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诗人何为？”

消费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已变得可疑，诗歌无用的时代诗人的作为似乎更成为问题。叙利亚作家阿多尼斯以自己的诗歌写作与理论著述表明，诗人或知识分子仍可以而且有必要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宗教生活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坚守“流亡地”、创作具有撄犯性的诗歌、向他者保持开放以及积极参与对话，都是具有价值的尝试。而且，只要努力过了，诗人创造的精神能量即便在目前看不到功效在未来也会获胜。

诗人啊，请勿停止

对冒险的尝试，尤其是撼动道路和行辄的冒险。——阿多尼斯

荷尔德林抛出“诗人何为？”时，至少还有人在严肃、认真地写诗、读诗，因而没有谁会怀疑他所抛出的是一个真问题。如今，在这个严肃写诗与认真读诗的人几乎比喜马拉雅山顶的空气还要稀薄的年代，继续谈论“诗人何为”便似乎多少带了些迂腐之气。然而，恰如海德格尔的弟弟弗里茨所说的那种“哲学家的傻气的最后残余”，因其日渐消失而尤显弥足珍贵一样，在“诗歌无用的时代”（或者说诗人日益无为或难有所为的时代）坚持叩问“诗人何为？”，也就愈加具有了某种反向的力道。叙利亚当代作家阿多尼斯就以一个诗人的热情与哲人的冷峻，在他的诗文中多次谈及这一问题——尽管这只是他广博思想千拢百纳的众多问题当中的一个。

这位被萨义德称作“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的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 年生于叙利亚，1980 年代起长期在欧美讲学。作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阿多尼斯在西方世界影响甚广，在世界诗坛也享有盛誉。近年来，特别是伴随着 2012 年底的第三次访华（前两次是分别是 1980 年和2009 年），这杆“阿拉伯世界的精神脊梁”也正在中国学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阿多尼斯，1930 年生，叙利亚著名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

在阿多尼斯看来，读诗人变少并不是诗的过错，而是当下文化价值取向的偏误。因而面对种种具有压制性的权势，特别是消费的权势，诗人就更要注意不能为了迎合大众的欲望而书写，相反，他需要更大的勇气来致力于深化人们的体验和开辟人性的、审美的天际。为此，诗人有必要进行以下几方面冒险。

自甘流亡

根据译者薛庆国的介绍，阿多尼斯与他谈到自己的思想同侪萨义德时，曾表示尽管身处西方的萨义德总是竭力为阿拉伯文化辩护，而自己一向批判阿拉伯文化中的痼疾，但其实两个人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都反对权势，最终都旨在促进阿拉伯民族的进步。的确，这两个思想家在不少地方都具有异中见同的可比之处，其中就包括他们对于“流亡”的深刻感受。

对萨义德来说，虽然流亡于其思想不无裨益，为他提供了看待事物的多重视野与对位感受，然从他文字中间或流露的情绪来看，流亡于其生命体验，无疑更多创痛意味。所以他在《知识分子论》中发出喟叹，认为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而对于阿多尼斯，流亡更像他所采取的一种精神立场，即便掺杂无奈、恐惧，也绝无悲惋色彩。相反，在他关于流亡的言谈书写中，我们更清晰地感受到了流亡所给予他的强大能量，以及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产生、承纳思想的“容器”，在流亡体验中陶养而就的气度豪情与灼灼光亮。

可以说，阿多尼斯的流亡观是一系列复杂的思考。首先，他所说的流亡不是地理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他所理解的流亡地也不仅是地理位移空间，而更是存在于自身之内与语言之中的精神震荡空间。所以他说：“我生来即是流亡者，我的第一个真正的、持续不断的流亡地正是我生于斯的祖国和长于斯的文化。”……“当我发现自己必须遏制本应写出的想法时，我便身处流亡地，或者至少是处在近似流亡的状态。”……“当我被分解和割裂——我栖身于出生地，大脑却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文化中汲取营养时，我便处于流亡状态。”……“当我在自己的语言之中，又说着另一种语言，我便处于一种流亡状态：被语言流放或在语言中流亡。”

