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战争中的夷陵

摘 要：  夷陵是三国重镇与交战热点，原因在于它地扼峡口交通枢要，附近岭谷交错利于设防。曹操、刘备将夷陵与邻近各县并置临江、宜都郡，成为独立的军政建置。猇亭之战后，孙权设立西陵都督辖区。孙吴后期分宜都数县立建平郡，又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反复合并分离，下诏调离步阐而引起叛乱。蜀汉亡国后，西晋以峡江航道作为伐吴的主攻路线。孙皓忽视荆州西部的防务，致使王濬舟师顺利出峡攻占西陵，乘势东下灭亡吴国。

关键词：  夷陵;猇亭;西陵;宜都;建平;陆逊;陆抗;王濬

一、夷陵的地理特点与军事价值

夷陵为两汉荆州南郡所属县名，位于今湖北宜昌市区，因西北有夷山而得名。汉末军阀混战以来，该地受到各方的重视而竞相攻取，成为交战的热点区域。顾祖禹曾论夷陵：“三国时为吴、蜀之要害。吕蒙袭公安，降南郡，陆逊别取宜都，守峡口以备蜀，而荆州之援绝矣。先主之东讨也，从巫峡、建平至夷陵，列营数十，陆逊固守夷陵以待之。”又云：“及王濬克西陵，西陵以东无与抗矣。”①

从赤壁之战以后至西晋灭吴，夷陵及所在的宜都郡境发生过多次激烈争战，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特点所致。学术界关于三国夷陵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公元222年的吴蜀夷陵之戰上，例如这次战役的经过与历史意义及战场位置，双方的兵力规模以及统帅作战方略的成败原因等等，②但缺少对夷陵在整个三国战争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历史演变过程的综合性宏观研究。笔者不揣冒昧，试作此文以资弥补，现分述如下：

（一）地扼峡口的交通枢要

三国时期，吴、蜀两国分据扬、荆、益三州以对抗曹魏，各自拥有太湖平原、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三个重要的经济区域，它们之间的沟通联络主要依靠长江航运，特别是成都平原和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南郡地区，来往必须仰赖三峡水道与沿岸的陆路。汉魏六朝之三峡，一名广溪峡，即后代之瞿塘峡;二为巫峡，其间首尾百六十里;三为西陵峡，“峡长二十里，层岩万仞”。③夷陵正处于西陵峡的东口，即鄂西山地峡谷与江汉平原的交接地段。三峡数百里沿岸峰岭夹峙，长江受其拘束而河床狭窄，激流奔腾，间布险滩，舟船航行屡有败毁之灾，两岸道路亦崎岖难行。而夷陵之东，过荆门、虎牙两山，江面豁然宽广，水流减缓，船只行驶较为安全;陆路也进入地势开阔的平川，车马奔驰即抵达都市江陵。受地形和水文条件的限制，蜀地军队沿三峡东行，不论是乘舟浮流还是步骑行走，都会受到峡江航道与沿岸山路的拘束，只能列为纵队依次前进，大规模的兵力无法展开，因此在峡口实施阻击可以削弱敌军的进攻力量。如陆机所言：“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三国志·吴书》卷四八《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1页。

刘备征吴兵出三峡，就是在夷陵地区受到阻挡，大量部队迟滞在峡内，不能集中到前线与吴军交战，因而陷于被动，最终被陆逊火烧连营，一举击溃。

夷陵之北接境于汉朝南郡属县临沮（治今湖北南漳县东南城关镇），即荆山附近的沮水、漳水流域，其北方有路通往襄樊，“借荆州”后该地归属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擒杀关羽、重夺荆州，收缩北部防线至江陵郊野，沮、漳流域沦为魏国襄阳郡领土。故猇亭之战后，被困在江北夷陵的蜀将黄权领兵投降曹魏，即沿此道经襄阳到达魏荆州治所宛城，再北赴洛阳朝见曹丕。嘉平三年（251）魏将王基率众袭击夷陵，泰始八年（272）杨肇挥师救援西陵叛将步阐，也是经由此道。另外，自夷陵溯江至秭归（今湖北秭归县），再沿香溪河北上，可以抵达房陵（今湖北房县）。刘备夺取汉中后，即令驻守夷陵的宜都太守孟达自秭归北攻房陵，并在上庸（治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与刘封会师。孟达降魏后，曹丕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位于吴国夷陵所在宜都郡的北境。刘晔曾云：“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

《三国志·魏书》卷一四《刘晔传》，第445页。因此，夷陵是在西、北方向两面临敌，承受着沉重的军事压力。如陆抗所言：“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第1359页。

在夷陵江南对岸的佷山（今湖北长阳县西）、夷道（今湖北宜都市）两县，均有道路向南通往湘西的武陵郡。黄初三年（222年）二月，刘备率兵自秭归出峡到达夷道猇亭，“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

《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第890页。就是经此路南下联络当地的少数民族共同击吴。综上所述，夷陵西入三峡，北上临沮，东抵江陵，南到武陵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属于水旱道路四通的转运枢纽，控制它可以阻断敌兵几个方向的去路。

（二）岭谷交错的设防要戍

夷陵所在的蜀、吴宜都郡位处鄂西山地的东段，其西、北、南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刘备东征时，陆逊依据山险进行坚守，使蜀军顿足不前。景元二年（261），曹魏命令荆州驻军南伐，征南将军王基上书反对此次行动，认为敌情未明，季节不适，而且夷陵以北地形复杂，大军难以展开进攻。“夷陵东道，当由车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当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险狭，竹木丛蔚，卒有要害，弩马不陈”。

《三国志·魏书》卷二七《王基传》注引司马彪《战略》，第755页。执政的司马昭接受建议，取消了这次行动。

古代以江陵为中心的“荆襄”“荆楚”地区，“山陵形便，江川流通”。

《三国志·吴书》卷五五《甘宁传》，第1292页。其北、东、南三面为汉水、长江环绕，西边有大巴山、荆山、巫山阻隔，在军事防御上自成一个由天然工事拱卫的地理单元。这一地区的周边要戍，“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第3484页。而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并非大患。夷陵扼守其西方通道，不仅是水旱道路辐辏之处，周围的险峻地形也有利于设防拒敌，这便是它在汉末三国时期成为军事重镇的主要缘故。

