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研究70年
2019-08-2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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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下面主要就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分两个时期简要叙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事业的需求推动语言文字研究发展
党和政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就对文化教育事业高度重视。扫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从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法》等文开始，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等《语法讲话》等语法著作相继推出，学术期刊出现多场语法大讨论，深化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多位专家学者集体编写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中学教学提供了完整实用的语法体系。这些都带动了汉语语法学科的稳步前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在帮助提升全民语文能力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对语言学多个领域的研究。推广普通话的需求促进了汉语方言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既服务于方言大调查，又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专才；修订完善后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调查标准方案；随后出现了《昌黎方言志》等精品著作，树立了方言调查研究的学术标杆。汉语方言学成为了显学。
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语音的研究，包括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以中科院语言所为主的研究队伍用实验方法对普通话展开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为科学认识普通话音系、满足语音合成和识别技术的需要提供了科学支撑。
为确立普通话词汇规范，中科院语言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应运而生。其内容和体例成为词汇学研究的主题和素材，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
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在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助力下，这一学科走向成形和成熟。
国家对语文事业的重视，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语言学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
历史语言学观念促进了从发展史的角度对汉语的考察。王力《汉语史稿》首次为汉语全面勾勒了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的主线。“汉语史”逐渐成为汉语研究的重要学科方向之一。
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和音系本身的研究，基本确立了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坚实的参照。
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不断拓展深化，研究范围超越字形、词语，拓展到语法研究。
理论方面，大量翻译介绍包括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内的苏联语言学著作，并带动对语言和思维等语言哲学问题的讨论，对西方语言学前沿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有所介绍，刊于《语言学资料》等书刊。这一时期，朝向世界语言学的窗口始终开启。
在应用领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科院语言所和技术计算所已合作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在1958-1959年间研制出了实验性的英汉、俄汉翻译系统。
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注入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为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学术环境。高考制度恢复，语言学硕博士点逐渐设立和增加，语言学有了人才保障。语言学期刊有恢复，更有新生，期刊集刊方阵逐步成形并壮大。《中国语文》复刊后发表了诸多名家厚积薄发的论文，担当了领军期刊的角色。新生的语言学期刊各以所长逐步跨入后来的核心期刊行列，成为语言学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石。各类语言学集刊也以强劲态势涌现，拓宽了科研成果的发表渠道。
同时，语言学界进入学会涌现期。中国语言学会于1980年成立，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辞书等各分支学科也纷纷成立学会、研究会及其下属分会。这些都对凝聚学术力量、开展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秀起到了积极作用。大部分学会形成了两年一届年会的惯例，使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始终保持“激活”状态。很多学会办有集刊，不同领域的学术成果得以及时展示。另有很多学术会议不属于任何学会，但有相对固定的主办方和会议周期，并出版连续性文选。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ACL）自1992年创办起，每年在亚欧美各国举行年会，中国学者成为与会最大群体，多所大陆高校主办IACL年会，知名学者先后担任会长。
改革开放掀起了介绍国外各语言学流派的热潮。大量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或介绍读物得以出版；借鉴国际前沿理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问题的论著，在理论和方法传播方面作用更加凸显，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以语言学教学和交流为导向的人员往来日趋活跃，来华讲学、出访、留学、长期兼职等形式，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带来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范式的提升，尤其是功能—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学说、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的研究范式已成汉语界的显学，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并反哺前沿理论。形式语言学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深入研究。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使汉语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音韵研究从解读古韵书的音系，发展到构拟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音系并勾勒语音演变规律；词汇训诂研究从训释古代具体词语发展到探求词汇系统发展史；文字学从具体汉字的析字解理上升到系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也从萌芽状态发展为研究热点领域。