此外，他认为化解流亡的通道是自我流放；走出流亡地的办法是在自身内部创造另一个所在。因为不想为了存活而泯灭自由、自我，因为还想成为自己生活和心灵的主人，阿多尼斯“不停地流放自己，以便知道怎样把握自身，抵达自身。”——尽管与此同时他也直言：“幸运的是，我不会抵达，因为抵达只是一种物质的僵化。” 在这里，阿多尼斯似乎自相矛盾的是，一方面他意识到“流亡地就是限制我质疑和追问存在与命运的那种文化框架”，另一方面他又感觉到“内部或外在的流亡地给人提供了动力……仿佛人只有创造流亡地，创造自己的祖国，他才算真正地活着。” 他甚至还断言：“流亡地不是我附加于生命的事物，它是我的生命本身。” 然而，恰恰是阿多尼斯对流亡与流亡地的多层理解与复杂表述，以及这些表述当中的交叉抵牾，让我们更加深切地意识到：流亡既可被动亦可主动；流亡地既在外部又在内部；这二者既在彼处也在此处。懂得了这一点，我们便会懂得，为什么阿多尼斯要独自吟语：“流亡地教会你的最深刻的一课，就是让你和自身处于永久的矛盾中。”“你的诗歌，只能始于你感到自己被放逐的那个瞬间。” “流放地？——只有在写作中，尤其在诗歌中才能找到。”

据《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记载，耶稣在他的家乡曾经遭受质疑甚至被人厌弃，他对自己的乡邻说：“先知只有在本地本家，才不被尊敬。”生于叙利亚，后加入黎巴嫩国籍的阿多尼斯也在他的诗行中叹道：“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 然与为神的耶稣不同，为人的阿多尼斯依然保有他对自己文化胚基或尘世根源的眷恋：“你的童年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

可见一个命运性成为诗人的思者，他必要承受得起种族、时代、环境乃至信仰、观念、语言等许多因素加诸自身的重重考验，既要有自甘流亡的魄力，又要有化解流亡的能力。因为，正如阿多尼斯所说：艺术尤其是诗歌的价值恰在于其“被逐”，诗人特别是创新者的价值也恰在于其对“流亡地”的坚守；知识正是在“流亡地”萌发，且只有以“流亡”及对“流亡”的自觉为起点，才有可能趋向完善。流亡地，是诗人家园的宅基。

勇于撄犯

流亡之既成事实，多是由于有权行使流放的一方希望被迫接受流放的一方能背离原来的初衷，放弃思想的自由，转身俯首听命，不再大胆质疑。然而，不论流亡于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还是流亡于内心深渊的阿多尼斯，这一流亡状态都不仅没有约束其疑问的勇气，反更磨砺了其问题的锐度。

身为全球化时代阿拉伯世界的流亡诗人，阿多尼斯经由自己的诗文，对科技、消费、政治以及其他许多功利目的盛行的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充满冒犯的问题。而对那些将伊斯兰视同为“私产”的宗教霸权，以及那些藉由宗教之名而四处肆虐的种种暴行，阿多尼斯更是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挞伐和批判。他的诗歌《T城》、《Z城》和《G城》就是这类充满批判力量的作品典范。

在阿多尼斯的许多作品中，除却形式、审美这些他至为看重的要素之外，对历史、现状以及伊斯兰文化去向的反思、叩问、探索照亮了其诗文空间的每一处角落。兼为思者与言者，他认为诗人在他的创作中只是学习、观察、发问、感受，而不应教导、指引、证实、说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作为读者的伙伴而非“领导”，他要对读者说出“那些被压抑、被禁止、被拒绝的无法说出的话”。为此，阿多尼斯不仅大胆指出“主流乃是对现实也是对现在的遮蔽。而每一种对现在的遮蔽都是对未来的遮蔽。” 而且还果敢断言：“从政治体制中产生的主流文化实践正是造成阿拉伯世界之分裂状态的罪魁祸首。”

关于当下诗歌的境况，阿多尼斯明确表示：“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而写，要么是作为撄犯者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沦为边缘。”面对如此困境，阿多尼斯毫不犹豫地申明：“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 ”。

阿多尼斯认为，当谈及艺术，我们首先指的就是其在各种形式、各个层面上所蕴含的撄犯之力。在他看来，“这种撄犯发端于人内心最深刻、最广博的冲动：即创造的意志，摆脱一切压制和强权的意志，保持青春的永恒愿望。”所以诗歌之于阿多尼斯，“既是政治又是艺术，既是道德又是忤逆，既是破坏又是建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尼斯公开断言：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诗歌翻译的意义在其致力于走出消费的全球化和步入撄犯者的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编纂的三卷本《阿拉伯诗选》的最大价值正在于：读者从中读到的“不是权力，而是人；不是机构，而是个体；不是政治，而是自由；不是部落主义，而是叛逆；不是追随者的修辞，而是创新者的体验。”

阿多尼斯说许多人声称自己写作是为了填补空白或填平深渊，而自己恰恰是为了扩大空白与加深、拓宽深渊而写作。其言辞背后的深意即指藉由写作的撄犯之力来拓展我们怀疑与未知的疆域。因为在他这里，怀疑、忧虑较之坚信、安宁具有更大的生产能量，因而更值得体验。同时，也正是基于这股撄犯之力，这个一直为神秘与“超越物质的光芒”所吸引的人才会以诗行宣布：

