不稳的根源。要以“人道”还治人心,适时教化,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警惕因人心不稳导致民怨迭起,要扼制不确定因素的灾难性放大。
二是治国重在抓住事物发展的趋势。由于任何事物的发展趋势总是生于微毫之处,故在“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就要注重防微杜渐。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发展趋势生于微毫之处,往往不能被轻易察觉,也不容易区分,如同“道”一样。因此要格外细心,慎始敬终,要以“地道”格物致知,明察秋毫,保持必要的敏感性和判断力。因此,待人察物之机,关键在于观察细节,见一叶而知秋,不是人云亦云。(《道德经 ·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道德经 ·十四章》说,“博之不得,名曰微”)。
三是治国重在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具有唯一性的特点,换句话说,万事万物不可能有二个或以上的真相,要以精纯专一的态度探究事物的本质,不被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要充分发挥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
四是治国重在切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以不偏不易的务实态度(中庸之道)遵循“天道”(自然法则),从而守中固善,统率治国纲领。(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
《管子·霸言》中说,“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则从人道、地道、天道三个方面对如何把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执厥中”分别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诠释。而这一精到的诠释又整体上体现了《管子·霸言》在“惟精惟一”方面的功力。
宋代的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解释道,“允执厥中”是尧传于舜的治国真言,也就是说凡事不可偏离“天道”(自然法则)。当舜在传授给大禹时,怕大禹小看了这句真言的份量,又另外想了三句一共凑了四句传给了大禹。朱熹认为尧所传授的四字真言一句顶一万句,舜所加的另外十二个字纯属多余,画蛇添足,只能作为尧所传四字真言的附注,毫无新意,只是为了不让后来的人对尧之真言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而已。(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引自《中庸章句·序》)。
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古代《易经》的观点来看,十六字应看作一个整体,而且只有“惟精惟一”是统治者在主观层面上把握所有治国真言的一把钥匙,也是古代君主及士人较为看重的四字真言。由于“惟精惟一”属于主观层面的把握,因而象征了主体。而其余十二个字只是象征了三个不同层面的客体,分别为人道、地道、天道,只能遵循和牢记,不能违背和超越。从而在总体上由主体和客体共同构成了体现整体性的阴阳格局。
明朝的王阳明是真正看破玄机的人,他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阐述道,“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见孺子之入井而恻隐,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誉于乡党焉,则人心矣。饥而食,渴而饮,率性之道也;从而极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则人心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
正是有了“惟精惟一”的治学态度,王阳明才能从旧理学中脱颖而出集心学之大成,并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影响后世的哲学概念。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证实,以“惟精惟一”的务实态度探究事物的本质,确实是治国过程中破解一切问题的钥匙。古代还将“惟精惟一”引申阐发为“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只有明晰了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就能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王阳明曾总结说“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由此想来,尧、舜、大禹时代统治者的智慧确实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而“实事求是”后来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标识,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赋予了时代的内涵,而且又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说明了古代哲学思想基因的强大生命力。
由此,可以明确一个事实,舜确实传承和发扬了尧的思想,并不是象朱熹所攻击的“纯属多余”(尧之一言,至矣,尽矣!(引自《中庸章句·序》)。舜出身于姚墟之地(今浙江省余姚),对于舜的理解可能是同为余姚人的王阳明更有灵犀吧。而不为后人所知的是,王阳明的心学(阳明学)正是从这十六个字发端,也就是说奉这十六个字为其正源。
两千载,众生有魄无魂,有心人确千方百计来悟其性,儒家典集,佛道经书,万卷藏书,其中只有一个悟字,从何而悟?儒家曰:“存心养性”。道家曰:“练心练性”。释家曰:“明心见性”。何为见性呢?苦煞世中人!自民国以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万教复去,而自然科学重新回归,为国人立心,为国人竖魂。
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国人之心不可不修,如何悟?如何修呢?山人曰:“万卷经书实难读,中华心法解千愁。”
更新于 2019-03-28
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