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历史的碎片（七）
某士子：“虎告相公听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果行仁政，我自双双北渡河。”（《不下带篇》卷6）
猎人献了一头老虎给县令，巴结县令的人都说这是县太爷施行仁政的“祥瑞”。祥瑞之说提升为“学术理论”并为统治者认可，大概肇始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统治者以德治国，天下太平，就会感天动地，出现吉祥的征兆，反之，则会出现坏兆头。班固《白虎通义》云：“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一个读书人揭穿了这种骗局，模拟老虎的口吻说：“相公比我食人多。”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借老虎之口来揭露，更为辛辣有力，大快人心。
汪康年：“福康安督川颇汰，时驻浣花寺，恶蛙之聒，命禁之。”（《汪穰卿笔记》卷5）
什么叫“霸道”？什么叫“权令智昏”？福康安算是一个例子。福康安乃乾隆宠臣，战功煊赫，名声却不好。霸道的权贵历史上数不胜数，但霸道而至于不允许青蛙叫，恐怕不多见。传说武则天曾诏令“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偏偏还有牡丹敢于抗旨。自然规律并不以“权力意志”为转移，这是常识。即使下一百道“圣旨”，一亩地也绝对产不了十万斤粮食。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过是“权力高烧”的梦呓。黄巢《菊花》诗有“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两句，透露出的也是一种“权”大于“天”的口气。假使他真的坐了龙椅，该不会是福康安的前身吧？值得怀疑。
王谠：“韩愈好奇，尝与客登华山绝顶，度不可下返，发狂恸哭，为遗书。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唐语林》卷4）
有人说这是诋毁韩愈的谣传，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则根据韩愈本人的诗句，肯定这件事是真的。这是一个“怕死”的韩愈，在山顶上下不来，连遗书都写好了。韩愈也有不怕死的时候。《旧唐书》说他“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新唐书》则说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他反对皇帝“迎佛骨”，谏书中充满了“恶毒”攻击当朝的“反政府言论”，差点掉了脑袋。当然，被贬到潮州之后，他又写了一封“忏悔书”，拍起皇帝的马屁来了——还是怕死。韩愈在思想上是“保皇党”，但做官的时候为群众办了不少实事，文章也写得好，“文起八代之衰”。如果他从华山顶上摔下来，或者被皇帝砍了头，倒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可见人最好还是不要“死于非命”。但是中国历史上死于非命者又是何其之多！一叹。
董邦达：“相逢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楹联续话》卷4）
董邦达随手为一家理发店写了这副对联，不料大受某亲王赏识，从此时来运转，名震京师，正好应了对联所表达的愿望：碰到的都是达官贵人，无须再为生计烦恼了。“创人间头等事业；理世上不平东西”，这首也是理发店的题联，意境远在董联之上，不知出自何人手笔。据说石达开也为理发店写过对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气势非凡，只是血腥味太浓，而且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嫌疑。清代《剃头歌》有“头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数句，“文革”期间，夏衍含冤入狱，仿《剃头歌》作《狱中吟》曰：“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真是鞭辟入里，堪称警世良言。
雍正：“朕在藩邸时，与人同行，从不以足履其头影，亦从不践踏虫蚁。”（《郎潜纪闻初笔》卷13）
雍正嗣位，史称“疑案”。我们姑且相信他登基前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天使”，连蚂蚁都不敢踩。可是坐上龙椅之后，雍正就彻底变了：残杀兄弟，诛灭功臣，大兴文字狱。年羹尧的罪状有92款，隆科多的罪状则有110款。又不是年终发奖金，拟这么多罪名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想证明这两个人罪大恶极，非死不可，但同时也证明了雍正的凶残。中国的皇权专制是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也必须用鲜血摧毁它。现在有不少论者喜欢“假设”，觉得中国历史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走英国式的“光荣革命”的道路，可谓用心良苦，遗憾的是，汗牛充栋的史籍告诉我们，中国缺乏“不流血”的传统。流血，还是不流血，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王士禛：“小说有唐解元诡娶华学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阴吉道人，非伯虎也。”（《古夫于亭杂录》卷5）
“唐伯虎点秋香”的逸事，众说纷纭。赵翼《廿二史札记》即引《朝野异闻录》之说，认为确有其事，王士禛则认为是吉道人的事情转嫁到了唐伯虎身上。《明史》唐寅传评论道，“传说者”对于文人才子，往往喜欢“增益而附丽之”；祝枝山是唐伯虎的“肺腑友”，他为唐伯虎写的墓志铭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所以我相信这是后人的假托。唐伯虎在成为历史的同时，也变成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不再单纯地代表他自己，而是更多地代表了“诠释者”的意志和理想。历史往往因为后人有意或无意的“诠释”而遭到歪曲，所以需要我们用“辨伪”的眼光来阅读和审视。没有辨伪，就没有真相。人，不应该永远活在“假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