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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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老人篇儿2021-01-18 15:23:24
2011年，华裔作家哈金发表了一篇名为《退休计划》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在美国做保姆的中年女人，在遭到老年痴呆的雇主性骚扰，又被雇主的女儿怀疑品行不端之后，愤而辞职，并决心通过努力为自己挣一份体面晚年的故事。
5年后，青年导演朱员成将这个篇幅短小，却有着丰富内涵与外延的故事搬上大银幕，更名为《盛先生的花儿》，将美国华人的遭遇移植到生活在北京的都市小人物身上，呈现出跨越国家与时代的普遍性社会问题。
影片在聚焦“老年人性需求”等养老问题的同时，也对故事中的两位女性——保姆棉花和女儿盛琴的人物形象做了深度开掘，更对盛先生的“性骚扰”行为追根溯源，巧妙地展现了老人与女人这两个“弱势”群体的情感困境。
女性的情感生活向来是国内外艺术作品钟情的对象，而老年人的情感乃至性生活，却始终鲜少有中国创作者问津。这无疑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禁忌”脱不开干系，也与传统观念中对老人的固定看法息息相关。
在大多数国人眼中，“性”、“欲望”这样的字眼是年轻人的专利，与老年人无关。老人的欲望令人不适，表现老年人的欲望更令人难受，而敢于表露自己“性意识”的老人，更是容易被贴上“为老不尊”、“老不正经”的标签。
在影片中饰演失智老人盛先生的，是出生于1936年的老艺术家、演员王德顺。这位被媒体称为“高龄青年”的老人在拍摄中，反而比饰演保姆棉花的颜丙燕，和年轻的男导演朱员成还要勇敢、前卫。
影片中有一场老人从身后“熊抱”保姆的重场戏，具有点明“老年人的性意识”这一主题的功能。导演朱员成和颜丙燕担心冒犯老人家，迟迟无法拿捏这场戏的尺度。没想到王德顺并无扭捏，磊落而出色地完成了拍摄。
王德顺在采访中说：“欲望的焦虑并不会因为人老了就自动消失，这是一种从出生到死亡，始终伴随一生的焦虑。不过在生活中，跟自己的亲戚子女或是同龄朋友，确实都会避谈这个话题。”
这种避而不谈似乎是正常的，但细究起来，又是不正常的。
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对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性需求的忽视和轻视，才会导致类似“老人被保姆骗钱骗房”、“老人把财产赠给水果摊主”、“老人把全部家产留给宠物”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
对于读者而言，这类新闻读过、聊过也就罢了，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如何养老，特别是如何面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老人偏见”，是值得更多关注与更多思考的现实问题。
演员颜丙燕在专访中提到，她在母亲去世两年后鼓励父亲说，“假如遇上合适的阿姨，就不要把自己关得紧紧的，要试着去接触，去沟通，封闭自己也并不是妈妈希望看到的”。
老父亲听到女儿这样说，自然非常感动，但颜丙燕身边的朋友却大都觉得她“思想前卫”。连观念相对开放的影视圈人士都是如此，遑论其他行业的人群。普通老年人的情感困境由此可见一斑。影片主创敏锐地抓住这个看似冷门，实则与人人都高度相关的话题，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尝试。
“有缺陷”的主人公引发共情，“性噱头”下凸显人性的卑污与光明
女主人公棉花的第一次出场，是在一间成人保健品专卖店内。她刚刚熟练地打发了一位男顾客，并对闺蜜桂桂所说的“月薪五千的保姆工作”有些心动。
从意象上来说，“棉花”是洁白、柔软又温暖的，与杂乱街道上的“成人保健品店”形成第一组鲜明的对比，也象征着女性在男性世界中的现实处境。
有意思的是，棉花这个人物并不像她的名字那样纯洁，她跟成人用品店的老板何顺白天是雇佣关系，晚上则是情人关系。
在开篇的一场戏中，棉花与何顺在他住处浴室上演激情一幕，被住在对面的猥琐男偷窥。何顺发现后，将对方追到厕所一顿暴打，嘴里喊着：“敢偷看我老婆洗澡，打死你！”
何顺的的谎话编得无比顺滑，他生怕街坊发现他和棉花的地下情，索性先发制人，假称棉花是老婆。而棉花对此并无异议，她的性子也跟名字一样，绵软，温和，毫无攻击性。