新的应用性需求继续为汉语研究提供动力。国际汉语教育推动汉语特别是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支撑语法研究的工具书或语料库纷纷涌现。对外汉语教学类期刊成为汉语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的重要发表园地。与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汉语词汇学、语音学、文字学等学科各有丰硕成果。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计算语言学家们致力于完善机器所需的语法规则，包括分词、句法分析、语义关系分析、源语言到目标语的转化规则等。计算语言学界对统计方法的强调促进了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
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1985年国家语委成立后，工作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语言文字应用性研究也随之调整。通用规范汉字表、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规范化课题催生了大量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语言生态也发生显著变化，语文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构建更加和谐合理的语言文字生活。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语言资源等领域得到更多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通过）的制定，也有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础。
进入二十一世纪，语言文字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同步推进，如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等，都有大量优秀成果涌现，不乏理论创新性探索。
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更多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来看待汉语的共时历时现象。如方言学更注意探求方言在汉语演变史中的位置，加上语言接触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城市方言研究则更关注社会因素的影响。
简帛碑文等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的比较，为文字、词汇训诂、音韵、语法等领域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和启发；音韵学与古文字的结合，拓展了新的广阔空间。地下或民间大量更贴近口语方言的各类语料，保留更多汉字变体，透露特殊乡音，推动了俗文字学、方俗词语、古代方音等研究领域的拓展。
语言学界探求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重视儿童语言获得规律；心理学界关注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重视儿童语言文字能力的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观察记录法和实验法的心理学方式同时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科学手段。大脑神经科学踏入语言文字研究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心理机制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眼动仪等逐渐成为语言学的利器。
大数据和基因技术等在语言学中发挥更多作用。语言文字本体研究也愈益倚重语料库的量化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大数据语料探求久远的语言谱系关系，成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
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各地在更加统一规范的框架下展开调查，并对语言方言进行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迎来了新成果的高峰。
中国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多步伐。
汉语方言音韵学界逐渐形成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学者以此来离析方言音系中由语言接触造成的文白异读等语音历史层次，将相关个案成果提升为一种历史层次分析法，目前已经成为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
“语言库藏类型学”作为中国学者的原创理论，从跨语言视角研究形—义关系，尤其关注形式库藏对语义表达的反作用，特别是由强大库藏所负载的显赫范畴的作用。“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关注汉语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揭示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整合多种理论工具构建合适的描写体系。“新描写主义”主张用跨语言的眼光、合理调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增强语言描写的准确性和精细度，避免理论对语言事实的扭曲。这些理论探索虽然还处在发展早期，但都是在深入了解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创理论，其发展走向值得关注。
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精神，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迈向第三个阶段。
（作者：刘丹青，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名词性短语句法结构的类型学比较”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新中国70年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2019-08-2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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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得到全面发展，成绩斐然。新时代，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致力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之时，有必要回顾和研讨70年来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相对来说是起步较早、发展比较成熟的，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就设有语言研究所。70年来，作为国家科学院的专门语言研究机构，语言研究所一直发挥着科研领头的作用。语言研究所最初以文字改革、民族语文和现代汉语研究为主要任务，随着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民族语言研究所相继成立，语言所的全部任务转变为研究汉语的历史与现状。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以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音学、方言学、词典编纂、机器翻译、情报资料等学科为主要支撑的。这个学科分类格局明显受到苏联影响，主要思路是按研究对象的时代（古代、现代）划分学科并体现在教学与研究各方面。1977年吕叔湘在语言研究所设立近代汉语研究室，是对语言研究学科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个学科的设置，并不是对应于史学上以社会历史界定的“近代”概念，而是出于文言与白话之别的文体性学术考虑，体现了吕叔湘把现代汉语看作近代汉语一部分的学术理念。事实证明，这一学科的设立，极大推动了汉语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研究。2001年，沈家煊在语言研究所彻底废除了以时代为依据的学科分类法，按学科自身的性质设立句法语义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是语言研究机构第二次重大学科调整，使得语言学科自身的分类格局更加合理。