二、曹操建置临江郡之始末

夷陵虽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是从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往往不是仅凭孤立的地点进行死守，而是和对岸的夷道、佷山以及入峡西邻之秭归、巫县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狭长的控制长江三峡东段以及峡口区域的枢纽地带，这样在交战中可以根据局势变化进行兵力的部署调整，拥有攻守进退的充分余地，以便达到最佳的防御效果。将夷陵与邻近各县合并起来，另外设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行政管辖区域，这一战略构想最初是由曹操提出并实施的。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亲率大兵南征，他在占领荆州之后对当地的政区重新规划建置，其中包括将东汉南郡所辖的三峡东段及峡口附近诸县划分出来，“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

《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4页。以便其在割据兼并战争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按《后汉书·郡国志四》载南郡所辖十七城，在枝江以西者有巫、秭归、夷陵、夷道、佷山五县。据杨守敬考证，曹操临江郡治和后来蜀、吴的宜都郡治皆在江北的夷陵。“郦氏于刘备改宜都下称郡治在夷道东，盖因宋、齐郡治，牵叙先主事于此耳”。

（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1页。曹操设临江郡后，没有派遣精兵干将，仅在夷陵要地留驻区区数百人马。后来周瑜进攻荆州，“（甘）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瑜用吕蒙计，帅诸将解围”。

《三国志·吴书》卷五五《甘宁传》，第1293页。此条记载反映曹仁亦未意识到上述兵力部署的缺陷，以致被甘宁轻易夺取，后来再领数千人来争，已是无法补救了。综合上述情况来看，曹操平定荆州后分置临江郡只是空头举措，既没有派遣足够兵力进驻夷陵，也未能实际掌控三峡东段各县，结果很快丧失了峡口重地，并对南郡战事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刘备集团治下的宜都郡

孙刘联军在赤壁之役后经过岁余激战，迫使曹仁撤出南郡，从而完全控制了从江陵西至峡口的领土。建安十五年（210）刘备“借荆州”后统治了这一区域，又将临江郡名改称宜都。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南郡又被孙权袭取。刘备占领南郡等地后，“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南三郡事;以关羽为荡寇将军，领襄阳太守，住江北。张飞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六《刘先主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520页。此时孙权仍未取消进取益州的计划，企图联合刘备共同入川，但是遭到拒绝。孙权独自派兵西征，却在夏口遭到刘备军队的阻拦。“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第880页。值得注意的是，刘备还在南郡、宜都等地做出了准备抗御吴军西进的军事部署，并让张飞从夷陵进据三峡中段的秭归，最终迫使孙权撤兵作罢。“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

《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第880页。张飞后来调赴南郡，

《三国志·蜀书》卷三六《张飞传》：“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第943页）宜都郡军政事务由向朗统领，他本是襄阳名士，据其本传所载：“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表卒，归先主。”张飞离任后，刘备“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夷陵四县军民事。蜀既平，以朗为巴西太守”。

《三国志·蜀书》卷四一《向朗传》，第1010页。按临沮县邻近夷陵，道路相通。向朗曾任临沮县官，熟悉当地情况，又在刘备危困之际前来投奔，说明政治上相当可靠，所以被委此重任。他主持宜都军政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夏，在刘备攻克成都之后，才被调入川中。在此期间，荆州发生了两次大规模部队西征的军事行动。建安十六年（211）刘备接受刘璋抵御汉中张鲁的邀请，“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

《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第881页。后来刘备与刘璋反目为仇，自葭萌（治今四川广元西南）领兵南下，但在雒城受阻，为此在建安十九年（214）春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率众溯江入蜀相助，估计亦有数万人。这两支大军及其后勤供应都是通过宜都郡境穿越三峡而进入巴蜀的。刘备攻占成都、全据四川之后，对益州郡县的行政建制作了若干调整，其中包括将原属荆州宜都郡的巫县等地割出，与巴东郡诸县合并成立了固陵郡。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一《巴志》：“巴东郡，先主入益州，改为江关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鱼复、汉丰、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六县为固陵郡，武陵廖立为太守。”（第71页）

继任向朗者为蜀将孟达，刘备、诸葛亮先后率军入蜀，孟达“留屯江陵。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

《三国志·蜀书》卷四○《刘封传》，第991页。建安二十四年（219）春，刘备夺取汉中后，“命（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

《三国志·蜀书》卷四○《刘封传》，第991页。随即留驻当地。接替孟达职务者为樊友，当年冬天孙权袭取荆州，派陆逊进攻夷陵。“（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逊传》，第1345页。该郡从此落入东吴手中。蜀汉最后一任宜都太守为廖化，刘备章武元年（221）七月出川东征，陆续占领巫县、秭归、佷山，前锋到达夷陵、夷道，收复宜都郡境近半。此时原关羽主簿廖化逃亡来归，“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

《三国志·蜀书》卷四五《廖化传》，第1077页。次年刘备兵败猇亭，退回永安，宜都郡境复为吴有，廖化的太守之职也就自然终止了。

纵观蜀汉宜都军政长官的任命，反映出刘备对该地的关注程度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借得荆州之初，刘备的作战计划就是按照诸葛亮在《隆中对》的战略意图来准备的，先取荆州，再进据“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巴蜀。宜都郡地处峡口与三峡东段，为刘备入川作战的必经之途，因而倍受重视，故派遣情同手足的勇将张飞前往镇守。刘备攻取成都时在雒城受阻，他孤注一掷地命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入蜀相助，除了关羽留守之外，几乎把荆州的智能忠勇之士抽调一空。王夫之对此评论道：“为先主计，莫若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9页。即便是在占据四川之后，刘备也没有往荆州回遣能臣干将，相反却是继续在那里挖掘人才调入巴蜀，就连向朗等人也不放过。这一举措带来的恶果就是造成关羽手下匮乏才士，表现为后方留驻的郡县官员和将领不堪重用。对夷陵等兵家必争之地的防守，此时也被刘备所忽视，他所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胆怯无能，根本承担不了这一重任，吴军来袭即弃城逃走，让敌人轻易地占据了峡口要地，并断绝了关羽兵败入川的归途。蜀汉在荆州的惨重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刘备用人的草率不当，许多重镇的守将是庸碌之徒，而且政治上极不可靠。如屯戍公安的将军傅士仁、驻守南郡的太守糜芳，大敌来临即弃甲投降，樊友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

