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息不畅，日本投降后的8月19日，承德又有六名抗日军民被害

李桦《追击》

1.

没有任何的胜利可以轻易获得，幸福生活都是奋斗来的。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从1933年到1945年，承德人民进行了12年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迎来的日本的投降。

然而，就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承德境内的鬼子还有顽抗，继续残害我抗日军民。

8月19日，被苏蒙联军击溃后仍不投降的22名日军逃到了隆化县的西阿超，走到营坊的时候，枪走火自毙了一只。

剩下的21个日军到大庙村六道沟门李万生家用饭的时候，被冀热辽挺北支队第一武工队队长李建华等人知道了。

李建华等五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误以为来的是苏蒙联军，进屋接头，不幸遇难。

四名战士和一名叫王朝信的老乡被鬼子用刺刀挑死在李万生家门外的大榆树下，李建华被押至敖包梁底杀害。

可惜，一直坚持在敌后的李建华等人，牺牲在黎明之前。

估计，这些日军也还不知道他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

2.

通讯不发达，情报不准确，造成的损失太大。

因而，承德的解放斗争，除了是军事斗争外，还有情报斗争。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冀热辽部队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8月11号。

三十七年后的1982年8月16日，李运昌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我们冀热辽部队知道这个情况，并做了部署，配合苏联红军作战。那时中央有个二号命令，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发布的，那里面有一句话：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现驻热河辽宁边区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1941年日军军用地图标出的冀东八路军的位置。地图中的“李运昌”误写为“李云长”

李运昌部是除东北抗日联军以外距离东北最近的中国军队。

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的李运昌说：这命令是广播的，叫广播命令。

现在看，这个广播应该是延安新华广播。

形势紧张，时间紧迫，延安已经顾不上用密码电台和明码电台了，发布命令都用收音机就可以直接收听到的广播，同时，这样的命令方式，也是向所有人宣布，八路军接收热河。

8月14日，冀热辽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抽调8个团1个营3个支队，4个地委书记2500名地方干部，分三路挺近东北，由李运昌亲自率领指挥挺近东北的三个中队。（《承德抗日斗争大事记》）

李运昌到了热河后，在以后的工作中也非常重视广播电台工作，据后来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的董林回忆：

危急关头，为了保卫一座只有五百瓦的中波广播电台的设备，军区首长宁肯耽误军需弹药、粮食的运输，也不让丢掉这座小小的电台，到处为他开绿灯。

现在的承德广播电视台的前身就是热河（承德）新华广播电台，董林和后来担任广播电影电视副部长的王枫等领导同志，都在这里工作过。

林夫《全国抗战》

3.

情报信息工作太重要了，这在夺取承德的解放斗争中尤其明显。

苏联出兵、日本投降、溥仪宣告退位、伪满洲国灭亡... ...，重大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战场形势也是瞬息万变，所以，即便是现在的文献资料，对于同一个事件的记录也不一样。

因为热河南部的长城沿线，是伪满洲国划定的国境线，日伪军除了设定“无住禁作地带”外，还有重兵把守，设立了西南国境防卫司令部，把伪满洲国大部分部队都调来了。

李运昌说：

三十六个讨伐大队调到长城线上二十七个，满洲国兵调来十个旅，什么铁血部队、铁心部队、铁石部队，总之，伪满洲国用倾国的兵力对付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所以，在长城沿线，除了有大批的日军外，还有很多的伪满洲国部队和伪满警察部队。

就在冀热辽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的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国民党政府可以在苏军控制区设立行政机构和建立军队。苏军占领城镇，不管地方政治，伪满机关不逃者照常工作。（舒行《回忆黄方刚起义》）

这样，苏蒙联军进入承德后，不是把政权交给正在赶来路上的冀热辽军区，而是由伪满政权摇身一变的维持会。

《热河金融志》引用《承德地区抗日斗争大事记》的记载：

8月19日，苏军和蒙古人民军进入承德市，在佟山缴了日寇的械，接管监狱、释放了在押人员。伪满官吏组织维持会，伪热河省长孙伯芳任会长，商会会长尹锡三及艾克让、伪承德街长李保堂等组成市维持会。维持会夹道迎接苏军，得到苏军支持，直到11月中旬苏军撤出，这个伪政权的化身才告垮台。

商会会长尹锡三，就是1933年3月4日汤玉麟率部于晨7时西逃后，把日本侵略军从10里外红石砬沟门引进街里，沿武烈路进德汇门的那个汉奸。

这个人的资料很少，在这儿遇到了。

伪满官员组织了维持会，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内容》，不但如此，他们还准备争取调动准备起义的驻扎在兴隆的黄方刚部队。

古元《减租会》

4.

