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北京一扫地大妈捐给国家24亿，卑微称：我替丈夫前来赎罪
1984年北京一位扫地大妈将家人全部叫来，她仔仔细细地看着面前的家人，随后缓缓说道：“不管你们答不答应，我决定将财产的80%捐给国家。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国家不计前嫌帮助我们，现在是我们回报祖国的时候了。”
众人听到老太太的话都没有反对，而是用沉默表示赞同，孩子们都知道老太太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就这样北京扫地大妈捐给国家24亿的消息震惊了许多百姓，这笔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就算是放在现在也是一笔巨款，更何况在那个年代呢！
当老太太将这笔钱捐给国家的时候，她没有一脸的骄傲，反而十分卑微的说：“我替我丈夫，国家的罪人前来赎罪了！”
那么这位老太太的丈夫究竟是谁呢？为何会被称为是国家的罪人呢？他和这笔巨款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汉奸”赵欣伯
这位捐款的老太太名叫赵碧琰，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都有些陌生，但对她的丈夫应该并不陌生吧。赵碧琰的丈夫名叫赵欣伯，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赵欣伯1890年出生在河北宛平县，自幼聪颖好学，一点就通。本以为赵欣伯能够为国效力，没想到他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赵欣伯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便决定前往日本留学。
赵欣伯青年时代曾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法学，192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也是第一个获得日本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在赵欣伯留学期间认识了不少日本军官，他们都很欣赏赵欣伯的才能，经过不断的接触后，成功将赵欣伯收归麾下。
1926年赵欣伯学成归来，经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本庄繁的推荐，来到张作霖的身边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法学顾问。赵欣伯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当张作霖和日军之间的翻译官，翻译双方所说的话。
于是在赵欣伯的帮助下，张作霖很快就依靠着日军的力量，成为了当时东北三省兵力最强的将领，而日军也依靠着赵欣伯的帮助，不断将势力侵入我国东北地区。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担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后，委任赵欣伯为安国军政府外交部条约修改委员会委员。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赵欣伯跟随奉君返回奉天，担任东北法学研究会会长，追随杨宇霆等人。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迫不及待地要控制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沈阳，于9月20日占领沈阳的第三天，就直接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出任奉天市长。
日军虽然想要控制东北三省，但是辽宁省的大多数官员都不肯和日本人合作，他们内心是不想和日本人合作的，不过他们也知道不合作的下场只有死，所以他们纷纷躲藏起来。
一时间沈阳的混乱局势难以收拾，关东军便指示汉奸赵欣伯、袁金铠等人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赵欣伯担任副委员长。
9月26日赵欣伯等人又受关东军的指令，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改为“辽宁省地方维持会”，企图代替辽宁省政府的职能，以控制辽宁全省。
9月28日“辽宁省地方维持会”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和南京国民政府，赵欣伯不知羞耻地对大家说：“现在就应该听日本人的，这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还要执迷不悟，那就是自取灭亡啊！”
