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管植物物种报告（2000-2019）
图1. 论文首页
上海辰山植物园植物分类学研究组科研人员，近年来开展了一项繁琐庞大的植物分类学资料收集、核实、整理、汇编的工程，搜集全世界维管植物相关的研究文献，找到与中国植物相关的部分；提取2000至2019年间出版的各种植物分类学相关的期刊、专著、植物志中发表的11895个条目，每个条目包含了物种的学名、中文名、分类学处理的类型、发表文献的详细信息（包括作者、文章标题、期刊/书籍、出版年卷期、页码和语言信息等）、模式标本的详细信息、中国的国内省级分布和世界分布信息以及被取代名称（包括基名、被替代名、异名、被修正名和杂交亲本名称）等。这些条目的基础数据和原始文献可以在网站上获取（http://cpni.ibiodiversity.net），经过深度编辑处理的大部分数据（前18年，2000至2017）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Cheng Du & Jinshuang Ma. Chinese Plant Name Index2000–2009/2010–2017.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9）。
图2. 中国植物名称索引网站
http://cpni.ibiodiversity.net
图3. 《中国植物名称索引2000-2009》
《中国植物名称索引2010-2017》
2000-2019年这20年间，新发表了4407个中国维管植物新分类群：7个新科、132个新属、3543个新种、68个新亚种、497个新变种和160个新变型，此外还有643种植物在中国首次记录。2010年以前发表的中国植物新物种极少基于分子证据，2010年以后学者们开始重视分子生物学这一更为客观的证据，最近三年里五分之一的中国植物新物种发表伴随了分子证据，可预见未来学者们会更加重视分子证据的使用。中国平均每年发表220个新分类群，发现32个新记录，每年世界上新发表植物新分类群的十分之一来自于中国，且没有明显的减缓趋势。可见被世界公认为北温带植物大国的中国仍然有大量植物等待被发现。
图4. 2000-2019年间发表的中国维管植物新分类群年度分布
这些新类群隶属于172个科859个属（包含了中国植物科数的55%和属数的26%），集中在传统所知的一些“大科”、“大属”中，发表物种最多的前25个科包含了2646个新物种，占新物种总数的75%。发表新物种较多的科有：兰科（376种），苦苣苔科（226种），菊科（200种），禾本科（197种），荨麻科（193种），豆科（180种），蔷薇科（151种），毛茛科（135种），秋海棠科（80种），凤仙花科（69种）。发表新物种较多的属有：楼梯草属（156种），黄芪属（98种），秋海棠属（80种），报春花属（74种），耳蕨属（70种），凤仙花属（69种），紫堇属（62种），栒子属（61种），薹草属（59种），蜘蛛抱蛋属（58种），风毛菊属（53种）。这些热门科属除了一些大科、大属之外，中国西南地区的热带、亚热带石灰岩地区贡献了很多特有的新分类群。例如：苦苣苔科、荨麻科、秋海棠属、凤仙花属、蜘蛛抱蛋属等石灰岩地区特有的植物类群。
图5. 2000-2019年间按科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
中国维管植物新物种和国家级新记录物种主要分布在云南省。20年来，仅云南省就发表了1164个植物新物种和230个国家级新记录物种，分别占到了中国植物新物种数量的四分之一和国家级新记录物种的三分之一。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633/36，斜杠前为新物种，后为国家级新记录物种，下同）、四川省（482/7）、西藏自治区（440/43）、台湾省（190/14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31/53）、浙江省（184/22）、贵州省（176/7）、广东省（144/18）和海南省（125/26）也有较多的新物种发表。剩余的面积占据全国三分二的北方省份，新物种发表的数量不到全国数量的十分之一。排除面积因素，新物种发现密度最高的两个省级单位是台湾省和海南省，这两个位于中国南部的岛屿。可见南部岛屿丰富的生境类型以及与大陆的地理隔离会对物种分化有积极作用，此外学者对岛屿生物多样性的关注也可能对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影响。
图6. 2000-2019年间中国各省发表的新分类群数量和新记录物种数量
图7. 2000-2019年间中国维管植物新组合、新名称新异名及名称变动的年度变化
过去20年间，经过分类学研究，有3562个植物名称被组合、306个名称被替代、2349个名称被归并入其它物种；大约有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植物物种名称发生了变化。结合新物种和新记录物种的发现和发表，中国维管植物的数量每年仍在以200个物种的规模在增长，累计超过15%的中国植物物种名称可能需要重新处理，更多物种的范围和异名需要重新梳理。也就是说，尽管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中文版《中国植物志》和英文版《Flora of China》，但对于动态变化的植物分类群数量和分类学处理而言，这只能算是阶段性的成果。15%的变动规模对上述植物志的具体类群的修订乃至整个植物志的更新仍然是需要迫切重视的工作。而且随着近些年对类群的研究深入，重视野外居群和分子数据的应用，一些科属的拆分和组合也会带来更多的名称变动。开展新一代的可实时更新的数字化植物志将会显得更加必要。