四、孙吴初据荆州后分宜都置固陵郡始末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孙权发动荆州之役，曾派陆逊率领一支偏师进攻宜都地区。陆逊攻占夷陵之后乘胜进击，西入三峡攻占秭归，北向房陵，并遣兵渡江占领南岸的夷道，以夺取巫县而结束，控制了三峡中的巫峡和西陵峡航道。

孙权在获得荆州后将三峡东段与峡口地带划为两个行政、军事辖区，分别遣将镇守。《魏氏春秋》曰：“建安二十四年，吴分巫、秭归为固陵郡。”

《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志四》注引《魏氏春秋》，第3485页。这是把与蜀汉接壤的边境两县单独立郡，任命擒杀关羽有功的猛将潘璋为太守;为了增强兵力，还把甘宁旧部也调拨给他。“权即分宜都巫、秭归二县为固陵郡，拜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溧阳侯。甘宁卒，又并其军”。

《三国志·吴书》卷五五《潘璋传》，第1300页。陆逊仍为宜都太守，其郡境仅辖夷陵、夷道、佷山三县。分置固陵郡的原因，陈健梅认为有奖励功臣和便于控制的缘故。又云：“吴分宜都置固陵郡还有其战略意义，固陵郡所在，截长江巫峡之险，以作为对蜀边防前线。”

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08页。但是从后来夷陵之战的情况来看，孙权建立的固陵郡并没有起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效果。试述如下：

刘备于黄初二年（221）七月东征，轻易地突破了吴国的三峡前沿防线。“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

《资治通鉴》卷六九，魏文帝黃初二年七月条，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91页。在收复两县之后，蜀军便出峡进攻。“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

《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第890页。看来孙吴方面并未在固陵郡内坚守战斗，只是稍事抵抗便撤出三峡，沿途的各座要戍均被放弃，因此后来两军在猇亭相持时，陆逊部下诸将埋怨道：“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逊传》，第1346页。实际上，陆逊使用的是诱敌深入之策。从地理形势上看，巫县、秭归距离峡口的夷陵较远，其间巫峡与西陵峡两岸山道崎岖，江流湍急，又多有滩礁险阻，溯流而进极为艰难，所谓“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

（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三四《江水》，第2843页。陆逊如果在巫县、秭归一带与敌军持久相拒，则蜀汉顺流补给容易，而孙吴溯江数百里进行物资供应和兵力补充非常困难，所以他不愿在此地与刘备展开决战，主动放弃了数百里沿江地带，引诱蜀军出峡，借此获得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有利局势。夷陵战役之中，潘璋所部归属陆逊麾下。后来刘备兵败，吴军又占领了秭归、巫县，但是孙权却将两县重新并入宜都郡。吴增仅对此考证云：“（章武）二年猇亭之役，吴复有二县，宜又还属宜都。故孙休时又分宜都置建平也。”

（清）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陈健梅亦认为固陵郡是在夷陵战役之后废除，“据《潘璋传》，刘备出夷陵，潘璋与陆逊并力拒之。猇亭之役后，潘璋拜襄阳太守，固陵郡盖废于此时，即黄武元年”。

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第231页。从那时到永安六年（263）共四十余载，宜都郡始终保持最初的辖境，即统领夷陵、夷道、佷山、秭归、巫等县。看来吴国统治集团在猇亭战后认识到此前将秭归、巫县分出另置郡守对三峡防务并非有利，因此没有恢复固陵郡的行政、军事区划建制。

五、陆逊南移宜都郡治与夷陵之战的军事部署

陆逊在荆州之役后领宜都太守，其驻地即郡治仍在江北的夷陵。但是在黄初三年（222）刘备兵出三峡时，孙吴的宜都郡治却迁徙到南岸的夷道县境。《水经注》卷三四《江水》夷道县条曰：“郡治在县东四百步。故城，吴丞相陆逊所筑也，为二江之会也。”杨守敬按：“《舆地纪胜》，故宜都郡城。”

（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三四《江水》，第2851页。表明这是陆逊领宜都太守时在夷道新建的郡城。其城址位于夷水汇入长江之口，故云二江之会，属于交通枢要。笔者按：汉朝夷道原建有县城，陆逊新筑郡城在其东边五十余里。《太平寰宇记》：“宜都县，本汉夷道县，属南郡，故城在今县西。”又云六朝时“故夷道县城，在县东五十里。唐贞观八年废入宜都县”。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注：《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山南东道六·峡州》，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63页。刘备来征时，陆逊曾命令孙桓据守西边前线的汉夷道县城，而自己驻扎在位于东边后方的新筑郡城。

参见《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逊传》：“孙桓别讨（刘）备前锋于夷道，为备所围，求救于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第1347 页）

前文已述，刘备宜都郡治夷陵，陆逊初据宜都时亦驻守夷陵，但是为什么后来要将郡治移到南岸呢？笔者认为，这和孙吴此番作战的军事部署调整有关。夷陵之战的主要战场猇亭（今湖北宜都市西）是在江南的夷道县境，

猇亭地望或云在长江北岸今湖北宜昌市猇亭区，但是21世纪以来，学术界认为夷陵之战中的猇亭、马鞍山等主要战场位于江南今湖北宜都市境的看法渐多。因为《三国志》《华阳国志》与《资治通鉴》等文献均明确记载吴蜀两军主力是在长江南岸作战，故猇亭位于江北之说应属于误识。参见杨华：《三国夷陵之战后“备升马鞍山”的地理位置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王前程：《关于吴蜀夷陵之战主战场方位的考辨》，《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曰：“章武二年吴将孙桓别击汉前锋于夷道，为汉所围，即此。吴亦为宜都郡治。”又云：“猇亭，在县西。其地险隘，古戍守处也。”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湖广四·夷陵州》宜都县条，第3685、3687页。《华阳国志》卷六亦云：“先主连营稍前，军于夷道猇亭。”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六《先主志》，第538页。因此，陆逊把吴军主力和统帅驻地也部署在夷道附近。他被孙权任命为大都督，兼领宜都太守，故所驻之处即为治所，并筑城据守。吴蜀双方为什么要在南岸的夷道县境展开决战，以致都把主将驻处和大军调遣到当地？下文对此试作探讨。

