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巴萨买的这台“大型农用机械”,彻底改变了世界足球格局

谨以此文献给诞辰71周年的克鲁伊夫先生。

巴塞罗那历史上引进过很多球星,库巴拉、马拉多纳、罗马里奥、罗纳尔迪尼奥……但只有这个以“大型农用机械”贷款引进的球员,才真正改变了巴塞罗那的历史。

克鲁伊夫出道于阿贾克斯,为阿贾克斯效力了9年,率队三夺欧洲冠军杯,并在1971年获得了金球奖。1973年,他以创世界纪录的600万荷兰盾(当时约合200万美元)加盟巴塞罗那,不过,转会的背后,却像“生孩子一样困难”(雷克萨奇语)。

巴萨的优势是他们两任主教练时任维克·贝金汉姆和米歇尔斯都曾执教过阿贾克斯,正是贝金汉姆给了17岁的克鲁伊夫在阿贾克斯首秀的机会,而米歇尔斯则是“全攻全守”足球的发明者。但巴萨公开宣布对克鲁伊夫的兴趣时,老对头皇家马德里已经和阿贾克斯达成了协议!

有意思的是,正是皇马和阿贾克斯达成协议,促成了克鲁伊夫最后选择加盟巴萨。

“米歇尔斯在这儿,在他之前的贝金汉姆也曾是我的主教练,我认识他们,因此我和巴塞罗那之间就有了联系。但我来到巴塞罗那的真正原因是,阿贾克斯把我卖给了皇马。”

“阿贾克斯把我卖给了皇马,这是有违职业道德的,我当时说:‘这事由我决定。’”克鲁伊夫后来回忆,“倒不是因为我反对皇马,我真的不了解政治形式,也真的不清楚其中的差异。我来这儿的原因很明显,完全是主教练的因素,这和政治真的没有丝毫关系,我只是不愿意由别人替我做决定而已。”

克鲁伊夫告诉阿贾克斯他只会加盟巴塞罗那,并威胁说如果不能如愿,他将选择退役,并公开发出声明,在必要的时候还会向法庭提起诉讼。

1973年8月14日,巴塞罗那和阿贾克斯达成协定,4天后,“克圣”正式和巴萨签订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巴萨总共花费了600万荷兰盾,其中阿贾克斯和克鲁伊夫各得一半。

这笔钱是巴塞罗那从加泰罗尼亚银行贷款所得,而为了让贷款获得批准,交易文件上提写的类别是“大型农用机械”,克鲁伊夫开玩笑说,“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我是被当作100部拖拉机买进的。”

事实证明,克鲁伊夫带来的变化比100部拖拉机更大,他彻底改变了巴塞罗那的足球文化。

克鲁伊夫完成首秀时,巴萨排名倒数第4,前7场比赛输了3场;赛季结束时,他们赢得了1960年以来的首个联赛冠军,克鲁伊夫出场的22场比赛保持不败。

克鲁伊夫把自己的赢家心态注入了球队,“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不如皇马,他们患有‘皇马炎症’,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但在我看来不应该有受害者一说。我说;‘审视一下自己,想想怎样才能变得更好。’”

队友阿森西形容:“忽然之间,从不断的失败里我们看到了自己可以取得胜利,就像我们一直在溺水,如今终于被拉出了水面。我们还学会了游泳。”

1974年2月19日,《巴塞罗那航空》杂志的封面描绘了一头大象,它的脚悬停在一支弱小且毫无反抗力的小鸡头上,却差点被绊倒。

没有标题,只在底部穿插一行小字:“皇家马德里0:5巴塞罗那”。

布特拉格诺当时还只是个小孩,他在现场观看了比赛,他后来承认,克鲁伊夫就是自己的偶像,“我不是球场内唯一的叛徒”。

雷克萨奇将5比0形容为“那一刻”,“那是现如今巴塞罗那模式的源头:高压,不断进攻,将防线推至中场。在克鲁伊夫之前,足球是战斗、奔跑、跳跃。现在,让我们踢出更美妙的足球,并且我们拥有了方法和概念。”

踢了12年球的皇马队长伊格纳西奥·佐科赛后甚至在更衣室里和队友宣布,赛季后将正式退役,“我决定再也不要在足球场上忍受这种羞辱了。”

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之间,足球永远不只是足球。从5比0这天开始,克鲁伊夫终于开始理解什么是敌对。

彼时的西班牙是佛朗哥执政后期,1999年一项调查显示,60%的球迷将这场0比5的比赛视为反佛朗哥的一次胜利,《纽约时报》则称,比赛结果比任何一名政治家和反对派为加泰罗尼亚事业所做出的贡献都要多。

这天,足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本身,知识分子和社会评论员首次执笔足球,探讨其中更深层次的意义。

这场比赛对于克鲁伊夫还有另一层意义,为了参加这场比赛,克鲁伊夫和妻子决定让他们的儿子提前出生,预产期为1974年2月15日的约迪·克鲁伊夫在2月9日就通过剖腹产呱呱坠地。

佛朗哥执政时期,新生儿被禁止取非西班牙语的名字,而Jordi是加泰罗尼亚语,因此当时40岁以下的西班牙人,没有一个人叫Jordi。

克鲁伊夫去为儿子登记时同样被告知只能取名豪尔赫(Jorge),但克鲁伊夫不同意,并且完全不愿让步,他几乎是逼迫登记员为儿子注册了Jordi这个名字,“我所有的官方文件都会用这个名字,如果你想照抄,好极了。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按照我说的做,否则我立马走人。”

“什么叫做不允许?我认为,我是荷兰人,我有权决定儿子的名字。我们在荷兰登记的就是Jordi,只是单纯的喜欢,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克鲁伊夫代表着新事物和一种变革。”后来曾担任巴萨主席的胡安·拉波尔塔说。1974年,拉波尔塔只有11岁,他剪了和荷兰人一样的发型,并且模仿他的动作,“如果我能够重生,我希望成为佩普·瓜迪奥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不敢说自己想成为约翰·克鲁伊夫。”

一场胜利又意味着什么?克鲁伊夫说,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他说谢谢,有一次购物时,一个老太太走到他面前反复地说:“谢谢,谢谢!”

巴塞罗那的口号是“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而克鲁伊夫效力的这段时间,再完美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点,那是足球、政治、文化融为一体的时代。

▲世界足球博物馆收录了约翰·克鲁伊夫1973-1974赛季代表巴萨出场的9号落场球衣,号码上还有克鲁伊夫的亲笔签名。世界足球博物馆是意大利乌布德家族四代人收藏,如今拥有藏品超过30万件。我们将在公号上陆续介绍更多的藏品故事。

故事到这里结束,那将美化成一部完美的电影。但现实是,有些意义,实际上是被放大了的。

其实该赛季皇马就回敬了巴萨一个4比0,而且是在国王杯决赛上。但是规定外援不能参赛,因此克鲁伊夫早早飞到德国备战1974年世界杯,同时兼任荷兰和巴萨主帅的米歇尔斯本来也已经到了德国,但又决定回到马德里。

比赛还剩7分钟时,皇马攻入第四球,取得4比0领先。此时,皇马主帅做出最后一个换人举动,佐科,在0比5惨败后就逐渐淡出球队首发阵容的老队长,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五分钟,并接过了队友送上的队长袖标。

“我们希望再进一球,还他们一个5比0。”佐科说,“但不管怎样,我们复仇了,这种感觉非常美妙。然后,一切就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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