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与绳纹的民族考古调查、实验与研究
绳与绳纹的民族考古调查、实验与研究*
付永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 要：绳纹是古代陶器表面常见的纹饰之一，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广为流行。了解陶器上的绳纹，对于认识古代陶器的制作技术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其是陶器研究中一个具体而又细微的方面，往往为国内研究人员所忽视。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陶器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的绳纹研究也逐渐得到关注。研究绳纹，首先就要了解绳与绳纹的关系，然后才能深刻理解陶器上的绳纹变化。
关键词：绳纹 ；民族考古学；实验
绳纹是古代陶器上常见的纹饰之一，在中国主要流行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实际上在整个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也频现此类纹饰。以至于日本同行，将其国内整个新石器时代统称为绳纹时代①。
绳纹研究之于整个考古学研究来说，只是一个微观的技术性问题。因此，常被众多学者所忽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文杰先生进行陶器研究时，才开始逐步涉猎绳纹及相关方面的研究。经过一系列施纹实验和分析，李文杰先生对绳纹有了深入的认识。发现“绳股印痕倾斜方向有两种：一是向左斜，呈
状，……；二是向右斜，呈
状，……”②。然而，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李先生虽觉得“值得研究”，但未曾深入探析。傅宪国、王浩天二位先生在华南地区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实施了施纹工具制作和绳纹施制实验，并总结经验。“……将草顺时针向外拧成单股，然后再将两股逆时针向内合拧一股，成绳后往棒上缠绳。缠绳的方法无论是逆时针或是顺时针，其出来的效果都一样，其麦粒状都是自左上向右下倾斜，绳的松紧度影响麦粒状的大小形状，但不影响其倾斜方向。经实验，改变其倾斜方向的只有绳的拧法，如果逆时针拧成单股，然后再顺时针合成一股绳，其出来的麦粒状倾斜方向将会改变，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绝大部分陶片都是此种情况”③。
上述诸先生的研究，对绳纹特点都有初步论述，其中尤其是对体现绳纹变化特点的麦粒状印痕的认识，让笔者印象深刻。麦粒状印痕有左斜、右斜之分④，其背后的动因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了更加详细地解释这一考古学问题，笔者分别采用制绳和施绳纹的民族考古调查和考古复制实验，尝试阐释麦粒状印痕倾斜方向变化的原因及对应的绳的制作技法。然后尝试应用于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对该遗址出土的绳纹陶片进行初步分类分析，并探讨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民族考古学调查
为详细了解麻绳的制作，笔者专门实施了关于麻绳制作的民族考古学调查。调查是在河南省的洛阳、平顶山两地分别进行，共选择30位被调查者，所有被调查者都具有农村生活经历，或一直生活在农村，或是迫于生活压力在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在调查过程中，笔者要求每一位被调查者务必按照自己往时习惯制绳⑤。通过调查，首先了解到不同的制绳方法，其次对每个被调查者制作的绳也获得初步的认识。
（一）被调查人员分析（表一）
据调查显示，农村地区很少有人使用纺轮纺制麻绳，更多的是徒手捻绳。在被调查的30人中，23人掌握制作麻绳的技术，约占到被调查总数的77%。被调查者被邀请制作麻绳时，没有人提出需要纺轮。在这23人中，有14人具有使用纺轮纺绳的能力，但几乎从不用纺轮纺制麻绳，更多的时候是用以纺制棉线绳⑥。可见对于制作简单的麻绳来说，也许纺轮未必是一件必需的工具。基于这一调查结果，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史前先民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从年龄上看，13名年龄在45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均可以熟练的捻制麻绳，约占所有21个被调查女性的62%。通过访问可知，她们以前曾经常捻绳，以制作鞋底。虽然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进行类似工作，但技术依旧娴熟。所有9名男性被调查者中，有6人掌握捻绳技术，约占67%。其中3人的技术娴熟（1、4和13），占到所有掌握编绳技术男性的50%。究其原因，1号曾经编制渔网（童年时期的一种玩具），4号曾捻麻绳赚钱，13号是木匠。