吴军撤出巫县、秭归等地后，蜀汉舟师乘势驶出三峡，占领了峡口两岸附近地域。“（章武）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

《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第890页。但这只是蜀军的先锋部队。《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全面地记载了刘备随后的出征行动：

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第890页。

上述史料反映了蜀汉进攻部署包含的几项内容：

1蜀军主力攻击江南的夷道。刘备所率大军未乘舟船，而是从秭归走沿江陆路，“缘山截岭”，兵出三峡;其人马约为四万余众。

参见《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黄初三年正月注引《魏书》曰：“癸亥，孙权上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第79頁）三峡东段的地形特点，是北岸峰岭陡峭，道路狭险，不利于师旅行进，而南岸稍微平缓，这是刘备选择从南岸行军至夷道的缘故。严耕望曾云三峡陆路，“盖夷陵以上至秭归多行江南，秭归以西盖多行江北”。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四《山剑滇黔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5页。从后来刘备败逃的情况亦可证明这一情况，他率领余众自猇亭沿江西奔，然后乘船渡江到对岸的秭归，再沿着江北的道路步行回到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

参见《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90页。陆逊应对刘备军队进攻的军事部署，是将吴军主力集结在敌人大兵来袭的南岸夷道县境，在峡口附近的鄂西山地阻击来寇，使其主要兵力难以展开，只能分布在沿江数百里的崎岖狭窄地段。如陆逊对诸将所言：“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

《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注引《吴书》，第1347页。

2黄权率江北诸军屯于夷陵。刘备此番作战分兵为长江南北两路，“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

《三国志》卷四三《蜀书·黄权传》，第1044页。黄权领兵在北岸驻扎，“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

《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90页。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南岸蜀军主力的侧翼安全，防止当地吴兵或北边新城的魏军进攻夺取峡口，断绝刘备的后援与归途。战役发动之前，黄权认为倾注全部军队出峡过于冒险，请求自己先行试攻，让刘备领主力殿后伺机行动，但是遭到拒绝。结果在刘备兵败溃逃后，黄权所率孤军被截断江北，他不愿投顺吴国，只得北降曹魏。黄权率领的兵马具体数量不详。从曹魏方面的记载来看，黄初三年“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80页。称其为“大将”而不是普通的将军，反映其麾下人众不在少数。另外，黄权降魏后和部下官员、将领赴洛阳朝见，竟有“领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魏文帝拜黄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为将军郎将百余人”。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黄初三年八月注引《魏书》，第80页。由此看来，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黄权所辖兵马也应在万人以上。在夷陵的吴军并非主力，其任务只是驻守城池防止蜀兵东进，因此双方未曾发生过激烈交锋。

3马良联络武陵蛮夷共同击吴。蜀军占领秭归后，“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

《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90页。《续汉书·郡国志四》载武陵郡治临沅县（今湖南常德市），注引《荆州记》曰：“县南临沅水，水源出牂牁且兰县，至郡界分为五溪，故云五溪蛮。”《后汉书·郡国志四》注引《荆州记》，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84页。当地民风彪悍，东汉时曾多次反叛。刘备率兵出峡占领佷山（今湖北长阳县），派马良为使者由此赴武陵与之联络。当地首领沙摩柯率众赴夷道协助蜀军作战，后在猇亭之役阵亡。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逊传》：“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第1347页）刘备主力进军江南而不走江北，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与武陵蛮夷合兵击吴，借以壮大自己阵营的力量。江北的南郡等地原来虽是蜀汉荆州的统治中心，但是当地大族与民众已被孙权使用种种手段安定招抚，并没有反吴拥汉的政治意图。吴军初占江陵时，“（吕）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

《三国志·吴书》卷五四《吕蒙传》，第1279页。孙权又在当年下令，“尽除荆州民租税”，

《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吴主传》，第1121页。并普遍任用荆州士人为官吏。

参见《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逊传》，第1346页。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如果把主力布置在北岸的夷陵去向東进攻，不仅难以获得南郡士民的支持，还有受到北方曹魏兵马从侧翼袭击的危险，这就是他选择江南的夷道为主攻方向的缘故。蒋福亚曾评论：“刘备在荆州经营多年，当他亲自举兵东下，深入吴境五、六百里，声势巨大，并与吴军相持半年以上。史籍中竟找不到荆州士民响应的材料。而他自己也只是寄希望于荆州的少数民族，特意派遣侍中马良深入武陵郡，去唆动武陵蛮。对于刘备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与悲哀。”

蒋福亚：《夷陵之战二题》，《襄樊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陆逊审时度势，洞晓江北黄权率领的蜀军无能为害，因此只派少数部队扼守夷陵，而亲统大众在江南夷道地区抵御刘备主力，避其锐气，坚壁休战，使敌人进军受阻。如前所述，他甚至将主力稍作后撤，让孙桓孤军据守夷道城，即使被敌人围困也不肯派兵救援。蜀军欲战不能，拖延日久，以致士气低落，警备懈怠。此时陆逊下令突然发动火攻，最终击溃刘备，重入三峡，收复了秭归和巫县。

六、陆逊与步骘治下的西陵都督辖区

夷陵战役结束于黄初三年（222）闰六月，此后至岁终的数月时间里，三国的政治形势陡然剧变。因为孙权拒绝遣送太子孙登赴魏充当人质，曹丕发兵三路南征，双方进入交战状态，孙权也解除了与魏国的藩属关系。为了联手对抗北方强敌，吴蜀开始缓和敌对局面，通使重结盟好。当年孙吴在荆州的军事部署也做出了重大调整，改夷陵名称为西陵，并建立了由陆逊统率的西陵都督辖区，管理宜都郡内西陵、夷道、佷山、秭归、巫五县境域的防务，与相邻的南郡分开，各自负责对外作战。陆逊镇守西陵至太和三年（229）孙权称帝后调往武昌，接任其职务的是右将军步骘。《三国志·吴书》卷五二《步骘传》曰：“权称尊号，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是岁，都督西陵，代陆逊抚二境。”《三国志·吴书》卷五二《步骘传》，第1237页。由此可见，此前陆逊的军事职务为西陵都督。孙吴在沿江要戍地设置御敌的督将，简称为“督”，领兵数千至万人上下;都督的辖区更为广大，往往统领数位督将，其麾下军队可达数万之众。西陵既与魏、蜀两国接壤，又扼守峡口通道，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非常重要，所以孙权在此专设都督镇守。如胡三省所言：“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独西陵置都督，以国之西门统摄要重也。”