关于兴隆解放和黄方刚起义，《兴隆县志·大事记》有很简短的记载：

8月16日，集结在兴隆县城的日军千余人、满军五个团(三、八、十二、二十四、三十四团)和十余个讨伐队万余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的骚扰民宅，有的昼夜鸣枪不止，有的携枪逃跑。

8月17日。伪兴隆县公署、警务科、协和会县本部、兴农合作社等机构，分别给基层组织下达命令，扯下伪满国旗，摘掉所有机构牌子，烧毁档案材料，销毁不能携带的枪支。石庙子警察分驻所及王汇讨伐大队烧毁枪支300多支和大量弹药。

8月31日清晨,侵华日军和日本官吏及眷属千余人撤离县城。

是日，伪满洲军第五军管区热河西南防区少将黄方刚率部起义。

是日，兴隆县城解放。

而在舒行所写的《回忆黄方刚起义》一文则有更曲折的故事，时间记载也有出入。

黄方刚，哈尔滨市太阳岛人，黄埔军校毕业，1943年春，伪满洲国任命他为南边防主力二十四团团长，进驻兴隆县。他和他所带的二十四团，原是东北军的，后来加入了抗联，受挫后投降了日本侵略军。

1944年，时任晋察冀军区十三分区十三团长的舒行，进驻平谷县根据地，与黄方刚的司令部紧邻。

彦涵《搏斗》

5.

很快，通过我党发展的地下关系，舒行与黄方刚有了联系，舒行写两封信给黄方刚，劝他弃暗投明，黄方刚回信，说怕的是对国人犯了罪，改换门庭，落个千古罪名，希望舒行助他一臂之力。

就在这时，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早在兴隆境内潜伏的地下国民党张化行、焦莹、张久清等人抬起头来，9月3日，公开与黄方刚和兴隆县伪县长于佩珊联系，令其整顿队伍，维护军队秩序，等待国民党蒋介石接收。并将日本国旗、满洲国旗撕毁，改挂国民党旗和青天白日旗。

这是1945年9月3日，黄方刚部还没有起义，与《兴隆县志》所记不符。

最诡异的是，两面保长、早就同情支持八路军的蔡兴斋托人传来消息：伪满洲国新京来电报给承德，承德又来电报给黄兴刚，说日本方面宣布投降了，命令黄方刚立即率部队开赴奉天听令。

如果这样的话，舒行策反黄兴刚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泡影。

事实上，此时伪满洲国已经破亡，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值得史学家研究。

力群《抗战》

6.

情况紧急，舒行派韩济民、郭子忠冒着生命危险约黄方刚见面。

9月11日晚，黄方刚与于佩珊同坐一辆卡车，骑马随行人员十几人直奔兴隆前苇塘，舒行带两个连队从六道河前往前苇塘，黄方刚见到舒行说：

我干了不该干的事，没有脸见中国人，我有罪，我起义，要求司令统一指挥。

舒行杀鸡备酒，设宴招待黄方刚一行。

晚上就和李运昌、詹才芳发电报请示。

9月12日，冀热辽军区回电，同意黄方刚起义。

黄方刚部与舒行部合编，这支部队以后活跃在保卫承德、解放东北、抗美援朝战场上，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这件事上的情报工作，其惊险程度，不亚于谍战剧里的《潜伏》。

7.

战争惊心动魄，谍战波诡云谲，

然而，这就如同很多事情一样，普通民众却都随波逐流。

1945年的承德大街。

1949年，著名记者林放写的《四年前承德的这几天》：

时间是18号晚上。

“鬼子投降了!”

听到这消息的人，都像触了电一样，梦？真吗？

锁得紧紧的日本配给店大门，被砸开了，盼到过年过节オ配给的白面、砂糖，人们满街扛，撒在地上的成盒火柴，有谁捡呢？

老头们撮着胡子点头，老太太给菩萨叩头，嘴里喃喃着：“有灵啊，盼到头了!”年青〔轻〕的女人穿上花旗袍，头发梳得光光的，抱着孩子走东家串西家。

“满洲队医院”里的伤兵，都从床上跳下来，蹶脚打着玩，嘴里不停的喊着：“好啊!”

从太阳出来，头道牌楼外就挤满了人，都拿着小红旗，等着欢迎苏联红军。

西面大道上，突然出现十几个骑兵，飞快的跑着，近前一看，原来是日本宪兵，战斗帽下冒着热气腾腾的大汗，马也跑得连喘带打鼻。一闪的过去了，远处撵上来1辆小汽车，越来越近了。车里坐着苏联红军。

人群里大声的喊，用力的摇着旗子。

等小汽车由街里回来，再从西边出现时，红军队伍来了。

汽车、炮车、马队... ...一队队的驰进承德

这是老百姓眼里的承德解放。然而，林放的消息里没有写到，这些欢迎的队伍都是伪满洲国政府摇身而变的维持会组织的，八路军进入承德时，还有更多的难题等着他们。

谁能得到信息，谁就能占领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