赵欣伯的一番话听得所有百姓目瞪口呆，他们不敢相信这句话是从一个中国人的口中说出的，随后大家的眼中充满了对赵欣伯的不屑和鄙视。
不久后赵欣伯提出了“伪满洲国”以及将长春改为“新京”的方案，这一方案获得了日本人的喜欢，对赵欣伯更是赞赏有加。根据赵欣伯提出的方案，当伪满成立后赵欣伯担任首任立法院长。
面对突如其来的升职，赵欣伯欣喜若狂，更是带着妻子赵碧琰去拜访日本军官。日本军官见到赵欣伯十分开心，开心之余也赏赐了他许多金银财宝。
大家都知道此时溥仪也在东北，他为了能够和日本人搞好关系，不断用金钱贿赂赵欣伯，想让赵欣伯帮自己在日本人面前说些好话。赵欣伯自然是来者不拒，傍晚他回到家中，忍不住对妻子说：“溥仪就是大方，我们今天又进了一笔钱！”
除此之外赵欣伯还说了一句：“不管最后谁会胜利，我们都能跟着吃肉。”此时的赵欣伯眼中只有钱财和利益，完全不管国家的安危，这也是值得大家唾骂的。
赵欣伯一边帮日本人做事，一边从医药和药物运输方面获取不少的油水，再加上日本人很信任他，一时间赵欣伯风头无限。但越是骄傲自满的人，越是跌得最快，赵欣伯就是标准的案例。
由于赵欣伯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态度也越来越傲慢，傲慢的下场就是惹怒了日本人。当时日本人的身边有许多汉奸，日本人看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想着来个杀鸡儆猴。
伪满洲国内部倾轧，派系排挤，又加之赵欣伯贪污等事败露，遂受到日本关东军总部的冷遇。赵欣伯被迫辞去了伪立法院院长的职位， 被日本关东军总部授予“宪法制度调查使”，远渡重洋，出使日本。从此赵欣伯的名字便在伪满洲国官场上彻底消失了。
赵欣伯在官场上失意后，便侨居日本东京，专门做起了生意。赵欣伯拿出从伪满洲国和日本军方敛取的大笔钱财，在日本东京附近购置了大量的地产。
不过赵欣伯在填写名字的时候却有些犹豫，他怕用自己的名字购置大量的地产会惹出大麻烦。就在赵欣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一个想法从他脑海中蹦出，那就是将所有房产都署上妻子赵碧琰的名字，这样的话也可以解决后顾之忧。
至于其他的金银财宝，赵欣伯则是将它们都埋在一座豪宅内，为了防止这些财产被人盗取，他还专门建造了一个“丰”字型迷宫，将装有珠宝的铁皮箱子放在里面，随后用水泥封起来。
赵欣伯将所有财产安置完毕后，拉着赵碧琰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为了保住咱们的房子，让我们有个安息之所，我将所有房产都写在你的名下，一旦我出了什么事情，你们也不用因为钱财担忧。”
随着日本形势的变化，赵欣伯还将地产委托给自己的日本好友玲木弥之助代为管理，随后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国定居北京。
赵欣伯本以为回国后还能有很好的发展，但令他没想到的是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赵欣伯作为最大的汉奸也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北平市当局逮捕，随后被关在北平第一监狱。
而此时东京国际法庭正在审讯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紧急需要证据材料，赵欣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答应写下证据并出庭作证。
然而当赵欣伯快要出庭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听来日军会东山再起的消息，赵欣伯便撕毁了自己写好的证据，拒绝出庭作证，等待着日本人将他救出去。
令赵欣伯没想到的是他没等来日本人救他出去，反而等来了审讯。赵欣伯在监狱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件事，那就是该如何躲过法律的追捕，成功出狱。
前文也说过了赵欣伯是法学出身的，对法律也是十分熟悉的，他深知自己犯下的是滔天大罪，更是不可原谅的。所以当赵欣伯听到要被传讯的时候，他就料到了自己的结局。
1951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传讯赵欣伯，赵欣伯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结局急火攻心，血压突然升高，最后猝死在看守所。
赵欣伯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妻子赵碧琰的耳中，不久后她和儿子来到监狱将赵欣伯的遗体领回，将其下葬。赵欣伯死后，他家的财产被国家收走，而赵欣伯机关算尽，却忘记和妻子说他日本友人的联系方式。
