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华，女，1947年出生于赤峰市五道街。“文革”时在赤峰二中高二（1）班读书；1977年考入辽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赤峰学院，为心理学副教授，兼任师资科科长、心理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曾先后两次获得自治区政府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退休后寓居北京。
五中街的东头、苏家胡同的对面有一所小学，五十年代就叫“财神庙小学”，后来改称“第四完小”。小学的前身自然就是财神庙了。据有关材料记载，财神庙始建于公元1747年，最早叫洪福寺。在赤峰史上这座寺庙相对于赤峰其它的寺庙无论从建筑规模、整体设计、奢华程度，还是细节工艺上都堪称赤峰之最。财神庙初建时的盛况，对于它面世二百年后才出生的我，很难通过想象去恢复。但是，在财神庙读书六年，还是留下了属于我自己的故事。从财神庙出来的学生，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被当地人戏称“财神庙的和尚”。出于一种虚荣，我从不主动与别人讲起我在这里读的小学，生怕别人会认为从这里出来的学生与财神庙一样的“乡土”。但在离开它的六十多年里，学校的钟声却常常在我的心中敲响……那个大钟吊挂在大殿的一旁，钟形很大，敲击后会发出空灵清远的声音，扣动着人的心弦，以致常常让我在是庙还是校的确认中恍惚。钟出古刹，超然世外，一种愿望让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寺庙钟鼓楼上的那口钟。校工每天在规定时间去敲钟，极具穿透力的钟声，回荡在整个街道。这声音不仅是一种行动的号令，时常会带我进入一种灵异的境界。无疑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钟声更多的与我最基本的需要和最朴素的情感息息相关。当饥肠辘辘学习兴趣全无，当想到没有结局的课间游戏，急盼下课之时，钟声响起，会让我兴奋异常；如果钟声响在我刚出家门的那一刻，定会令我急促和慌张。时隔多年后，心中再次响起那钟声时，竟然还弥漫着“疏钟清月殿，幽梵静花台”一般的禅意和神韵。寺庙的广场顺理成章地成了学校的操场，面积之大可以满足学校里所有需要场地的活动的需要。让当地政府也拥有这里使用权的是因为在广场上坐南朝北有一大戏楼。这戏楼初建是用在祭祀或结社时办庙会、祭神唱戏用的。它与一般的古戏楼比，起基很高，台面也大。戏楼前有演出用的戏台，后有化妆室，顶部为歇山式九脊建筑，可谓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戏楼正中高悬一巨匾，上书“作如是观”四个楷体大字，据说是乾隆皇帝所题。到后来，这里成了哈达街最主要的公共集会场所之一。在这里召开过声援抗美援朝的大会，土地改革斗地主、镇压反革命的集会，就连赤峰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也是在这个广场戏楼上召开的。出于保护和管理的考虑，学校是不允许学生随便上戏楼的，但还是有许多男学生躲过老师的视线到戏台上去耍。一向守规矩的我，也耐不住好奇，又不想让我的“劣迹”被别人知晓，就一个人偷偷地爬上去了。仅此一次，我便再也不想光顾那个地方了。脚一踏上戏台后面化妆间的木质楼板，会发出空空的响声，黑暗中会放大一个人对某些可怕与危险的想象，覆罩在灰尘下的有关鬼神的壁画带给人的尘封感，也让人觉得这里曾有过什么或发生过什么。尽快逃离此地的想法就来自站在戏台中央的那一刻。站在地下看戏楼与站在戏楼上看下面感觉很是不一样：这戏楼好高呀！最重要的有了一种被“暴露”、被“展示”的局促。胆小怯懦的我自认为这一切被所有的人都看到了。1957年，我10岁，上三年级。这一年的10月4日，发生了让全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帕特尼克1号”进入太空。学校就以这个事件为内容组织编排了独幕快板剧，指定我在剧中扮演嫦娥。首次演出很获好评。又恰逢当年赤峰市组织文艺汇演，我们学校的节目被教育系统选中，演出地点就在财神庙戏楼。很巧的是，父亲所在的业余京剧团在当天也有演出剧目。演出之前，父亲剧团的同事特意为我化妆更衣。如此看重、喜欢我的大人们只为证明一件事：他们把化好妆的我带到父亲跟前，对他说：“你看这扮相，这姑娘就是一个演戏的坯子。”一旁的我分明看到父亲一脸的不爽。一向惧怕父亲，父亲的反应犹如在我的心头扔了一块大石头，我不知出现了什么问题，何以让父亲如此的不快？难道还是出自他对女儿学戏的反对，以致不愿意我参加与之有关的一切活动？我和父亲同台演出的消息，在财神庙对过的苏家大院里奔走相告，姥姥家无论老少几乎全员出动。“玉兔”一声“嫦娥姑娘”的呼唤，我带着我的心事移步到了台中央。我听到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中一些人狂喊着我的名字，我知道那是我表姐妹们的“恶作剧”。此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竟忘记了指导老师的一再叮嘱：上得台来，要首先亮相！好在几句不多的台词我还记得，说完之后，人便出离剧情，煎熬着直到演出结束。第二天，再次见到我的“至亲至爱”们，她们群起而攻之，以非同一般的力度，打击着表妹在她们眼中的“高傲”：“打扮得倒是很漂亮，怎么没让人家看到你的脸就回去了？”“你爸爸一嗓儿，站在院里都能听得见；怎么我们站在台下都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呀？”我好强脸皮薄，人小心胸也窄，着实有些招架不住，最后还是用好吃的封住了她们的嘴。至今让我忘不了这点糗事的仍然是她们。父亲最忌讳的事情时隔不久便再次发生，这件事来自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每逢假期，学校都要安排高年级的学生轮流到校做值日生。