跟语言专业有关的高等院校教学体系中，二十世纪初期外国语文系就有语言和文学的分别，其后中国文学系里文学和语言的专业区别也越来越明显，五十年代起北京大学为了给语言研究所培养人才开设了汉语专业，但语言学单设专业的做法并未在国内其他高校推广。早在1948年，《国文月刊》上刊出闻一多关于合并中文外文、重新分为文学系和语言系的主张，朱自清、陈望道、吕叔湘等学者都撰文参与了讨论。60多年后，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的讨论再次兴起，当年学者论及的师资、生源等问题依然存在，而国家的需要已迥异于当年，应该说，在大学里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这一学科内部的次级学科设置如何更好地体现现实需求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初等教育中的汉语语言学教学。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仿照苏联的做法在中学里分别开设“文学”和“汉语”两门课程，实践证明并无必要。但随后数十年间，语言知识在语文教学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也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事实。我们设想，如果大学的语言学系有了较为合理的专业设置，或许可以更加有效地带动中学语文课程里语言学知识教学的目标性与实用性。
语言学的学术体系建设虽然远未成熟，数十年间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却异常活跃，其中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对汉语特点的求索。
中国古代有成熟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方法上自成体系，二十世纪以来与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结合，尤其在语音研究上，无论是古代语音的构拟，还是现代方音的记录，以及共同语语音的分析，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具有显著的现代科学色彩。我国古人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借鉴拉丁文法和英文文法的体系尝试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四十年代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在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吕叔湘、王力所主张的注重句式、注重语义、注重修辞的取向在语文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五十年代汉语研究界受苏联的影响展开了主语宾语问题、词类问题等几场大的讨论，由于眼光过于局限于跟俄语的对照，许多提法比起四十年代吕叔湘、王力的水平不进反退。如对汉语主语、宾语的认识比起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多有不及；对汉语词类的认识，也没有跳出朱德熙批评四十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对划分词类的标准只能是词的分布这个原理还缺乏认识”的局限。应该说，五十年代受苏联影响的几次汉语语法专题讨论对汉语研究正确道路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汉语语言学的理论探讨日益活跃，集中在方法的研习上。从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美国描写主义方法的运用，到八九十年代功能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方法的借鉴和使用，为汉语语法的多侧面观察打开了新的视野。语言事实日益丰富，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但离学术体系目标的实现还很遥远。现在回过头来反思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更加注重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力求在研究方法上能够驾驭跨语言的共性，并且为语言间的差异设立合理的参数，而不再是只聚焦于印欧语系的语言特点。这当然对各种语言异同的普遍描写显出效力。但是，着眼于语言之间共性与差异的“世界眼光”却未必能够帮助我们解释汉语自身的深刻理据。这就是汉语研究学术体系迄未成形的根本原因。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吕叔湘就力图抛弃那些从形态语言里借用来的观念，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沈家煊针对汉语词类范畴和句法关系的几个经典难题苦思良策，通过对世界语言的广泛观察和对汉语事实的深入思考，从汉语最基本的词类范畴名词与动词的关系入手，发现汉语存在各级语法单位之间一系列的范畴包含关系，而这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范畴包含关系相吻合的。应该说，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和世界语言变异眼光，对汉语本质作出的系统性揭示，是中国语言学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
学术体系的创新必然伴随着话语体系的创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汉语研究者习惯于使用西方话语体系与国际学界对话，这样做固然实现了顺畅的“接轨”，也使外国学者比较容易了解一些汉语事实，但这样传播出去的汉语事实只是分别对应于其他语言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侧面，无法展现汉语的整体面貌，同时丢失了反映汉语本质精神的最重要内容。如沈家煊指出：区别实词和虚词最初是中国古人对语言学的贡献，西方学者知道后引入他们的语言研究，意识到这个区分原来十分重要，这一对概念到西方转了一圈，改装以后贴上西方的标签，返销到中国，中国人反倒忘了它本来的含义，按西方对立观念来理解了，这值得我们反思。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先后提出了韵律句法、语体语法、糅合语法、对言语法等涉及汉语本质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远承古代词章学传统，近接吕叔湘、朱德熙等现代学术大师的学说，同时，在当代语言类型学视角下，经过西方当代语言理论形式句法、生成语法和认知语法的系统解释，形成了兼具当代学术特色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汉语话语体系。
回首70年来中国语言学走过的道路，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经历过模仿国外学术体系、进入西方话语体系、参照他国学科体系的过程，但总的来看，汉语研究者追寻汉语自身特征的初心，一直是驱动几代学人学术追求的动力。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更多学者在纷繁的西方学说面前表现出了冷静和理智，时刻保持着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强烈意识，抱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高位目标，体现着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科学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希望中国语言学在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科研院所的语言学学科体系；构建一个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语言学先进理论的语言学学术体系；建造一个基于中国文化又通行于国际学界的语言学话语体系。因此，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是新时代语言学者的学术目标，也是新时代语言学者的使命担当。
（作者：张伯江，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基于句法语义互动关系的汉语形态句法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