《资治通鉴》卷七一，魏明帝太和三年九月“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句胡三省注，第2256页。

陆逊担任西陵都督七年（222—229），步骘继任其职务至赤乌十年（247）病终。由于他的地位和声望甚高，曾在赤乌九年（246）代陆逊为丞相，然而并未转赴建业，仍在西陵驻守，相位只是褒奖的虚衔而已。因为吴蜀重结盟好，双方在此期间始终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曹魏在黄初三年至四年（222—223）江陵之役受挫后，便将对吴作战主要方向转移到东边的扬州，在江淮地带用兵。孙权称帝以后曾屡次进攻曹魏，均未从西陵出兵。由于西陵与魏蜀两国交界，承受的防御压力非常沉重。尤其是蜀汉驻守上庸的孟达叛降曹魏后，受到曹丕的赏识，“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以（孟）达领新城太守”，

《三国志·蜀书》卷四○《刘封传》，第992页。并引导夏侯尚、徐晃占领了蜀汉的东三郡，将魏国势力延伸到夷陵的北境。胡三省曰：“蜀之汉中，吴之宜都，皆与新城接连。”

《资治通鉴》卷六九，魏文帝黄初元年胡三省注，第2180页。也就是说，宜都地区是西、北两面受敌，形势非常严峻;对于战区的主将来说，能够保境平安就很不容易，称得起是恪守职责了，朝廷对其要求也应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故孙吴在此阶段并未由夷陵出兵北伐，也没有遭受过敌人的进攻。在三国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宜都郡——西陵都督辖区难得地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岁月。

七、步协、步阐驻守西陵时的部署更变

步骘在赤乌十年（247）病逝，西陵军镇的主将职务先后由其子步协、步阐兄弟接替，具体时间史籍并无明确记载。步协在西陵领兵的事迹最晚见于孙休永安七年（264），蜀国灭亡后，“吴人闻钟、邓死，百城无主，有兼蜀之志，而巴东固守，兵不得过，乃使抚军步协率众而西”，

《资治通鉴》卷七八，魏元帝咸熙元年二月，第2484页。进攻罗宪镇守的永安城，结果连续遭到挫败，在当年七月撤回西陵。孙皓在次年（265）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

《三国志·吴书》卷四八《孙皓传》，第1164页。看来当时步阐已经继任兄职，因此步协之死应在这两年之间。至晋泰始八年（272），朝廷调步阐回京，他疑惧而降晋。陆抗在当年冬攻克西陵，将其诛灭。步氏兄弟镇守西陵的二十余年间，当地的战事逐渐激烈，受到政治形势急剧动荡的影响，吴国对西陵——宜都地区的军事部署在此阶段发生了频繁而明显的变化，有以下几项值得注意的内容。

（一）分宜都数县置建平郡

孙休永安三年（260），“分宜都置建平郡”，

《三国志·吴书》卷四八《孙休传》，第1159页。属县有巫、秭归、信陵（今湖北秭归县东）、兴山（今湖北兴山县）、沙渠（今湖北恩施县），其辖境相当于今重庆市奉节县以东，湖北省空泠峡以西的长江两岸包括大巴山区的大宁河流域、鄂西山地的香溪河流域与南岸清江上游山区。其中信陵、兴山、沙渠三县应为建郡之后从秭归、巫县境中分置。建平郡的治所，据《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所言是在巫县。“吴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但杨守敬按：“《通典》谓吴置建平郡，在秭归县界，与《注》治巫城异。”

（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2829页。陈健梅综合史料，指出孙吴建平郡初治巫县，后治秭归，以上两说可以并存。“孙休始置郡时治巫，泰始五年（吴建衡元年）晋袭取巫，吴建平郡徙治秭归，《寰宇记》等诸书所言郡治秭归，乃是泰始五年以后的情况”。

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第165页。

关于此次行政区划的改动，学界认为：“建平郡的設置实际上是固陵郡的重置。”

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第308页。体现了孙吴对西陲边界防务的重视与加强。当时蜀汉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已经呈现出亡国之征。吴国于此时在西陲专设建平郡，可能是判断蜀汉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重大灾变，唯恐祸及己邦，故未雨绸缪，提高对这一战略方向的警惕戒备。据史籍所载，吴国担任建平太守者，孙休时有盛曼，曾西征蜀汉永安城。孙皓时有吾彦，他初为陆抗麾下小将，因为勇略出众受到提拔，出任建平太守。西晋平吴之役中，“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唯彦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礼之。吴亡，彦始归降”。

《晋书》卷五七《吾彦传》，第1562页。

（二）西陵、乐乡都督辖区的反复合并分离

孙吴统治荆州前期，西陲的南郡、宜都两郡各自成立一个都督辖区，南郡由朱然驻守江陵，后移镇乐乡。宜都防务则由陆逊、步骘负责，镇守西陵。在步骘去世以后，孙权下令将这两个都督辖区予以合并，由乐乡都督朱然统一辖制。“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孙）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

《三国志·吴书》卷五六《朱然传》，第1308页。其原因是继承父业的诸葛融、步协才能与声望有限，难以独自承担重任。而朱然身经百战，胆略过人，是当时孙吴仅存的著名将领，所以让他统辖江陵、乐乡、公安、西陵诸座军镇。赤乌十二年（249）朱然病故，由其养子施绩继任乐乡都督。但是他只负责乐乡、江陵两岸的军务，和朱然前期的职权相同，无权调度其他军镇的兵马。例如，王昶攻打江陵城受挫而退，施绩想要追击但是兵力不足，却不能指挥公安督诸葛融的军队，只得写信请求他出兵协助。诸葛融与其不睦，伪作应允而未率众助攻，结果导致作战失败。由此可见，朱然死后荆州西部又恢复了旧有的辖区部署，只是公安、西陵守将皆为督将，没有在这两个军镇设立都督。

