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谨：从关羽到关老爷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传统文化实可分割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论述现在已经成了学者们的口头禅。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小传统”之分，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孔子的思想为核心的儒学和以关羽的经历为参照系的行为规范，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信仰与价值系统，却同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巨大影响。解读那些以关羽为主人公的戏剧，假如能从它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尤其是从所谓的“小传统”的角度切入，显然会有很大的探讨与论述空间，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视角，首先得益于文化研究理论的进展。

　　所谓“小传统”里的关羽的传统，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关老爷”的传统，关羽因为成了“关老爷”，才占据了“小传统”里忠义文化的头把交椅，这个“小传统”，其实比所谓的“大传统”覆盖面大得多、影响力也大得多。和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学不同，关老爷显然没有任何的主义或理论，也没有什么“关老爷思想”，但他的为人处世方式却是建构这个“小传统”的基本材料。在不讲理论只有人物表演的戏剧舞台上，关老爷就成为民间社会理解与仿效的活教材。

　　关羽成长为“关老爷”的过程，历时几百年之久，而且这个经历细说起来很没有道理。关羽本来只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一个普通的武将。从大里讲，他所效劳的刘备实在算不上伟大的君主，刘备开创的蜀国，就以当时并存的三国相互比较，既不算强盛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立国既不早更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从小里讲，在蜀国内部，历史上也看不到关羽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能力，文治武功都不敢说有什么过人之处，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什么丰功伟绩，连修水坝开河渠的功劳也没有。所以，作为史书的《三国志》，其中关羽的地位当然不会有多高。如果局限于正统的文化人以及中国文化经典里的有关记载看，关羽对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突出贡献。

　　但是关羽在民间信仰体系中却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影响深远的显赫人物。由普通人而成为神的远不止于关羽一人，但很少能被抬到关羽那样吓人的位置。民间信仰虽与宗教相关相似，却又是一个精神守则于宗教多少存在差异的体系，至少它比起我们熟见的各种宗教具有更多的弹性。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或者不太著名的历史人物，都陆陆续续被民众神化，进入到民间信仰的神祇系统。各地的地方神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很难找出几条现成的规则以判断哪些人有机会成神，往往只是由于某人对某地有过一点贡献，甚至只是一点牵强附会的渊源，就成为当地人祭祀的地方神。文人们痛恨的“淫祀”骂的就是此类现象。行业神也是如此。五行八作都有自己的行业神，其来源漫无头绪，往往是将历史上的一点传说加以比附。一旦某人获得享受祭祀的资格，他的事迹就被神化，其声名就开始笼罩这个行业。当然，官府、文人和普通民众之间既有异见也有互动，地方神、行业神也有可能升格全国性祭祀的神灵。在民间流传的佛教、道教的神系里，常有一些地方神最后为各地信徒普遍信奉拜祭的例子。朝廷也往往会追认某些地方神或行业神的地位，允许他们列于官方神系中。

　　虽然今天的人们并不清楚关羽从一位普通的武将演化为神的全过程，甚至都不太清楚他究竟在哪里完成从人到神的转化。但是，大约可以想象的是，关公老爷想必也经历了从某个地方的地方神渐渐升格的过程，只是各地神圣很少最后像关羽这样，发达到如此程度。关羽的特殊，就在于他大约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位只受某地祭祀的神，很快升迁到神灵的顶峰位置。以他为主神的庙宇遍布全国，通称为“关帝庙”——这样的称呼可是非同寻常；而且关羽的身份也经由历朝历代的追封而远远超出了历史的赐予，历史曾经给予他展现个人才能的空间很是有限，然而到后世，这位关老爷，其神通广大，简直是无所不能，不仅为民间流传的佛道两教尊为护法，被商人奉为财神，被普通百姓们奉为降妖伏魔的尊者，而且，大江南北，不知道有多少地方建造了专门供祭关老爷的寺庙，更有专为祭祀关老爷而设的祭日和祭祀仪式；那位他终生追随的大哥刘备，早就不知道被他甩到后面多远。