赵碧琰一家
廖承志为赵碧琰找律师打官司
赵碧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从一个富家太太变成扫街清洁工，每月靠着微薄的薪水维持家用，不过他们在北京的日子也不好过。
赵欣伯所做的事情罪大恶极，因此大家对他的家人也是十分厌恶的，赵碧琰一家经常受到周围老百姓的欺负，为了能够正常生活下去，赵碧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耿碧琰。
而远在日本的友人在得知赵欣伯去世的消息后，便动了霸占财产的心思，再加上他多年没有收到赵家的消息，随后向外界称：“赵欣伯的妻子赵碧琰已经去世了，如果赵欣伯的其他家人还没有出现的话，那么这笔财产将遵循赵欣伯的遗言，全部归我所有。”
大家都知道赵欣伯的财产是有很多的，其数量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花不完的，因此不少和赵欣伯有过接触的人都动了歪心思，甚至有人为了得到遗产而假造证件，找到了驻日本的华侨总会寻求帮助。
因为这件事事关重大，所以华侨总会也不能私自做主，无奈之下只好向我国询问国内的情况，从而引起了国家侨办主任廖承志的注意。廖承志依稀记得赵欣伯的家人还在世，并且过得不是太好，那么他们为何没有去领这一大笔钱财呢？
经过四处查询，廖承志找到了赵碧琰的住处。
1963年秋季的某天，买菜回来的赵碧琰发现胡同口停着一辆看起来十分高级的小轿车，还没等赵碧琰仔细观看，车上就下来三个西装笔挺的人。
这三个人看起来十分严肃，给赵碧琰一种是高级干部的感觉，果然不出赵碧琰所料，这三位正是国家的干部，而领头那位60多岁的老人正是国家侨办主任廖承志。
侨办的工作人员用十分和气的口吻问她：“你是耿碧琰，也就是当年的赵碧琰吗？”
赵碧琰神情紧张，她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最重要的是“赵碧琰”这个名字已经许久没有人提起了，这令赵碧琰十分紧张，难道对方是在追查汉奸家属的事情吗？
赵碧琰本想拒绝承认，但对方已经找上门，显然是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随后她小心翼翼的回答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廖承志见赵碧琰如此紧张，知道她有些害怕，便笑着说：“你不要紧张，我们来找你是有点是要和你商量一下，是关于处理当年赵欣伯在东京购买不动产的事情。”
廖承志为了让赵碧琰安心，先讲明赵欣伯是汉奸，但赵碧琰无罪，然后又说：“不管你是耿碧琰还是赵碧琰，你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侨办绝不允许本国公民的财产受到损失，我们一定要将你名下的东京地产的产权争取回来！”
赵碧琰听完廖承志的话，这才将悬在嗓子眼的心放回肚子，她叹了口气说：“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我还能得到这些地产的管理权吗？”
廖承志回答道：“虽然我国和日本断交多年，但是赵欣伯病故的消息早就传到了日本，日方传你下落不明。最重要的是近些年来很多诈骗分子冒充赵欣伯的亲人，想要冒领这些遗产！”
那些企图冒充赵欣伯儿子赵宗阳的人，在得知赵宗阳从小左眼失明后，甚至不惜毁掉自己的左眼，只为获得赵欣伯的财产。日方为了搞清楚状况，曾派人前去调查，但非常可惜的是那些人大多数都被暗杀。
而冒充者除了毛主席赵宗阳本人外，还冒充赵欣伯的养子、养女以及其他亲戚等等。
赵碧琰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震惊，她没想到大家为了获取钱财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她着急地问到：“那我该怎么办？”
廖承志说：“只要你拿出当年在日本购买地产时署名为'赵碧琰’的地契，这些财产就归你了。”
赵碧琰听后摇了摇头，一脸的失望，原来当初日军投降后，赵欣伯因为汉奸罪被逮捕，赵碧琰为了减轻丈夫的罪行，早已将那些房契全部烧毁。
廖承志想过许多种情况，唯独这种情况是没有料到的，他不由得眉头一皱，想了一会后说到：“你先到派出所将耿碧琰的名字改回来，接下来聘请律师到日本打官司就交给我们国侨办做吧！”
赵碧琰根据廖承志的安排，到派出所改回名字。廖承志委派驻日华侨总会的副总干事陈琨旺聘请了两位日本律师——黑田寿男和小川休卫代替赵碧琰到日本起诉。北京市公证处先后为赵碧琰提供了必要的公证材料。
然而当案子开审后，赵欣伯的日本友人却拿出一份伪造文件，上面写着：“一旦赵氏夫妻去世，他们名下的财产将无偿赠给玲木所有。”
这份文件虽然是假造的，但伪造的却天衣无缝，上面不仅有赵欣伯的签名，还签的十分逼真，因此这个案子也被搁置下来。
给国家捐款24亿
随后是比较特殊的几年，赵碧琰等人的身份被发现后，原本和善的邻居也将他们视为仇人，赵欣伯的儿子和孙子也锒铛入狱。