孙休即位后（258），又升迁施绩军职。“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

《三国志·吴书》卷五六《朱然附子绩传》，第1309页。表明他有权监督干预荆州西部沿江各地的军务。次年（259）孙休又做出调整，任命陆抗为西陵都督，“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濑）至白帝”。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第1355页。卢弼按：“孙吴于沿江要地置督，分段管辖。自（益阳）关羽濑至白帝城，即西陵（都）督之辖境。”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73页。不过，因为当时施绩还是乐乡都督，辖制江陵、乐乡、公安等军镇，按照情理来说，陆抗所管辖的区域应该只是宜都、建平二郡。实际上，当时南郡与宜都两郡仍是各自成立都督辖区，和孙吴初据荆州之时相同。只是到了十一年后（270）施绩病逝，孙皓才重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合并，由陆抗统管，并移镇乐乡。

参见《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第1355页。

如前所述，孙吴在赤乌十年（247）和建衡二年（270）两次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进行合并，都是在某位都督（步骘、施绩）猝然离世之际，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只好把两个战区并归一位名将统领。这样调整的好处是便于协调兵力、统一指挥，可以避免出现掣肘的情况，如前述诸葛融不肯协助施绩作战之例。其缺点是辖区地域广大，位处西陲前线的建平、宜都郡与乐乡都督治所相距较远，处置紧急军情时联络支援均不方便，需要跋涉数百里路，可能会因为救援不及而贻误战机。陆抗在临终前上奏朝廷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第1359页。由于上述缘故，凤凰三年（274）陆抗病逝后，孙皓重新分置西陵、乐乡都督辖区，西陵都督为留宪，

参见《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1页。统领宜都、建平两郡防务。乐乡都督为宗室孙歆，

参见《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30页。主持南郡战区。这样一来，荆州西部的军事部署在几经反复之后，又回到了陆逊、朱然分别担任都督，驻守西陵、乐乡的旧有格局。而步协、步阐驻守西陵长达25年（247—272），但是他们始终未能获得其父担任过的都督一职，只是出任秩位较低的督将，即“西陵督”，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才能平庸，又不被信任的缘故。

八、孙吴西陵的城防部署

孙吴在西陵的防御工事主要是由以下几座城垒组成：

（一）夷陵县城

在今湖北宜昌市区东南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曰：“夷陵废县，今州治，故楚西陵邑也。……秦置夷陵县，汉因之，为南郡都尉治。”又云：“后汉仍为夷陵县，建安十四年曹操置临江郡于此。”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湖广四·夷陵州》，第3680页。周瑜进攻南郡时，派遣甘宁袭取夷陵，守军仅满千人，后被曹仁五六千人围攻，甘宁还是守住城池，等到援军解围，由此可见县城的构筑坚固。刘备出峡东征时派黄权领兵赴江北，孙吴偏师守夷陵城与之相拒。战后陆逊任西陵都督，曾驻该城以为治所。

（二）步骘城和步阐城

步骘父子镇守西陵时，曾分别建造城垒以加强当地的防御。《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提到他们在与江岸衔接的沙洲——故城洲上筑城。“江水出峡，东南流，迳故城洲。洲附北岸，洲头曰郭洲，长二里，广一里。上有步阐故城，方圆称洲，周回略满。故城洲上，城周一里，吴西陵督步骘所筑也。孙皓凤凰元年，骘息阐复为西陵督，据此城降晋，晋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为陆抗所陷也”，（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三四《江水》，第2846页。学界或认为此段文字记载的是同一座城池，即步阐故城为其父步骘所建。但另据史籍所载，陆抗赴西陵平叛时曾更筑长围，“自赤溪至故市”。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第1356页。《资治通鉴》卷七九晋武帝泰始八年胡三省注曰：“故市即步骘故城，所居成市，而阐别筑城，故曰故市。”

《资治通鉴》卷七九，晋武帝泰始八年胡三省注，第2524页。说明这是两座不同的城垒。据此分析前引《水经注》的有关记载，步阐城（或云步阐垒）筑于故城洲的洲头、即郭洲之上，城垒略小于洲头的面积。“方圆称洲，周回略满”。步骘所筑城垒则在故城洲上，“城周一里”，比起“长二里，广一里”的步阐城要小许多。据刘开美研究，步阐城位于古郭洲坝上，即明清东湖县城附近。他列举了多条史料后指出：“这表明步氏父子两城是南北相邻的，都处于赤溪下游，步骘故城在赤溪以南、步阐故城以北。”

刘开美：《夷陵古城变迁中的步阐垒考》，《三峡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两座城垒筑于附岸的沙洲之上，而故城洲三面被江水环绕，增加了敌人攻城的难度。陆抗出任西陵都督时，也曾对其实施筹划建设，因而守备相当坚固。后来步阐据城叛乱时，陆抗即对诸将说：“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備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故采取筑垒围困的战术，“宜都太守雷谭言至恳切。抗欲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第1356页。说明步阐城具有较高的防御效能。

（三）陆抗城

陆抗领兵平息步阐叛乱时所筑。《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曰：“江水又东迳故城北，所谓陆抗城也。城即山为墉，四面天险。”熊会贞按：“《初学记》八、二十四引《荆州图记》，夷陵县南对岸有陆抗故城，周回十里三百四十步，即山为墉，四面天险”。

（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2847页。据《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所言，他修筑此垒的目的是“内以围阐，外以御寇”，即对内封锁步阐城里的叛军，对外阻击西晋荆州刺史杨肇所率的援兵。其范围是“自赤溪至故市”，《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第1356页。如前所述，“故市”即步骘故城所在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曰：“赤溪，在州西北五里，即陆抗筑城围步阐处，东合大江。或谓之东坑，陆机《辨亡论》曰：'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李善曰：'东坑在西陵步阐城东北，长十余里，抗所筑城在东坑上。”（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湖广四·夷陵州》，第3682页。刘开美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记载提出：陆抗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从西、南、北三面对步阐城进行围阻，东面有东湖、东山等天然屏障，因此尚未设围。西面设围即是西坝上的陆抗城，城垒依托迎门山、炮台山、杨家山就势而筑土垣，四面皆为天险。南面设围在今市中心区明清夷陵古城中的中书街一带，“北面设围在《三国志·陆抗传》中只写了简短的10个字，即'更筑严围，自赤溪至故市。”