“一个卖性用品的小三”，像这样带有先天性道德瑕疵的女主人公，在国产影视剧中并不多见。但这却是塑造真实可信主人公的好方法，其好处是能够迅速引起观众共鸣，甚至使观众对主人公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从而获得舒适的、居于道德高地上的观影体验。
好在，棉花表面上柔软，内心却是坚韧而不乏清醒的。何顺打人扯谎事件之后，她离开他的店，成为盛先生的保姆。
棉花的温柔，温暖，耐心，如涓涓暖流，滋润着老盛的身心。为了刺激老盛的脑神经活跃度，棉花还试着用他妻子苗华的照片唤起他的回忆。没想到老盛的神经倒是被“激活”了，表现方式却很吓人：他半夜爬上了棉花的床。
被惊醒的棉花吓坏了，老盛年轻时是体育老师，身体强壮，爱好拳击，假如要用强，棉花毫无还手之力。
但老盛什么都没做，他只是躺在棉花身边，絮絮叨叨地说话。他说：“北京的工作落实了，盛琴身体弱，我先走，等安顿好了就把你们都接过去。”
在老盛混乱的头脑中，棉花和苗华合而为一，时空在此刻发生了重叠。
这一方面体现了棉花对老人的照顾尽心尽力，另一方面也为老盛接下去的“性骚扰”埋下伏笔。
在一次洗澡过后，老盛在棉花帮她吹头发时突然来了一个“熊抱”，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对棉花/苗华的欲望。棉花挣脱后打了他两下，骂他“老流氓”，把他骂哭了。
刚刚脱离性用品商店，又遭遇性骚扰。面对盛先生的骚扰和女儿盛琴的误解、责骂，棉花没有任何辩解，跑去与闺蜜桂桂喝酒。
在与闺蜜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拼凑出棉花不幸的经历：她在老家甘肃结过婚，因为多年生不出孩子，被丈夫赶出家门。在外找工作时认识了何顺，最终在他店里落脚，成为他的情人之后，才知道他是有老婆的。
棉花是自卑的，因为“不能生育”，她自觉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自我价值感很低。因此在知道何顺有老婆之后，依旧卑微地认为，有男人要她，已经实属不易；棉花又是要强的，在发现何顺买给她的裙子竟然跟买给老婆的一模一样时，她把裙子甩给桂桂，让她还给何顺。
谁知，命运在此时跟棉花开了一个玩笑：在盛琴要求的医院体检中，棉花发现自己怀孕了。
怀孕发生在老盛摸上棉花的床之后。按照社会新闻中的现实路数，这孩子应该是老盛的。但导演有意规避了如此尖锐的伦理冲突，特意为棉花设置了一个年轻的情人，从孩子的月份上来说，也不可能是老盛的。
这样的处理，可以看作是导演对养老问题中的“性需求”部分，做出了主动的弱化与妥协，也再一次证明了传统观念在整个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影响。
出于常见的“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想象”，盛琴认为棉花肯定不会留下这个孩子。但她没想到，怀孕对棉花来说，不仅是来自上天的恩赐，更是对前夫强加给她的“不能生养”之污名的彻底洗刷。
颜丙燕在“看着太阳哭泣”这场戏中的表演非常精准——从欣慰而感恩的笑，到喜极而泣，再到想起曾经种种委屈流泪，最后回到现实，想第一时间把这消息告诉何顺，整个过程层次丰富而极具感染力。
既不肯堕胎，也不肯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不能不让盛琴起疑心。影片中有一场戏很有意思：盛琴带老盛去医院验血，向医生咨询。
盛琴：“像我父亲这个年纪还有没有生育能力？”
医生：“你让我光看脸我怎么能知道？”
盛琴：“按照一般情况来说呢？”
医生：“有啊，孔子的父亲就是七十多岁生的他；还有默多克跟邓文迪，也是七十多岁生的孩子啊。”
这一段对话，再一次点题：老年人不但有性意识，有性能力，同时也具有生育能力。也就是说，除了年龄的增长和体能的下降，老年人在情感和生理需求方面跟年轻人并无明显差别。
而此时的老盛，已经从情感和心理上都对棉花产生了依恋，他突然对盛琴说，要跟棉花“结婚”。这惹恼了盛琴，她认为老盛自己不会产生这个念头，一定是棉花怂恿勾引，目的是为了给自己没爹的孩子找条后路。
面对盛琴的指责，棉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盛家。从棉花离开这个反应不难发现，在“小三”的污名之下，她仍是渴望清清白白做人的，耐心和温柔是她的本性，而不是用来索取他人情感和财产的武器。
反观盛琴，虽对棉花产生了一些信任，但心底里还是认为“这些保姆都是一个德行，都想讹钱，骗人，抢资源”，一旦有任何所谓蛛丝马迹，都能立即让她暴跳如雷。
而盛琴这种多疑、易怒的性格，与疏远的父女关系和糟糕的婚姻关系有关，更与时代造成的家庭悲剧有关。