过去20年间，共有1892位中国学者和289位外国学者参与了上述8220个新分类群、新组合和新替代名称的发表。从人数上看中国学者的数量占到了86%以上；从种级单位来看：74.3%的新物种是中国学者发表，15.2%的新物种是外国学者发表，剩余10.5%的新物种是由中外学者共同发表的。新组合和新替代名称方面，中外学者发表的比例基本相当，但发表名称转移的学者绝对人数明显少于发表新类群的学者。这期间发表植物新物种数量最多的学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采（W. T. Wang）先生，他主要研究毛茛科、荨麻科等植物类群，20年来发表了293个新物种。发表中国植物最多的外国学者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Dietrich Podlech（Podlech）教授，他主要研究豆科黄耆属植物，20年来发表了中国黄耆属和膨果豆属植物80种。在新组合方面，20年来组合中国植物名称最多的的学者是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Michael Möller（Mich. Möller）博士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Anton Weber（A. Weber）教授。他们长期致力于研究世界（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苦苣苔科植物。中国学者发表新组合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念和（N. H. Xia）先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征镒（C. Y. Wu）先生，他们主要致力于中国植物区系和类群的研究。
图8. 2000-2019年间发表的中国维管植物新物种数量最多的前25位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
图9. 2000-2019年间发表的中国维管植物新组合数量最多的前25位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
上述20年间发表的11895条分类学数据来源于全世界188个期刊和140部著作，其中81%的信息发表在期刊中，剩下的19%发表在各类著作中。著作中的植物类群绝大多数出现在各种植物志、植物名录和科属修订专著中，极少数的类群发表在缺乏同行评议的图鉴类著作和会议论文集之中。发表在期刊中的有关中国植物类群的论文也比较集中，85%的文章集中在26个中外期刊中，剩余162个期刊只发表了零星的有关中国植物类群。其中发表中国植物类群文章最多的期刊是2009年创刊于新西兰的《Phytotaxa》，其办刊宗旨就是快速发表植物新分类群。到2019年已经发表涉及中国植物分类群的文章670篇，包含新物种507个。而中国植物分类学最重要的期刊《植物分类学报》（2008年更名为《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发表涉及中国植物分类群的文章337篇，大部分发表于更名前。
图10. 2000-2019年间发表中国植物分类群相关文章
最多的前26个期刊以及文章所属期刊的出版地
2008年前后，中国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鼓励研究人员将成果发表在被SCI索引的国际性刊物上，这种考核机制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文章发表在SCI索引的刊物上。特别是近些年来《Phytotaxa》和《PhytoKeys》等被SCI索引刊物的抽水机效应，使得大量的中国物种发表在这些刊物上。而国内的非SCI刊物，如《西北植物学报》《植物研究》《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广西植物》等地方性植物分类学刊物，不但分类学文章数量明显下降，发表植物类群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如以往。而新近加入SCI的几个中国植物学刊物，如《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Taiwania》《Plant Diversity》（原《云南植物研究》）等，虽然分类学文章数量不多，但文章质量显然逐渐上升。
图11. 2000-2019年间发表中国植物分类群相关文章的刊物分类
总而言之，国家级植物志的编写完成并不代表中国的所有植物已经清楚。20年间的数据表明，新物种仍然以较高的数量被发现，分类学修订也导致大量的名称出现变化，要想完整的摸清中国植物的家底，还尚需相当的时日。四代植物学家七十年持续接力来编写纸质版植物志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可能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将动态的植物信息完整、及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新一代的可实时更新的数字化植物志，则显得更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