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背景没后台，这位草根金融家是怎么成为人生赢家的？ / 开普饭

《华尔街菁英谈》系列专访第十六集

胡志斌，湖北汉川出身的学霸，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毕业，加拿大经济学和金融学硕士毕业，拥有注册投资经理执照。他同时又是位富有创新和开拓精神的企业家，早在2001年，他便不满足于海外金融界优渥的职位和薪酬，毅然海归回国创业，成立了上海博润投资有限公司，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

创业15年以来，胡志斌独具慧眼地率领博润投资专注于中国民营企业，在投行和投资领域，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附加值的金融服务。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成熟、发展、及走向世界舞台，胡志斌的博润投资也与时俱进，不断壮大，基本实现了他定下的四个50的目标——50岁、50人、50亿、50个被投企业，甚至后两者还超额完成指标。胡志斌自称为草根金融家，没背景没后台，完全靠自己的勤奋和才智起家及成功，为广大海归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榜样。

为什么早在2001年就决定海归，扎根于金融领域？

从主观上讲，我有将我的后发劣势转为后发优势的考虑。我的清华同学大部分都比我留学要早，等我出国的时候，他们有的博士都读完了。我想能不能不读博士，尽快进入到工作状态，降低后发劣势。另外，我因为全额奖学金而去了加拿大读书，后来在加拿大最大的皇家银行和汇丰银行工作，但相对于纽约华尔街，加拿大又不属于最发达的金融市场。所以我想，回国创业换条路走，兴许可以把我的后发劣势转为后发优势。

从客观上来看，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中国的GDP进到了4000美元这个坎，那就是基本上进到了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国家充满了希望，想回去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即便当时绝大多数留学生还是希望在国外大展鸿图。2001年7月，中国拿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我当时一听这消息便心潮澎湃，觉得时不可待，第二天就递了辞呈，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国。

一个月后，上海博润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了。从近期看，我们当初三人创业的第一条目标还是财务自由，养家糊口。从长远来看，这跟我们清华时受到的教育有关，就是要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梦想：要为国家做点事情，为中国的金融行业做点事情，为中国的的民营企业做点事情。

为什么选择草根创业服务于民企，而不是去国企央企或政府部门当官？

是的，我回到中国也没采取常规路径。首先，我在西方的银行和投行已经打了七、八年工，基本上也不想再到金融机构去打工了。其次，我接受的西方的硕士教育，又在西方的银行界工作了七、八年，我想要再回到我们国内的机构，也许会有不适应的地方。

我也做过一些调研，发现中国经济在发展，国营企业得到了正常的国企金融机构的服务；但是民营企业在蓬勃发展，却缺乏它们所需要的匹配的金融服务。我想我们要创业的话，还是要讲究一些错位竞争，可以将我们学到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金融的解决方案传递给中国的民企，配合它们的成长，满足它们的需要，给它们提供附加值——这是我们在华尔街学到的西方金融的核心。现在回头来看，这还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错位竞争的领域。

创业15年过来，可以说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出来的。人们喜欢推崇“三年输胜”，“三年英雄”论，这在时间上是不太现实的，有误导的嫌疑。我把我们的15年简单地归纳为三个五年：第一个五年是生存，要能够存活下去，不要“壮志未酬身先卒”；第二个五年是固化，就是要拒绝诱惑，不犯错误，找到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把它固定住；第三个五年应该说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当然最难的就是前面的几年，遇到的挑战很多，发现国内没有人脉生意很难起步。

第一个五年——创业艰难百战多

第一个五年我们是处于饥饿状态中，是在觅食生存。我有个“创业三年宿命论”——三年内不管是搞出名堂还是搞不出名堂，都很有可能分崩离析。为什么呢？因为三年如果见到成果了，那三个人分这个成果还不如一个人来分，而且大家看搞出这个成果也不需要花多长时间，那就“离婚”，自己拉出去单干，独自享受成果。三年如果搞不好,那肯定是“离婚”收场，发现跟胡志斌干没什么前途，我们还是自己去搞自己的。

三年的这个坎我们也同样遇到。我们三个合伙人，在三年之内也分崩离析了。一个是因为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就离开了，另一个是看到了一些小机会就自己拉了一个团队出去，把我的团队分出去了一块。

我们面临的艰难是各式各样的：第一个是没有人脉、没有客户的挑战；第二个就是合伙人“离婚”的挑战；第三个是投资人翻脸的挑战。早期原始的钱烧没了，或者是烧得投资人不满意，那是要解体关门，还是要继续坚持；第四个就是人员的挑战。早期人员换代比较多，大家看不到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事，更关心的是当年怎么样、当季怎么样，所以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导致人员的流失。

我们还是坚持用华尔街的价值创造和专业服务来赢得客户的信任。结果客户五年后就发现，资金交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还不如交给博润投资的胡总。他五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跟我们一样都是经过了千辛万苦才创业成功，我们都是同一类有共同语言的人。

我在2015年创业十周五年后，成立了一个“博润投资校友会”，把所有曾经在博润投资工作过的人员，全部汇集在一起，每年召开一次校友大会。我们校友会现在是109人，除了目前在公司工作的30人之外，70-80%都是流失的人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定的发展了，大家又汇集到我们的周围，为我们提供客户、进行合作等。

大家对“博润投资校友会”这个文化也非常的推崇，非常期盼每年的校友会。大家的离开都是有情可原的，年轻人希望多赚钱，多发展。我也欢迎大家再回来、再合作，都是我们公司的资源。现在我们公司的骨干里，也有几个是二进宫的，出去了，工作了两年到五年又回来了，我们继续予以重用。