我不选择上帝，也不选择魔鬼，

两者都是墙，都会将我的双眼蒙上。

当然这并非表明阿多尼斯无所畏惧，因为他比谁都清楚：

一个一无所惧的人不可能成为勇者。

对于阿多尼斯，诗歌就是照明的火焰，就是撄犯的力量。只有领会撄犯价值的诗人才会思考：“在诗歌中，你不能忠实于你的时代，而应忠实于时间。或许，为了忠实于你自己和诗歌，你应该背叛你的时代。” 只有深谙撄犯意义的学者才能说出：“通常，读者只喜欢能从中找到自己思想的书籍；真正的读者喜欢能从中找到挑战自己思想的书籍。”只有欣赏撄犯艺术的作家才会感慨：“这个建立在规则和教条之上的世界，尚存的唯一欢欣，便是在规则和教条之外生活与创造。”

除此之外，从来都不惮撄犯的阿多尼斯还坚持践行以下三点：一，不怕犯错。“我经常犯错，我依然在犯错，/我希望这种错误持续不断——为了获得被照明的真知。” 二，不断前行。“前行，不要停下，即便你不认识路。为你指明路的，不是停止，而是前进。” 三，不盲从“今日”的标准。“我不用'今日’的眼睛看，不用'今日’的耳朵听，也不追随'今日’的脚步。你们爱说什么都行，你们这些在'今日’的床榻上。站着或坐着的人们！”

不停求索

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在其著作《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即便是深受不幸折磨的人，也宁愿是他自己而不愿成为没有灾难的其他人。原因是他宁可选择不幸也不愿意不存在。乌纳穆诺在此强调的是人必须成为他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人。与乌纳穆诺不同的是，阿多尼斯在他的诗文中常常提及他者和“他”之于“我”的重要性，并认为连《古兰经》文本都倡导一种“向着他者的隐喻”。然而，只消往前推一小步，我们便会发现这两位思想家的主张其实并行不悖。乌纳穆诺强调自己，其实旨在强调人，强调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充作手段；阿多尼斯强调他者，依然是在强调人，强调他者让“我”回归自己、让“我”诞生、“让人继续成为存在的中心、枢轴和目的”。

乌纳穆诺，西班牙作家哲学家，20世纪西班牙文学重要人物之一。

人之为人，最重要的即在自由或对自由的渴求；“我”之为“我”，最重要的即在个性或对个性的坚守。人一旦可以放弃自由，“我”一旦可以不要个性，前面所说的流亡或撄犯便都可以避免或变得没有必要。在阿多尼斯看来，一个珍视自由精神的人必得不断地审视自我和向外部开放。因为，一个看不清自我的人不可能看清他者；一个既看不清自我、也看不清他者的人更不可能在建设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人只有成为他者才能成为自我，甚至只有成为世界公民，才能成为自己国家的真正公民。而“阿多尼斯”，这个为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所钟爱的希腊美少年的名称之于“阿里”（阿多尼斯的原名），也可以说是作为他者的诗人，或说是生活在阿里内心的他者的显现。

阿多尼斯在他的文章《三个声音》中提到两则希腊神话，一则关于家庭和炉灶女神赫斯提亚，一则关于游子和旅行者赫尔墨斯。他认为每个真正的人身上都同时存在这两个角色所分别代表的两个面向，而且“人要想真正成为自己，就应该认识外部的他者，变成他者的一部分和延伸”。为此，人需要不停地去进行自我检省和保持开放，认识到停止审视自我就意味着自我放弃和阻止他人，以及“只有向外开放，内部才成其为内部”。

诗歌也是一样。由于万事万物之间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联系，而不是彼此孤立，所以诗歌如果想与事物建立联系，并从而超越细节和抵达整体，也必得向外部开放。阿多尼斯认为，“不向外部开放的作品，是至为浅薄的作品”， 但这种开放并不是面向集体或大众开放，而是“在'他者’（即读者）的内部创造一个隐秘的'他者’，并与之对话。而那位'他者’，也在诗人的写作中寻找一个隐秘的人与之对话。双方分享折磨的体验，相互交流知识的途径，以便克服、摆脱这种折磨。” 由此可以看出，不仅诗人、读者需要以作品中的他者为镜进行自我审视，就连诗歌作品本身也需要自我审视。甚至文化亦是如此。阿多尼斯一向认为，一种文化如果想避免僵死和封闭，也必得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分析、批判和审视、检省。