刘开美：《夷陵古城变迁中的步阐垒考》，《三峡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陆抗城至今已毁没无存。

九、西晋平吴之役前后的建平和西陵

（一）晋军伐吴主攻方向和路线的选择

司马氏灭蜀代魏之后，便逐步准备伐吴统一天下的作战。赤壁之战以后，曹魏的大规模南征采用过数条进攻路线，均由河道或水陆兼行以临江畔。其一，自寿春沿肥水至合肥，再经施水入巢湖，转由濡须水入江;就是曹操“四越巢湖”的用兵途径。其二，由寿春至合肥后，走陆路沿巢湖西岸南下经舒县（今安徽舒城县），抵达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再顺皖水到皖口（今安徽安庆市西南山口镇）入江。太和二年（228）魏扬州都督曹休“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

《三国志·吴书》卷六○《周鲂传》，第1391页。即由这条道路进军。其三，从末口（今江苏淮安市）沿中渎水、即古邗沟南下，至广陵郡的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西南）入江，此为曹丕在黄初五年（224）、六年（225）亲率舟师征吴的路线。其四，以襄阳为基地南下，陆路经宜城、当阳直抵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即著名的荆襄道。曹丕在黄初三年（222）发动江陵围城之役，羊祜在泰始八年（272）出兵攻江陵以解步阐西陵之围，走的都是这条陆道。水路则顺汉江东南行，至汉津、即扬口（今湖北潜江县西北）转入扬水，向西南航行至江陵北郊。其五，从襄阳乘汉水向东南穿过江汉平原，在沔口、或称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入江。司马懿曾向明帝献计，“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6页。

但是上述道路均有各种局限性，不利于大型战舰和运输船队航行入江。或是由于自然条件，如中渎水年久失修，河道淤塞，曹丕黄初六年（225）征吴，还师到精湖时船只搁浅。沔口附近航道相当狭窄，利于守敌阻击而堵塞航道。

《梁书》卷一《武帝纪上》载萧衍曰：“汉口不阔一里，箭道交至……一朝为阻，则悔无所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页）皖城北至巢湖皆为陆道，船只无法在江淮之间直航。或是因为吴国所设的人为障碍，例如建兴元年（252）诸葛恪在东兴（今安徽巢湖市东关镇）筑堤阻断濡须水，使曹魏战船不得通过。陆抗任乐乡都督后，在江陵以北构筑大堰，羊祜攻江陵时企图以船运粮秣，陆抗闻讯后命令破堰放水，迫使敌军改为费损功力的车运，未能按时赶赴前线，导致战役失败。如上所述，缺乏理想的入江航道，给曹魏水军和运输船队南下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蜀国灭亡之后，利用浩荡的长江三峡水道顺流东下，成为西晋使用舟师破吴的最佳路线。汉魏六朝时期三峡两岸的毁林开荒和水土流失还不像后代那样严重，虽有险滩激流，也不妨碍大型船队行驶。荆州都督羊祜经过深思熟虑，向朝廷进献伐吴之策，建议“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

《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8页。采用多路进攻以分散敌人的注意与防守兵力，并举荐王濬在巴蜀主持备战，“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晋书》卷四二《王濬传》，第1208页。此项工作持续数年，使益州水师囤积了大批战舰，形成了对吴作战的压倒性优势。

（二）晋军在战前的准备举措

在平吴之役发动之前，西晋还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增强军事优势和削弱对手的力量。大致有以下几项：

1夺取前哨据点。西晋永安守将罗宪原任蜀汉巴东太守，熟悉边境军情。他乘敌不备，在泰始五年（269）袭取吴国边陲重镇巫城（今重庆市巫山县），

参见《三国志·蜀书》卷四一《霍弋传》注引《襄阳记》，第1009页。获得了兵出三峡的前哨阵地。

2筑城信陵戍守。信陵县在建平郡治秭归县东，孙吴原来于此设立过军镇。建衡二年（270）施绩去世，朝廷将其军务移交陆抗。“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第1355页。孙吴末年或因兵力短缺，信陵废弃不守，晋军乘虚而入，在该地筑城屯兵，从而截断了孙吴建平郡与后方的陆路联系，使其陷入孤立状态。《会稽典录》云钟离徇，“拜偏将军，戍西陵。与监军使者唐盛论地形勢。谓宜城、信陵为建平援，若不先城，敌将先入。盛以施绩、留平，智略名将，屡经于彼，无云当城之者，不然徇计。后半年，晋果遣将修信陵城”。

《三国志·吴书》卷六○《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第1395页。吴增仅评论道：“据此，则（信陵）县盖与郡同置，旋弃不治，复为晋有矣。”

（清）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 ：《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380页。

3施计撤换吴军干将。吴将张政经验丰富，颇具才干，由他驻守西陵会妨碍西晋的用兵。为此，晋朝荆州都督杜预使用离间之计，使其罢职离任。杜预偷袭边境成功，张政“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28页。

综上所述，晋朝伐吴之前在各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占据了有利的形势，致使吴国在开战之际已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三）晋军伐吴时在建平、西陵的作战

咸宁五年（279）冬，晋武帝发动了平吴战役，共分六路出征。“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

《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0页。其中王濬、唐彬率领的益州部队最为强大，“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八《大同志》，第612-613页。因而是当之无愧的主力，承担了摧毁吴军沿江防线各座重镇和直捣都城建业的重任。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孙吴在建平、西陵两地的防务都有明显的破绽。驻守秭归的建平太守吾彦，在晋军筑城信陵后，已被隔断了通往后方的陆道，只能依靠水路来往;他请求朝廷增兵又遭到拒绝，被迫用铁链封锁江面。王濬早已获取有关情报，他采取火攻与木筏前驱之策，扫荡了江中的铁索与铁锥。对于防守严密的建平郡治秭归，王濬并未使用强攻，以免耽搁时间致使贻误战机，而是绕过其地，攻克其东邻的丹阳。“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