在轮到我值日的那天，一进校门就发现在办公室门口已集聚了好多的学生，走近一打听才知这些同学是来参加内蒙古军区文工团招生面试的。作为一个无关的学生，更多的就无从得知了。就在我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前来应试同学们的时候，发现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了远处，我随着也望过去：一个头戴无檐军帽，身着绿色军装的年轻女军人迎面走过来，她面容姣好靓丽，身材窈窕修长，身后两条过腰的发辫随着她的走动而飘摆……一种似曾相识让我在记忆中开始了迅速地搜寻，我终于想起来了，我悄悄地对旁边的同学说：“她就是与王心刚主演过《牧人之子》的那个演员葛根塔娜！”听到我讲这句话的同学一脸的茫然。这位长得像仙女一般的女导演就像风一样在我的眼前飘过去了。当时年轻的孩子，虽不像如今的粉丝对明星那样狂热的追捧，但对他们的好奇和神秘感还是有的。我也学着其他同学的样子，站在石台上扒着窗子向办公室里看：面试的同学鱼贯而入，几乎没有一个同学在导演面前停留超过一分钟的。失望的塔娜导演在无意扫过窗子时，我发现她面向老师，用手指了指我。老师出来了，拉住我的手走进了办公室，把我推到了塔娜导演面前。“他经常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协助这次面试工作的老师代我回答。“她是独生女，到外地恐怕有点问题。”又是老师替我回答。接下来塔娜导演向我简单地讲述了她自己从军从艺的经历，可我只听清并记住了：她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到了部队，部队生活很艰苦、很紧张，但也很快乐。初进部队的头四年是不允许探家的。一直恍如在梦中的我突然被惊醒了！我觉得自己闯了大祸。“导演问你话呢！回答！”一旁的老师不耐烦了。我仍然不吭声。“告诉导演你爸爸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老师厉声督促，我吓哭了。就在这时，母亲出现了。从她还没来得及解掉的围裙，就能知道她来的是如何的匆忙。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我就往家走。原来给她通风报信的同学对她说的是“从内蒙来的一个军人要把你们家孩子带走！”塔娜导演最终还是联系上了父亲。我相信父亲的领导身份，场面上人的开明，都会让他委婉地拒绝塔娜导演的。父亲和母亲背着我议论这件事时，我无意听到了父亲的一句话：“翅膀还没硬，就要飞了！”问题是事情到此并未结束，不久的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拿出了两张票，同时对母亲说“条件好的女孩子有的是，这蒙古女导演偏偏喜欢上我们的孩子！”回头又对我说“内蒙军区文工团出国演出回来在赤峰停留一天，在红旗剧场演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塔娜导演打发人送来两张票，还说中间休息时可以去见她。你去吧！如果见到她，就说我有工作脱不开身。”尽管我还搞不清楚父亲的真实想法，出于我自己的喜好，我还是去看了演出，葛根塔娜在剧中扮演春妮。中间休息我没有去见她。我和塔娜导演、和艺术就这样了结了缘分。自始至终我非常清楚，在极力反对我从军从艺这件事上，我的班主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以对自己得意门生高度的责任感，冒着政治上的风险给过父亲建议：对于你的孩子，继续读书，考上好的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可他明明知道，宣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封建教育思想会遭到批判的。1967年我高中毕业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看到我受家庭的牵连前途无望时，父母发出这样感慨：早知有今日，不如当初放她走了！我会相信这话吗？父母自己会相信这话吗？即使他们早早就想到会有今天的变故。同院刘家四哥的遭遇还让我知道财神庙与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战争。 四哥长我四岁，也是在财神庙读的小学。男孩子淘气，喜欢鼓捣一些小玩意儿。课间他和他的同伴们在操场上追逐玩耍。一颗战争遗留下来的子弹在操场沙土中封存多年后被四哥发现了，他如获至宝，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小伙伴们问他可以做什么用？他说磨一个孔儿可以做哨子。于是他找来一块砖，拿出铁杵磨针的工夫，在小伙伴们的围观下认真地磨了起来，不知他磨了多久，突然的一声巨响，子弹爆炸了……四哥磨子弾的那只手被炸去了三根手指，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从此变成了残疾人。小学毕业后，他没有再继续他的学业，早早地学了点谋生手艺，成年后便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最普通的日子。财神庙作为一处古建筑，战争并没有让它遭受重创，文革期间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建筑主体尚在，但人们对所谓“美好生活的追求”却让这座庙宇以及它昔日的辉煌一起烟消云散。庙被平了，承载它的五中街也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灯红酒绿的步行街。所有的印记都被雄踞在这里的高楼大厦踏在了脚下，曾经的宁静、单纯、温馨、快乐也都淹没在一片繁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