老人对保姆的“性骚扰”背后，折射出时代悲剧下的精神困境
影片中特意铺排的一条线索，是老盛对棉花的信任和依恋。棉花发现自己怀孕后，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何顺，回家晚了。到家后，发现老盛黑着灯坐在厨房等她，还甩脸子赌气，与丈夫对晚归的妻子撒娇的样子如出一辙。
当何顺第一次找上门来，要与棉花发生关系时，老盛故意从床上掉下来，结果摔进了医院，不过却可以享受棉花全心全意的照顾。
当何顺得知棉花怀孕，第二次上门，逼着棉花打胎时，老盛一个直拳将他打倒在地。
而纵观全片会发现，编剧用“老盛两次摸上棉花的床”和“何顺两次上盛家找棉花”这两组戏，集中表现出“时代虽然更迭，女人仍旧生活在男人的索取和背叛中”的第二主题。
老盛第一次上棉花的床，其实是重现当年插队甘肃时，对恋人苗华许下承诺的情景。他承诺在北京安顿好之后就回去接她们母女，却在回城之后另娶一妻。苗华死后，老盛将盛琴接到身边，心中始终对苗华怀着愧疚。
武志红说，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过去找到合理的、自洽的理由，才能继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老盛的老年痴呆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无法原谅自己，无法逻辑自洽，将自己困在心牢而导致的精神崩溃。
老盛第二次上棉花的床，发生在打了何顺之后。老盛的精神时针继续向前拨动，回到苗华怀着盛琴的时候。他对苗华/棉花说：“别怕，孩子来了就生下来，以后都会好的。女孩叫盛琴，男孩叫盛鼓，演出的时候，我打鼓你拉琴唱歌，多好啊。放心吧，我会和你结婚的。”
一位犯过错的老人，在用永远没机会当面说出的愧疚，真挚地慰藉着与苗华一样，正在遭受背叛和抛弃的棉花。历史与现代通过这种奇妙的方式相互映照，彼此呼应。
而盛琴与父亲一样，同样被困在婚姻情感的死局中，无力反抗。
盛琴属于典型的“心软嘴贱招人烦”的女人，暴躁和刻薄是她自我保护的工具，掩饰着内心深处对爱的求而不得。
她多年来照顾着曾经抛弃她的父亲，想要寻求一丝父爱，面对的却是已经失去记忆和心智的老小孩，这让她的愤怒、委屈和渴望都无从表达。
因为从小缺爱，盛琴也没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爱，老盛心中向往的“弹琴敲鼓，琴瑟和鸣”的美好家庭场景，盛琴从未享受过。因此她不能理解父亲和儿子的真正需求，只能在一次次自以为是的推测中，将亲人们越推越远。
在整部影片中，最有勇气主动突破困境的人还是棉花。
在被医生告知，她腹中孩子染色体异常，可能是脑瘫儿之后，棉花选择留下孩子，并主动与盛琴联系，说明缘由取得谅解，回去照顾老盛。
并在老盛病危，唯一的愿望便是苗华/棉花结婚时，选择帮老盛打开心结，在他“苗华，苗华”的呼唤中，做了一次“假新娘”。
这应该算是一出悲剧，导演的镜头语言却是明亮、温暖的，不刻意展现悲苦，力求在不动声色的运镜中，展现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悲欢。
男人的“失位”与女人的“失语”背后，是时代的“失序”
影片中出现的五位男性，他们的出场方式不尽相同，却有着共同的“失位”状态：
盛先生由于年轻时的背叛，带来内心深处无法化解的愧疚，甚至已经“外化”成头脑的失智，已是“神不在位”的状态，连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更遑论其他责任。因此，盛先生象征着“丈夫”与“父亲”的双重失位。
何顺属于常见的那种“渣得理直气壮”的男人，他藐视道德，自有一套生存规则。他对情人好，对老婆也不错，游刃有余地享受着家里家外的“成就感”，其实对谁都没有真情，除了他自己。他和他的成人用品店，共同象征着“动物性”的侵略和压迫，只求生理满足，在精神层面上是彻底的失位状态。
张国庆在影片中只存在于盛琴的电话那头，不但肉体失位，情感失位，连声音都没出现过，观众只能在盛琴的质问和责骂中拼凑出一个男人：有钱，有情妇，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却唯独没有做丈夫和做父亲的兴趣。他与盛先生一样，同时在丈夫和父亲的职能上处于双重失位状态。
盛鼓作为盛琴同父异母的弟弟，物理距离远在澳大利亚，心理距离更是远在天边，从未对盛琴的留言做过任何回应。盛琴对他说父亲的身体状况、吃用花销，他统统没反应，很明显是一个不打算负责任的儿子，也是一个不打算与姐姐有任何情感交流的弟弟。
小毛是盛琴的儿子，一个父爱缺失的小胖子。有一场戏是盛琴带他去马场，他因为“太胖”被教练拒绝，他对盛琴发泄心中怒气：“你们谁真正关心过我？我生病了你知道吗？”小毛的未来似乎不难设想，大概率会是从失位的儿子，再到失位的丈夫和父亲的死循环。