《晋书》卷四二《王濬传》，第1209页。对吾彦据守的建平郡治秭归则采取围而不攻，弃置后方，使其变为一座无能为害的孤城。

峡口的吴军分布在西陵、夷道和荆门三地，兵力薄弱，未满常额。陆抗在病终之前，曾上疏痛陈其窘境：“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他恳请朝廷补齐兵员，以保全边境安全。“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结果仍未引起孙皓的重视，始终未予增兵。非但如此，为了防止陆氏宗族过于强盛，威胁皇权，孙皓还在陆抗死后将其旧部拆散，令其诸子分别统辖。“（陆）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陆抗传》，第1360页。而且不让他们担任乐乡或西陵都督的要职。此举使原本薄弱的西陵防务更加衰敝，以致在敌人大军来攻时不堪一击。晋军在此次战役中协同作战，王濬出峡进攻西陵等地时，荆州都督杜预率兵自襄阳南下进攻南郡城镇，“陈兵于江陵，遣将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州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

《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29-1030页。此举使对岸的乐乡军镇无暇抽调兵力前往西陵援助。吴蜀夷陵战役之际，因为孙权伪降曹魏，荆州魏军并未乘机南下夹攻，陆逊得以把镇守江陵的朱然所部调往前线，集中兵力来对抗刘备。而此时宜都各地吴军势单力孤，没有后方支援，难以抵抗强大的西晋水师，王濬所至作战如同摧枯拉朽。“二月庚申，克吴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平西将军施洪等来降”。

《晋书》卷四二《王濬传》，第1209页。从而完全占领了孙吴的西陵都督辖区。此后的进攻则为平流进取，再没有遇到过顽强的抵抗。“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

《晋书》卷四二《王濬传》，第1209页。从而迫使孙皓出城归降，取得了征吴之役的最终胜利。

夷陵乃至宜都地区的防务，因为附近山岭遍布，道路崎岖，利于设立城戍关塞阻击陆上来犯之敌。如果敌寇由长江水路顺流而下，大举进攻，则难以招架。当年夷陵之战陆逊与刘备相持，所顾忌的就是蜀汉水军乘势东进，配合主力作战。后来见刘备放弃对舟师的使用，这才放下心来。他给孙权上奏曰：“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吴末陆抗亦担心西晋的益州水师出峡作战，上疏曰：“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三国志·吴书》卷五八《吴书·陆抗传》，第1346、1359页。据陆机《辨亡论》所述，蜀汉被灭之后，曾经引起孙吴朝廷群臣的恐慌，纷纷提出各种堵塞江流的建议。“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孙皓最终接受了陆抗镇守峡口伺敌决战的主张。“天子总群议而咨之大司马陆公。陆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之所共，彼若弃长伎以就所屈，即荆、扬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

《三国志·吴书》卷四八《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第1181页。这实际上是沿袭了陆逊夷陵之战的用兵方略，但是并未增强戍守西陵、建平的兵力。陆抗死后，尽管屡屡接到西晋在益州大造舟舰、准备东下的报告，孙皓仍然没有做出有针对性的战略部署调整，以致在王濬水军出峡进攻后一败涂地。按照晋将杜预在开战前夕的顾虑，此时吴国正确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将国都和军队主力西迁到武昌，并把水军精锐集结在夏口，以便在西陵、南郡等地发生激战后迅速增援。如果采取上述部署，杜预认为很难在短期之内灭亡孙吴。“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

《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29页。但孙吴政治腐败，君臣昏庸，看不到面临的危险境地，以致让晋朝将帅抓住其西陲防务的破绽。王濬大军乘舟顺利东下，攻克西陵诸镇以后，孙吴国门洞开，任凭西晋船队长驱直入，其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责任编辑：孙久龙

Yiling（夷陵）in the Wa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SONG Ji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Yiling（夷陵）is an important town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nd a hot spot of war. The reason is that it is a key traffic hub in the gorge， and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and valleys crisscross， which is conducive to fortification. Cao Cao（曹操）and Liu Bei（刘备）integrated Yiling and neighboring counties into two prefectures， namely Linjiang（临江）and Yidu（宜都）， which became independen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After Battle of Xiaoting（猇亭）， Sun Quan（孙权）set up Xiling（西陵）distric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Kingdom of Wu（吴）， Yidu had been divided and the prefecture of Jianping（建平）had been established. Meanwhile， districts of Xiling and Lexiang（乐乡）had been combined and separated repeatedly. The imperial edict issued to transfer General Bu Chan（步阐）of Wu from his position caused a rebellion. After the fall of the Kingdom of Shu Han， Xiajiang（峡江）waterway became the main attack route to subjugate Wu by Western Jin Dynasty. Emperor Sun Hao（孙皓）of Wu ignored the defense of the western part of Jingzhou（荆州）， so that General Wang Juns（王濬）fleet of Western Jin successfully went out of the gorge to occupy Xiling， and took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o destroy the Kingdom of Wu.

Key words：Yiling（夷陵）; Xiaoting（猇亭）; Xiling（西陵）;Yidu（宜都）; Jianping（建平）; Lu Xun（陆逊）; Lu Kang（陆抗）; Wang Jun（王濬）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0.0057

收稿日期：2019-05-20

作者简介：严耀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

① 参见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 50 页。

②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1页。

③ [英]边沁著，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6页。

④ 《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序》，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873 页。

⑤ [美]D布迪、[美]C莫里斯著，朱勇译：《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收稿日期：2019-05-13

作者簡介：宋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军事历史地理。

①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湖广四》夷陵州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79页。

② 有关论著请参阅朱绍侯：《论吴蜀夷陵之战》，《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杨东梁：《“夷陵之战”确系以少胜多》，《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任昭坤：《夷陵之战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1985年第3期;张作耀：《关于夷陵之战中蜀败吴胜的必然性探索》，《江汉论坛》，2004年第2期;丁致中：《对夷陵之战刘备战略决策之吾见》，《军事历史》，1988年第2期;王前程：《夷陵之战的规模及蜀汉失利的根本原因》，《军事历史》，2010年第4期;王前程：《关于夷陵之战主战场方位的考辨》，《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王前程：《论陆逊在夷陵之战中的军事指挥艺术》，《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孙家洲、邱瑜：《西陵之争与三国孙吴政权的存亡》，《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③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一》西陵条，第3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