　　值得玩味的是，关老爷最忠心耿耿的信徒，是我们通常称之为“黑道”的那些江湖人士，他们对关公关老爷的虔诚态度，超乎所有社会群体。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帮会组织以及成员都对关老爷礼敬有加，对于他们而言，关老爷的重要性，恐怕要高过天地间所有神祇的。而关老爷的精神品格在江湖中无以复加的重要性，实在是由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世俗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并不足以帮助他们维系与保持那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假如黑道的大哥二哥和所有的小喽啰们都像正常社会里的人们那样趋利避害，而且遵守着那些对社会秩序与稳定至关重要的道德信念，黑道和江湖一天也不能存在下去。他们需要另外一套将“造反”与“革命”置于“稳定”与“和谐”之上的价值，需要另外一套赞美混乱时代的颠覆与牺牲，甚于赞美和平时期升官发财的行为逻辑。而对于这样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在刀头上舐血过日子”的人们，他们之间的相处原则，最重要的，当然不是世俗生活中的斤斤计较和互利互惠，而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生死以之的担当。他们更注重的是非常状态下做人的“大节”，是非常的经历以及在此类非常情境时毅然的人生选择，是愿意为自己的承诺以及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抛洒热血甚至放弃生命的勇气，相互之间以这样的决然维系在一起的才叫作“兄弟”，或者用四川人的话，叫作“袍哥”，而他们的精神诉求，简单地说，就是“义气”。相对于对国家、民族以及它们的具体象征——朝廷以及皇帝的“忠”，这个“义”的重要性丝毫不容怀疑，如果将它与钱财、美女、生命等等似乎也很重要的对象放在一起排序，它当然会被放到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上。

　　社会是由复杂的多个层级的群体构成的，除了有皇家秩序，还有另外的秩序。正是由于有黑道、帮会以及与之类似的人们组成的江湖，他们时刻都处于正常社会秩序的强大压力之下，时刻都面临着比普通人至少要高许多倍的风险；他们的世界需要顽强地抵御富足安宁的现实生活的诱惑，而且，正由于他们处于正常世界的对立面，相互之间背叛与出卖并没有太多道德的障碍，很容易找到藉口，假如江湖的世界没有某种具有特殊约束力的信仰，它们的存在与维系就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传统戏剧里那个将异姓兄弟间的“桃园结义”当成一生不变的重大承诺的关羽，看到了《灞桥挑袍》里的关羽，看到了《过五关》《收周仓》《古城会》《千里走单骑》里的关羽，也看到了《关大王月夜斩貂蝉》《汉寿亭侯怒斩关平》里的关羽。在几乎所有的关公戏里，如果要说关羽有什么特别的精神气质，除了他的勇猛，更需说到“义气”。他的义气不仅无可挑剔而且夸张得不近情理。他的义气还因为不断地拒绝曹操对他异乎寻常的赏识和“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高官显爵锦袍美女的厚遇而不断被加分，他能够经受这样的财色考验而仍然不负结义兄弟的情分，才突出地显示出关公对“义”的坚守。数十出关公戏就是这样集中地描写了一个对于乱世中结识的异姓大哥毫无保留也毫无理由地忠诚的关羽，将他逐渐铸成一个“义”的符号。至于关羽与曹操关系中另外一个动人的曲折，更清晰地表达了关公形象的性质——《华容道》是“三国戏”里重要的一出，它写曹操赤壁大败，在华容道遇上早就守候在这里的关羽，关羽目睹曹操的惨状，不忍心于诛杀这位当年待他有隆情厚谊的奸雄，居然将走投无路的曹操放走。这个故事是被写成“关羽义释曹操”的，这是对“义”更清晰的注解，在这里，所谓“义”甚至超越了政治利益的考虑与度量，而此时为了个人的恩怨而置他的结义大哥——刘备——的千秋大业于不顾的关羽不仅没有受到谴责，他的形象反而因义释曹操更显高大。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与政治家们将国家或曰政权得失视为最高利益的价值观念相异的另一个评价体系，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政权并不具备那样无可比拟的意义，对于江湖的而言，“义”的重要性超乎一切，至少比政治、比政权更加重要。