由此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在现阶段的农村地区，熟练掌握捻绳技术的女性比例要大于男性；二是凡熟练掌握捻绳技术的人，都曾掌握专项技术。
从捻绳的习得方式来看，大部分人（约有19人，占被调查总数的63%）都不能解释是如何学会捻绳的，但均表示这是一项很容易学习的技术。这也在调查中获得验证。例如，仅通过简单介绍和演示，有4人很快就掌握了捻绳技术。如此看来，捻绳的确不是一件复杂技术。
从捻绳的动作看，在所有掌握捻绳技术的人中，大约有87%（总数23人中的20人）的人捻绳手势基本相同。其余3人，有2人的技术原理与前面一致，只不过将拇指和食指捻绳换成双掌搓绳。技术真正例外的只有1人（3号），其技术类似于纺织。
调查中，也记录了所有被调查者捻绳的时间。排除外因的影响，技术娴熟的人，使用准备好的麻坯，编制一根长100厘米的麻绳，耗时大概在3分钟以内。但实际上影响工作时间的因素很多。根据实验可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麻绳扭结强度⑦、麻坯粗细、技术熟练程度、工作准备情况、环境、心情等。
（二）制绳过程
1.制作双股顺时针扭结的麻绳
取麻坯一撮，梳理均匀，并微微将其湿润。其目的，一是增强麻的韧性，二是使零乱的麻梳理在一起，三是为了增大手指与麻坯间的摩擦力。将麻坯对折，垂下两股（图一，a），用左手（图一，b上面的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紧对折处，右手（图一，b下面的手）的拇指和食指先捻其中的一股，捻的位置一般距离左手指约 1～2厘米（图一，b），如技术熟练的话，该距离可以更长。右手顺时针方向捻绳，捻过几次之后，左手固定对折处的同时，捏紧捻过的一股，防止捻过的麻坯恢复原状；接着捻另一股，依旧顺时针捻制。然后换右手捏住两股捻过部分的顶端，左手松开，分别经顺时针捻的两股麻坯，一旦解除了束缚，因彼此距离很近，便迅速扭结在一起，形成一段顺时针扭结的双股麻绳（图一，c）。如此循环往复，很快就可以制成一条麻绳。该方法制作的麻绳，绳股都向右斜，呈
状。
图一 a、b和c
2.制作双股逆时针扭结的麻绳
制作方法（图二，a、b和 c）与前述捻绳的方法一致。唯一的区别在扭结过程中，是逆时针捻绳。
最后制成的麻绳，绳股向左斜，呈
状。
上述仅为捻绳的一种基本手法，实际上还存在多种制绳技法。根据各人技术熟练程度和习惯的不同，制作方法可能略有差别。如左手捏住对折后的麻坯，右手拇指和食指同时捻两股麻坯；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捻过的麻坯，右手捻一根麻坯的时候，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固定另外一股被捻过的麻坯；右手捏住捻过的麻坯，左掌在左腿上同时搓两根麻坯，等等。
图二 a、b和 c
（三）成品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制成的绳子存在两种类型：双股逆时针扭结和双股顺时针扭结。这两种成品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制绳技法。在所有掌握制绳技术的23名被调查者中，16人捻成双股逆时针扭结的麻绳，约占会捻绳总人数的69%；而制成双股顺时针扭结的麻绳的人数，比例大约是30%（7人）。其中有一人还是“左利手”，若剔除这一例外情况，那么在所有被调查者中，习惯顺时针扭结麻绳的人的比例下降至26%（6人）⑧。该比例远小于习惯逆时针扭结麻绳的人。由此推断，在所有掌握制作麻绳技术的人中，习惯逆时针扭结麻绳的人应该占绝大多数。
经过对调查中获得麻绳的仔细观察，可知所有被调查者编制的麻绳之间总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异。总结起来，这些差异大致可分两种：一是麻绳粗细的变化，究其原因是每次选择麻坯数量的多寡不一，导致最终麻绳粗细不一。要知道无论是古人，或是今人，对于量的判定，主观随意性较大，反映到制绳上，就造成绳子粗细不一。二是扭结强度的变化，表现为单位长度内麦粒状印痕数量的多少，强度大小与麦粒状印痕数量成正比。主要通过技术熟练程度体现，技术越熟练，扭结强度越大。如果对制成品没有定量的严格要求的话，相对于难以控制的麻绳粗细来说，扭结的强度是一个较容易控制的因素。不但在制麻绳时可控制强度的变化，也可在制成之后控制其变化。另外，性别因素在扭结强度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在调查中，共调查9名男性，21名女性。除了一名男性（即1号）制作的标本的扭结强度极高之外，其他人之间没有明显区别（表一）。
总之，根据调查可知，制作麻绳是一项简单易学的技术。双股麻绳的制作手法虽然多样，但成品基本统分两种。即双股顺时针和双股逆时针扭结两种。前者绳股都向右斜，呈
状；后者绳股向左斜，呈
状。且后者数量远高于前者。
二、绳纹施纹实验