此时的赵碧琰已经年近七旬了，每天除了生炉子、蒸窝头外，就是缝缝补补做些零活，和其他普通的老太太没有什么区别。赵碧琰也不再想财产的事情，安心去扫大街了。
直到1976年的某天，赵碧琰面露喜色地来到监狱，告诉孙子一个好消息，那个伪造文件的玲木已经去世了，玲木去世后，赵碧琰再谈遗产的案子也就有了希望。
更值得高兴的是中日已经建交，赵碧琰可以前往日本参加庭审，赵欣伯遗产回归的路程虽然很遥远，但毕竟已经有曙光露了出来。
赵欣伯的孙子赵昭明很快便被宣布无罪释放，随后赵碧琰携带着收集来的证据，在国侨办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坐船远渡重洋，来到了日本东京。
赵碧琰本以为自己可以胜诉，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有自己叫“赵碧琰”，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的赵碧琰。在这么多“赵碧琰”中，真正的赵碧琰看起来蓬头垢面，土里土气的，单在形象上她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随着法官法槌的落下，按照程序法官先问了五人的名字，另外四人都说自己是赵碧琰，但真正的赵碧琰却说：“没有赵碧琰，真正的赵碧琰早已经死了！”
原来赵欣伯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位青楼女子，名叫王碧琰，当时她用自己所有的积蓄供赵欣伯读书，因此赵欣伯对她又爱又敬。然而当赵欣伯和王碧琰来到日本后，王碧琰却因为医疗事故去世。
赵欣伯对这件事十分生气，更是将那所医院告上了法庭。而赵碧琰原名为耿维馥，是赵欣伯妹妹的同窗好友，因爱慕赵欣伯而嫁给他。当王碧琰去世后，她主动追求赵欣伯，赵欣伯虽然接受了她，但却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碧琰。
耿维馥自然不愿顶替一个死人的名字生活，但为了和赵欣伯在一起， 她被迫接受了这个苛刻的条件。后来耿维馥生下了儿子赵宗阳后，就将王姓去掉，改随夫姓，即为赵碧琰。
本来事情进展的十分顺利，但接下来赵碧琰的回答却有些不尽人意，她也因为这些事情而宣布失败。
1979年11月傅志人根据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指示，成为赵碧琰的律师。为了让赵碧琰的身份尽快得到我国、日本乃至全国的认可，傅志人安排赵碧琰和当年伪满洲国溥仪的妹妹金蕊秀见面，一时间她们交谈的画面出现在各个报纸上。
接下来傅志人用了8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北京、长春等地方，收集了19份证人证言，这些证据全都证明赵碧琰就是赵欣伯的妻子，而赵宗阳也是她和赵欣伯唯一的孩子。
1984年4月赵宗阳和傅志人前往日本，赵宗阳的身份得到了确定，笼罩在这笔巨额遗产案上的迷雾终于散去了。
1984年9月7日东京家庭裁判所作出最后裁决，这笔巨额遗产的监管权终于重新归到了赵碧琰的名下。赵碧琰得到这些财产后甚至留下它们也没什么用处，于是决定将这些房产以及地皮全部卖掉。
根据当时估测这些财产足足有240亿日元，大约是30亿人民币。看着召回的财产，赵碧琰的内心泛起阵阵波澜。
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自己的丈夫却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情，然而当国家知道自己有难后，竟然不计前嫌帮助自己找回遗产，更是不求任何回报，这种宽宏大量让赵碧琰十分感动。
于是在1984年的某天，赵碧琰将家人都找来，并对他们说：“如果没有政府、侨办和律师的共同努力，单凭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绝对不可能收回这笔巨额遗产。因此我决定将这笔遗产的80%全部捐赠给国家，我们只拿20%。”
家人们听到这里没有说话，他们用沉默表示同意，是啊如果不是国家帮助自己的话，那么他们完全不可能有这笔财产，所以赵碧琰的这个提议大家都没有异议。
80%的财产预估市值将在24亿元，有人说赵碧琰的决定十分聪明，如果要是个人卖掉在日本留下的房产，估计事情会有些复杂，有人说赵碧琰这样做是为了抚平内心的不安，毕竟她的丈夫曾做过那么多不好的事情。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赵碧琰只是对工作人员说：“我代我的罪人丈夫前来赎罪。”赵碧琰这个举动感到了许多人，大家感动的是不会赵碧琰给国家捐款，而是她所说的“前来赎罪”。
赵碧琰于1989年6月去世，她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中日友好医院加护病房度过的，她享受到了高干级别的护理，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