　　关羽很偶然地从如恒河沙数般的历史人物中脱颖而出，就是由于他具有这种奇特的人生经历，或者说，是由于他的经历被后人用这样的价值观重新书写与构造。在这一书写和构造过程中，关公和他的“桃园”，渐渐成为具有特殊内涵的意象，迎合了社会边缘集团与群体特有的处世原则，成为“盗亦有道”的“道”的化身，这是关羽在元杂剧里被呼做“关大王”的理由之一。然而，社会边缘集团与群体的道德观念，本身却未必与正常社会中的道德观念完全背离，相反，它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体系是可以互换的，尤其在关公身上这种转换更是容易——关公的结义大哥不是梁山好汉而是皇家后裔。只要相信刘备是汉家帝王的正统一脉，关羽以及那些尊奉关羽的信徒们就很容易将他对大哥的信义，转化为对朝廷的忠诚。所以，梁山好汉也讲义气，梁山上却无法培育出像关公这样的神祇，其原因就在于梁山好汉的“义”很难有效地转化为“忠”。梁山上的横匾“忠义堂”显得有些讽刺，“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更是对他们不留情面的嘲弄。虽然梁山上的好汉们也被呼作“大王”，但是看来此“大王”并非彼“大王”。

　　“桃园结义”是关公故事的关键，许多地方剧种都有《桃园三结义》这出戏，比《三国演义》小说的故事更复杂与更具传奇性，并且各不相同。比如说，某个地区传统剧目里的《桃园结义》，刘备、关羽和张飞决定要结为兄弟后，相约通过爬树来定兄弟序齿排行，结果是鲁莽而心急的张飞最先爬到树顶端，那位只会卖草鞋的刘备当然只能落在最后，但奸滑的刘备问张飞，“树从哪里起？”既然树是从根长起的，刘备于是就成为大哥。

　　有趣的是，如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关羽的义气是在他与这样一位即使说不上卑鄙，至少也称不上高尚的刘备的关系中渐渐展现出来的。其实，无论在《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三国戏里，刘备的精神品质都十分可疑。虽然小说与戏剧都从来没有去怀疑刘备作为汉皇室后裔的正统身份，但也从未将刘备塑造成多么令人景仰的人物。他固然不像阿斗那样窝囊，也并不令人尊敬，他的假仁假义，读者一眼就能洞察。这当然不是由于小说与戏剧的叙述上的失败，恰恰相反，小说与戏剧有关刘备的言语行为的描述，其本意或许正是要展现出对刘备的不以为然。而且，越是将刘备置于可疑的境地里，关羽对他的这位结义大哥“义无反顾”的忠诚就越是充溢着江湖所需要的那种正气，将这类为人行事的品质塑造得令人钦佩就越是符合江湖的需要。正是由于关羽面对的是一个不那么令人尊敬的大哥，关羽的义气才达到常人不能及的高度。同样，关公戏里的曹操也并没有被丑化，曹操是关公形象塑造不可缺少的帮衬，深谋远虑以及爱才之心是曹操对关公的知遇之恩的基础，只有当关公深切地体会到那个信任他、尊敬他、并且想尽一切办法要将他罗致门下的曹操是一个好的、相对还算正直的、有未来的曹操，却仍然不为此所动，关公的义气才达到了巅峰状态，才配得上“关老爷”这个称呼。反过来也是一样，只有会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操的关羽，才是符合民众趣味与民众的价值选择的“关老爷”。