（一）实验目的
虽然通过民族考古学调查，初步了解到绳的制作方法及其特征，但绳与绳纹的关系，仍有很多问题需待解决，需要通过实验验证。因此为明晰绳与绳纹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的绳产生的纹饰、以及不同施纹技术产生的绳纹之间的区别等。下文将专门进行一次实验，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二）实验工具
主要包括施纹工具、陶泥和板瓦。
施纹工具由圆木棍、木板和麻绳组成。根据前人研究可知，陶器上绳纹的施加方式分为滚压和拍印两种⑨。李文杰先生认为，滚压的绳纹所用的工具是绕绳圆棍，拍印的绳纹应是绕绳陶拍⑩。在《桂林甑皮岩》一书中，也认为圆木棍可以作为滚压绳纹的工具⑪。现存的一些民族志材料中，可以发现很多使用陶拍辅助器物成型或装饰的实例⑫。因此，在实验过程中选用了圆木棍和木板作为制作绕绳圆棍和绕绳陶拍的原料。
木棍采用直径约1.5厘米的树枝，修剪成每节约10厘米长。
木板采用废弃的实木地板，厚约0.8厘米，将其切割成宽3.5、长20厘米的木条。
麻绳主要选用调查中制成的双股顺时针扭结麻绳和双股逆时针扭结麻绳两种。
图三 绕绳圆棍
（上为双股逆时针扭结，下为双股顺时针扭结）
图四 绕绳陶拍
（上1为双股逆时针扭结，下2为双股顺时针扭结）
图五 正在晾晒的陶土
将麻绳分别缠绕在圆木棍和木板上，制成简易的绕绳圆棍（图三）和绕绳陶拍（图四）。
陶土取自河南巩义鲁庄镇北侯村附近（图五）。经测定其主要成分是蒙脱石为主的粘土矿物质。加工成陶泥的方法参见《巩义制陶技术的民族考古学考察 及思考》⑬。
首先是滚压绳纹，使用两种扭结方式的绳制作绕绳圆棍，分别在陶坯上反复滚压出绳纹。图七是采用双股顺时针扭结的绳滚压的标本，图八是采用双股逆时针扭结麻绳滚压的标本。
图六 板瓦
（三）实验过程
本文目的在解释实验展示出的绳纹及相关的具体问题，详细的绳纹施制实验过程未来将有专文论述，在此仅择要介绍。
实验分滚压绳纹和拍印绳纹两种：
致谢：本次民族考古学调查和实验得到陈星灿先生悉心指导和帮助，李永强、王法成、杨军峰等人亦为实验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陈星灿、李新伟两位先生多次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其次是拍印绳纹，同样是使用两种扭结方式的绳制作绕绳陶拍，分别在陶坯上拍印出绳纹。图九是双股顺时针扭结的绳拍印的标本，图一〇是双股逆时针扭结的绳拍印的绳纹。
图七 滚压绳纹制品
图八 滚压绳纹制品
图九 拍印绳纹制品
（四）实验结果
图一〇 拍印绳纹制品
根据实验结果可知，无论是绕绳圆棍还是陶拍，利用双股顺时针扭结的麻绳（即绳股向右斜，呈
状）制作的施纹工具，在陶坯表面上施制出的纹饰向左斜，即麦粒状印痕呈
状（图七、图九）；而利用双股逆时针扭结的麻绳（绳股向左斜，呈
状）制成的工具，表现出的纹饰向右斜，则麦粒状印痕呈
状（图八、图一〇）。
三 考古案例分析
无论是上文进行的民族考古调查，还是实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解决考古学问题而服务的。因此，将实验结果与考古出土标本进行比较是必要的。
图一一 部分标本
为此，笔者特地从偃师灰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灰坑（2004HYHH1）中随机挑选了纹饰清晰的标本，计93件（图一一）。分别对其上的纹饰进行仔细观察，重点是确认麦粒状印痕倾斜方向，并推断对应的麻绳的扭结方向（表二）。经过观察，发现绳纹的变化是通过两个最基本的因素的变化而体现：一是绳纹的粗细，二是单位长度内麦粒状印痕的数量。根据实验和观察可知，绳纹粗细对应麻绳的粗细，单位长度内麦粒状印痕的数量对应的是麻绳的扭结强度。总之，研究绳纹，实际上就是研究构成绳纹的两个基本因素。换句话说，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麻绳的研究。
通过表二可知，在所有被观察的陶片中，麦粒状印痕向左斜（
）的陶片有 87件，约占总数的 94%。对应的麻绳的扭结方式应该是顺时针扭结。而麦粒状印痕向右斜（
）的只有 6片，约占总数的 6%，与之对应的麻绳的扭结方式应该是逆时针扭结。由此可知，灰嘴遗址的史前先民在加工施加绳纹时，频繁使用的麻绳应该是逆时针扭结的。
综合调查和实验内容，可知双股顺时针扭结的麻绳，绳股都向左斜，呈
状。制成的绳纹，其麦粒状印痕向右斜，呈
状。而双股逆时针扭结的麻绳，绳股都向左斜，呈
状。制成的绳纹，其麦粒状印痕向右斜，呈
状。
四 小结与思考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在民族考古调查中，习惯制作双股逆时针扭结麻绳的人数约是习惯制作双股顺时针扭结麻绳人数的两倍，即制成绳纹时，麦粒状印痕向右斜的比例约是向左斜的两倍。然而，在考古标本上，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况。如河南灰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一个灰坑里，绳纹中出现向左斜的麦粒状印痕的数量远远高于向右倾斜的。为了更加清晰的观察这一结果，笔者将所选择的标本上的纹饰还原为绳的制作方法（图一二）。这一情况大致也表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商城等遗址出土陶器上⑭。为什么现在人的行为习惯与古人表现出的习惯存在如此明显的区别？这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此次调查存在局限性。但无论如何在未来都需要更多的调查和实验加以论证。