退回来看，如果说人只有成为他者才能成为自我；那么与此同时，人只有先审视自我才有可能审视世界。而一旦经过了自我审视和对外开放这个过程，无论一个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其必将意识到去伪存真的不可或缺以及相互欺骗的难以容忍。就人而言，其必将变得更加敏锐与警觉，辨析的冷静不会被求知的热情湮没；就诗歌而言，其必将更坚决地摘除任何欺骗的面具，以及更彻底地摧毁所有欺骗的修辞，认清思考的蜃景，拨开行动的迷雾。此间，我们当然首先不希望被人欺骗或欺骗别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最要警觉别被自己欺骗或欺骗自己，因为较之前者，后者要更加可怖——就像“在Z城，谁也不了解他自己。鸵鸟披上了狮子的鬃毛，豺狼迈开的是鸽子的脚步”。

“你如何要我在我自身以外远行，

我的内心还有我不曾认识的大陆？”

诗人如是发问，是因为他深知：

惟有洞悉内心大陆的秘密，才可能望见远方世界的天际。

继续写作

鸟儿为了自由而飞翔，诗人为了命名而写作。无论天气阴晴，时代强弱，他们都需要顺应内心深处的天命，履行与生俱来的职责。就像飞翔不仅仅是拍拍翅膀，写作也不仅仅是摇摇笔杆。对一个领教过流亡而依然在清醒中撄犯的诗人，写作既包含着对话也蕴蓄了行动。

阿多尼斯在文章《异见者》中强调对话是人的高级属性，认为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派别无论其观点如何迥异都有必要进行对话。人们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学会倾听他者，并经由对话向他者开放，发现真理。一旦对话缺失，说教将会取而代之，而说教由于包含着胁迫与征服意味，只能充当埋葬知识与真理的坟墓。因此，针对由于当时的一个具体事件而被问及的问题，他回答道：“教皇应该准备好接受理性主义者、反宗教人士和无神论者在梵蒂冈和大学里发表演讲，让他们完全自由地讨论神启、信仰和无神论问题。同时，世俗大学也必须准备好接受教皇和宗教人士完全自由地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然而，即便是阿多尼斯本人也知道，在目前人类社会、文化的许多具体环境中，这只能代表一部分（而且常常是一小部分）人的理想或愿望。那么，面对如此境况，诗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把阿多尼斯的思考归结为一句话，也只能是：置身主流之外，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继续书写。

关于对话者的站位，意大利导演费里尼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艺术家与现实对话的位置必然是偏居一隅的。艺术家一方面必须被他所看到的事物吸引，但同时又必须保证偏居一隅所带来的疏离，也就是说，他需要与主流、中心保持必要的距离。在费里尼看来，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一个具有边缘性格、并置身具体现实与抽象现实之间的人。在这一点上，阿多尼斯无疑与费里尼心有戚戚。而且在阿多尼斯这里，诗人惟有借助这种对话式写作，才能了解并成为自己。

此外，由于意识到宇宙中除了我们可见、可知、可感的这个既有世界外，还另有许多内隐、无形、未知的领地，诗人在写作时就“不仅需要跟人交谈，而且还需要跟书本之外、理性之外、科学之外的一棵树、一块石头、一座山或一条河流交谈。” 也就是说，除人（包括“我”之复数）以外，他还需要在他的写作中与文本、与文化、与宗教、与自然、与宇宙……一言以蔽之，与自身之内、之外作为“我”之形成要素的所有他者，进行交谈。这样的写作，不会是伪装成对话的命令、独白，也不会是打着对话幌子的逢迎、附和，而必将是携裹有述行力量的述愿诗歌。而只有这样的诗歌，才有可能激活阅读者内心的流亡与撄犯冲动，唤醒其求索、变革的进步能量，推动其仰望思考、行动的意义天际，而不是重新栽进话语的网罟或消费的泥潭。

海德格尔尝云：运思的人愈少，诗人愈寂寞。在目前这个消费冲动压倒运思需求的时代，诗人所可做的当然不止以上几条，比如他还需要坚守寂寞，一方面警惕公众价值观念的侵蚀诱惑，一方面警惕个人精神领地的孤芳自赏。而且他还要时刻准备应对一种已然近乎惯常的局面：“我”已经殚精竭虑了，可似乎依然改变不了什么。那就与阿多尼斯一道吧，因为他也领有同样的忧虑。他也同样会问：“即便我认为我从事的写作是一种行动，但是，在一个已经背叛了诗歌的社会里，诗人的行动能起什么作用呢？”但他同时定会回答：“如果不甘于此，那我们只能期待诗人创造的精神能量能在未来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