　　戏剧里的关羽恰是按照江湖社会的价值观念的需要模塑、创造、信奉，并进而被民间信仰体系所接受的关羽形象的投影。在民间戏剧里，关羽被艺人们充满崇敬地称为“关老爷”。以关老爷为主人公的戏剧甚至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剧目系统，从北到南都有无数的“老爷戏”在舞台上演出着；京剧更因此发展出一个专门的行当——红生，并且出现过多位因扮演关羽而成名的大师。在南方的一些地区，“老爷戏”甚至还成为所有供奉菩萨的戏剧的通称。也因为有了这样的通称，索性所有菩萨均被俗称为“老爷”，因此可见关老爷的民间信仰之重要，及其涵盖面之宽广。以关羽为主人公的“老爷戏”在传播过程中，还渐渐形成了一些专门的习俗与禁忌，关老爷的驱邪功能尤其得到重视。一般情况下，主人请戏班演出一轮，总会要求上演一两出关公戏。除此之外，由于戏剧中难免出现人物在台上丧命的情节，既然死过人，就需要驱鬼，虽然事属虚幻，总是不太吉利。因此，戏剧演出一轮结束之后，最后由关公戏“扫台”，就渐渐成为一项特殊的行规。民间所有戏班均需遵从这一规矩，在某个戏台演出一轮，如果最后一天的演出戏码的主人公不是关公，那么最后一场戏散之后，戏班有义务为当地驱除鬼魂。具体的做法就是由花脸演员扮上关公，平举关公的标志性道具青龙偃月刀，在舞台上先后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各巡游三圈。按照戏班的说法，经由这样的仪式，鬼魅就不会继续留在这舞台上作怪。

　　必须由关公扫台而且只能由关公扫台的习俗背后，是对关老爷的神力的高度肯定与信赖。这里的关老爷不再是“江湖义气”的化身，而成为伏魔降妖的类似于幽冥世界中的警察那样的社会清道夫。这何尝不是戏班中人的理解与想象，它同时也体现出戏班成员们之身份，正属于信奉关公的“走江湖”的社会边缘群体。戏班里形成的格外信赖关公神力的信仰与习俗，是与戏班从业人员的社会身份相吻合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由戏剧演员与乐师组成的戏班，其成员本来就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内部的组织形式与从业心态，与江湖中帮会之间的相似性要超过与正常社会中的普通百姓之间的相似性。因此，传统戏剧，至少是在舞台上大量演出的传统戏剧，它注定是以有异于史书的方式叙述民族历史的，它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及其价值观念，与正常社会之间必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断裂。

　　诚然，戏剧艺人与黑道并不完全相同，戏剧里的关公与民间信仰体系中的关老爷也不完全相同。我们不知道民间戏剧对于关公信仰的形成究竟起到多少作用。有一点需要注意，民间戏剧里神化了的关公可能是在戏剧发展的中后期才出现的。现在我们看中国最早的戏剧，会非常奇怪地发现，有关关公戏的记载很多而剧本却存留很少。在元杂剧里，目前已知的以关公为主人公的剧本至少有十来种之多，也颇有名家之作，居然全都只剩下一些残本。明代编《元曲选》，多达９４种元人剧本得以存世，而在这９４个剧本里，却没有关公多少事，连关汉卿的名作，关公戏里最著名的《单刀会》也没有被收录其中，真是令人难以索解。很难随便地揣测《元曲选》里没有关公戏的原因，至少《单刀会》实在是太精彩，这就足以说明，不是由于关公戏文辞粗陋而不足以存世。且引述《单刀会》的华彩辞章——它之所以著名，除了剧本的结构精巧以外，还由于其中关羽一段〔双调〕〔新水令〕和〔驻马听〕堪称千古绝唱：“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江水犹然热，好教我心情惨切！”关羽面对这滔滔江水感慨万千：“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英雄血！”这段唱词堪称元杂剧中的文章翘楚，如果读者看着有些眼熟，倒也没错，其中的意象，甚至一些具体词句，就是源于苏东坡那首著名得不能再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的，它就是从苏词中化用而来，不过真正难得的是，化用得自然贴切，文体不同，场景殊异，却别是一番境界。而且这是写的关云长即情即景的感慨，倒好像是苏东坡怀古凭吊时，先读过了关汉卿笔下的好曲子，心下勾起关公当年情怀。曲有曲的谱法，词有词的写法，一句白口“这也不是江水”，引出最后一句唱词“二十年流不尽英雄血”，足以令读者血脉贲张。其实也不仅仅是这段〔新水令〕，后面的〔离亭宴带歇拍煞〕也很是精彩：关公“见昏惨惨晚霞收，冷飕飕江风起，急飐飐帆招惹”，用江湖上好汉们的口气，他喊一声“扯呼”，走了，“唤梢工慢着，缆解开岸边龙，舡分开波中浪，棹搅碎江心月。正欢娱有甚进退，且谈笑不分明夜。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者。百忙里称不了老兄心，急且里去倒不了俺汉家节！”（《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细细品味这段唱词，关公虽然机智勇猛，倒是还没有被神化，他知道自己赢得有些侥幸和凶险，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一见有机会回家，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一面急急忙忙地要脱身一面还假模假式地“唤梢工慢着”，手下可不停啦，真真应了那句成语“说时迟那时快”。这里的关羽，心思活泛得很，应该做英雄时就要把英雄做得地地道道，而且还要做一个知道见好就收的会察颜观色的高智商善应变的英雄，断非粗鲁简单的张飞或惫赖懦弱的刘备所能相比。而《单刀会》能用这样简单的几句话，活生生地写出一个英雄在此时的心理与行动，真是不世出的好文章。