图一二 调查结果与灰嘴遗址标本上反映的情况
总之，通过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实验以及与考古遗址出土绳纹陶器标本的对比研究，使我们初步认识到绳纹是可以分为麦粒状印痕向左斜和向右斜两类，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制绳技术。绳纹的变化与施纹工具、技术没有关系，而是与绳的制作技术密切相关。
板瓦就地取材，采用八九十年代农村常见的小瓦（图六）。使用现代瓦作模具，制作出弧状的陶坯，再进行施纹实验。
注释：
①鸟滨贝冢：《日本绳纹文化寻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②⑩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第288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第359-367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④根据对天马-曲村居址、墓葬陶器绳股印痕倾斜方向的统计：居址出土陶器中，绳纹左斜的共23件，占总数的82.14%，右斜的 5件，占 17.86%；在墓葬出土陶器中，绳纹左斜的共 44件，占 88%，右斜的共 6件，占 12%（《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第288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⑤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是随机挑选的。
⑥根据调查可知，通常情况下纺制的棉线绳长度较长。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即只有制作较长的绳时，才需借助于纺轮。
⑦扭结的强度：本文指的是单位长度内麻绳可以产生麦粒状印痕的数量，数量越多，强度越多；反之，强度越弱。
⑧“左利手”是一种特殊情况，其动作常常与普通人的相反。由于调查的“左利手”人数较少，故本调查结果不单独考虑这一类人的制绳习惯。
⑨a.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1995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⑫a.杨原：《云南元谋苴林的慢轮制陶工艺》，《考古》1987年第9期;b.程朱海、张富康等：《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西盟佤族原始制陶工艺考察报告》，《陶瓷研究与职业教育》1982年第04期；c.李根蟠：《云南碧江加车寨怒族制陶业的调查——兼谈原始制陶业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d.杨莉：《云南民间制陶技术的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e.罗梅：《新平县嘎洒锅寨傣族制陶工艺调查报告》，《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2期；f.张季：《西双版纳傣族的制陶技术》，《考古》1959年第9期。
⑬付永旭：《巩义制陶技术的民族考古学考察及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仰韶文化博物馆编《仰韶和她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⑭该结果依据对相关报告彩版中有关绳纹陶器照片的观察（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年）》，文物出版社，2014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科学出版社，2013年）。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先后接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社会与精神文化课题”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的资源、技术和生业研究”等的资助。
原载《南方文物》 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