第二个五年——固化基金管理的商业模式

第二个五年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走投行的道路，就像我们国内华兴资本做得非常成功，它就是以投资银行，以服务和交易为核心。另一条路就是以资产管理为核心,不断地挖掘有价值的企业、有价值的资产，然后获取长期可持续性的稳定回报。

我跟客户做了很多的财务顾问，很多投资银行的交易，五年有50单以上的业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我们的交易只是赚了一个劳务费，大头的钱还是让基金赚走了，当时主要还是外资基金。我想他们能赚的钱为什么我们不能呢？比如说一千万，我们才拿了一百万的劳务费，九百万的资本收益都被别人赚走了。本来这个企业的发掘、服务都是我们来做的,基金只是参与了最后一棒，但最后却是基金赚了大头。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大有可为，要参与价值的发现,价值的创造,还有价值的实现，最后这一棒就是一个基金管理的模式。基金管理模式在西方、在华尔街是非常成熟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来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第二个五年就是完成商业模式的这个固化，开始发基金。到2011-12年的时候，我们的基金已经达到十几、二十亿的规模了，专门做私募股权（PE--Private Equity）投资基金。

第三个五年——高速发展

我们第三个五年的基金高速发展主要有以下两个特色：一是我们慢慢聚焦在几个国家战略新兴行业，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三到四个核心行业——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制造、还有教育。我们分别按照40-30-20-10的百分比来配置资产。我们只做权益市场，其他的诸如贷款、放杠杆等，我们都不碰。为什么要聚焦？因为只有聚焦才能做得更大。

第二个特色是我们在权益市场延伸产业链。什么意思呢？我们做的公司开始有上市的了，到现在有十几个上主板的。我们发现上了市的企业，还有一段二级市场的收益。相当于我们PE只拿了三倍、五倍，后面还有二级市场的200%、300%的收益可以挖掘。既然这是我们服务的客户，同一家公司，我们对它知根知底高度信任，又在调研、兼并收购、外延的发展和战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指导权，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的价值再延伸。所以13年以后，我们又进军到了二级市场，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配置了相当一部分我们投资了PE的这些公司。我们是它们的服务商，又可以在公开市场上持有它们的股票。可以说我们再投资有相对的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但这不是内幕交易，而是合情合理的收益。

2013年我们又开始琢磨并购基金，我称它为PE3.0。当时正好国家停发IPO，监管又在十三大后趋严，我们预判了国内泡沫的累计，人民币未来的贬值，以及美元的升值趋势，这些要素就会让并购正当其时，尤其是跨境并购。

我们投资的健耕医药，2016年9月完成了新三板医药里第一个跨境的“蛇吞象”项目。它本身的净资产不到1亿人民币，但搞了6亿的现金来收购美国公司，而且是全资收购。现在这个“蛇吞象”项目的市场影响也比较大，健耕未来会是一家非常明星的企业。我相信有一批国内的上市公司会学习或者参照我们的模式，继续扩展。

未来有些什么挑战？

挑战很大。金融行业永远是金钱的游戏，是最聪明人的游戏，是最有资本、有实力、有关系的人的游戏。你说你快，15年一百倍的，那就有一千倍的，所以你的竞争是来源于有一千倍、五百倍、三百倍速度的。所以你在速度上要向前面的看齐，而不是看把后面的甩掉多少。这是第一。

第二，快还不能犯错误，快的同行很多时候容易犯错误，诸如用了杠杆、非法融资、或不规范的手段，所以在快的过程中还要平衡所作所为。监管现在日趋严格，新常态后既要加强监管，又要追求质量。所以必须要异常谨慎，花很多精力去应对监管。

第三个是市场瞬息万变。我们现在还处于08年这样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后危机时代，全球的经济怎么走出去？中国的超级资产泡沫怎么化解？中国现在慢下来的经济怎么加速，或者回到正常速度，或者回到我们满意的速度？中国的成本又在继续上升——人工成本、租金成本、办公室成本，这些都在全球比较贵的地方，人工成本也迅速在向华尔街看齐。总而言之，利润在慢慢地下滑，刚性成本却是很快地上去了。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服务的企业，对于我们自身，都是面临的巨大的挑战。过去用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覆盖了很多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都接踵而至、扑面而来。

中国新经济兴旺，结构转型痛苦

我对中国经济总体是非常乐观，因为总体市场经济的导向不会改变，如果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加强国企、加强监管的举措，但这些不影响整个大趋势。

更重要的是，以优秀民营企业为主导的新经济，现在是脱颖而出势头正旺，已经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作业。比如美的收购了库卡——它是全球第四大机器人公司，比如万达收购了美国的ABC——它是全球第二大的影视公司，这些顶级的公司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做产业的整合。而且每一个细分的产业的龙头，也都可以在全球的范围内做产业的整合，加之有中国充裕的资金做后盾和支持。

还有全世界为中国培养的广大的、优秀的、全球的产业大军，包括我们这些海归和留学生。不管是华尔街的培养、德国制造业的培养、还是意大利米兰的设计师的培养，这些人都冲到了中国产业升级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积极性和能动性都得到极大的发挥，为在高精尖领域的发展提高和国际竞争打下了基础。所以这块新经济的成长是不言而喻的，对投资来讲，机会远远多于挑战。

但是对国家来讲，传统产业怎么办？失业的工人怎么办？就业怎么办？公共服务怎么办？这些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按西方的观点这些都是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这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对相当多没跟上形势、呆在淘汰行业里的人士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我们唯有每个企业做好企业做出利润多交税收，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对社会最好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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