与男人们的“失位”对应的，是女人们的“失语”。
影片中的“花儿”们在男性构建的情感/婚姻生活中，除了默默侍奉老人、养育后代和独守空房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生活和话语空间，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
在两位女主人公棉花和盛琴之外，影片中还有三位值得一提的女性形象，她们与棉花和盛琴一起，构成了一幅丰富、立体的女性群像。
桂桂是棉花的甘肃老乡、闺蜜，一个带着儿子的单亲妈妈。她住在垃圾场旁边，经营一家微型的废品收购站。影片没有具体交代桂桂的前史，而是用这样的身份和职业设置，暗示和强调着她作为底层女性被消费、被抛弃的命运。
拾荒老太这个人物，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和警示意味。在影片开头，棉花就在成人保健品店门口看到过躺在地上的她，和她养的一条小狗。
在影片中后部，棉花在桂桂的废品站再次见到她，她拖着捡来的破烂儿来卖几个钱，以维持自己和小狗的生存。
桂桂看着她的背影，向棉花感慨说：“要娃有什么用啊，这老太太也是儿女双全呢。”然而正是这个拾荒老太，让棉花下定决心留下肚里的孩子。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出于母爱，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塑造了棉花的倔强、不服输的性格。
在哈金的原著小说中，也正是一个拖着无数个空瓶子上地铁的华人拾荒老太，彻底激起“我”的危机感，决定好好考虑牧师送她的“好好学英语，找个有保险的工作”的建议。
此外，还有一位虽然从未出场，却构成整部影片的“发动机”的女性——令盛先生终生愧疚的苗华。
她与女儿盛琴、保姆棉花、单亲妈妈桂桂，以及无名的拾荒老太一起，构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群像，——即便有幸“永远”活在某人的记忆里，却也仅仅如此而已罢了，现世的爱意与温情，她们得到的少之又少。
如果说盛先生和苗华一家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那么棉花、桂桂和拾荒老太的悲剧，又是悲从何来？
或许我们可以说，时代的“失序”至今尚未完全复原，阵痛仍在间歇性发作；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存在与人性深处的黑暗永远与光明相随相伴。
有人说，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选择构成的。那么，当时代允许我们做出选择，我们是否每次都能自觉选择光明呢？
在影片快结束的地方，棉花背着孩子离开北京。
经过成人保健品商店时，发现那里正在变成“百姓大药房”。这个转变，象征着棉花从软弱和卑污的欲望中挣脱，她从老盛身上看到真情的闪动和人性的脆弱，也从中汲取到像药一般治愈的力量。
在店门口，拾荒老太不见了，多半是去世了，留在原地的之后那条忠心耿耿的小狗。
棉花走，小狗也走，它失去了拾荒老太，得到了棉花和一个小婴儿。
影片结尾，棉花背着孩子，牵着小狗，站在故乡的棉花田里露出灿烂的笑容，阳光从她头顶后方照过来，温暖，有希望。
然而，影片中反复提及的“棉花”与“苗华”的“谐音梗”仍在提醒我们：虽然时代不同了，但站在棉花田里的棉花，仍旧是另一个失语的“苗华”；棉花背上那个被医生诊断为脑瘫的孩子，又将会在谁的人生中“失位”？
盛先生驾鹤西去，尚有女儿替他举行假婚礼了却心愿；等到棉花老了，她的脑瘫儿如何尽孝床边，谁来为她请一个像棉花一样温暖又坚韧的保姆？
电影能够提出问题，却无法给出答案，惟愿真正关注现实问题的作品越来越多，像《摔跤吧，爸爸》和《我不是药神》那样，用微小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弥合时代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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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与文学的倒映中做梦，在梦境的倒映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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