　　和《单刀会》一样，元代戏剧里的关公戏，多数与《三国志平话》的内容相关。还有一些完全根据民间传说演绎，包含了某些无论是《三国志平话》，后来的《三国演义》，更不用说正史里都没有记载的情节，比如说“月下斩貂蝉”和“怒斩关平”等。看不出关公戏在关羽渐渐成为关老爷的过程中起到多少作用，但元代的关公戏，或许正是从宋元年间的三国故事的说书评话本到更成熟的明清小说的过渡。但是清代之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述模式与情节内容成为关羽故事的主线，目前所见的许多关公戏都不是从元杂剧的脉络发展而来，而更多地参照了《三国演义》的情节。尤其是清代宫廷戏班由“三国戏”连缀而成的《鼎峙春秋》，其中包括多达２３９出三国题材的剧目，关公戏理所当然地在这所有的“三国戏”里占据着很大的篇幅。这些关公戏里也有《月下斩貂蝉》和《怒斩关平》等，堪称“三国戏”大全，但类似的内容较为罕见，考其大概，仍然是基本源于《三国演义》。直到晚近以演红生戏出名的京剧名家李洪春，他曾经演过以关公为主角的长达４１出的连台本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将自己演过的关公戏收录在《关羽戏集》里，包括他擅演的２７出关公戏，其取舍原则，大致与清宫的《鼎峙春秋》相同。

　　从元代的关公戏到《三国演义》，关公的身份与其故事的核心是有变化的，这一变化，就是艺术化的关羽变成了信仰化的关老爷，有关关羽故事的讲法，也就同时渐渐从注重文学转而变得注重信仰。虽然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元代残存的关公戏里，关公也并不是一个有趣味的主角，但是后代的关公戏显然不仅继承而且是发扬光大了关公戏的无趣传统。假如只看剧名，《月下斩貂蝉》简直会被时人误以为情色与暴力血腥兼备。看京剧是怎么演的吧——正明月当空之时，关公唤马童将窗儿挂起，令两厢退下，传貂蝉进帐，你以为这下要发生些什么了吧，好像在戏里，貂蝉也以为要发生什么了，美女英雄，关羽貂蝉，普天之下还有比他们更般配的吗？可惜不然，貂蝉应召奉茶进来，关公先像中央电视台刻板的主持人那样让貂蝉做知识问答题，让她诉说周三杰汉三杰，谈古论今七绕八绕就绕到了她的前夫吕布，逼着貂蝉回答在三英战吕布的虎牢关究竟谁是英雄？你以为这样下去总会发生些什么（据说男人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将自己与别的男人相比较，情人间最常见的问话就是我和你丈夫或以前的那些男人谁厉害？虚荣心会促进分泌雄性激素），可是不会的，貂蝉夸完刘、关、张三兄弟，关羽接着唱〔吹腔〕“好一个貂蝉女能言善讲，言来语去有文章。成全她名扬世间上，青锋剑斩她一命亡！”于是告诉貂蝉我现在要杀你了，貂蝉听说关羽要杀她竟是为了全她的名节（这里好像不大有逻辑），欣然引颈就戮，关羽再唱〔吹腔〕“关云长月下斩貂蝉”，杀死貂蝉，四句下场诗，戏就完了。是不是足够无趣？

　　因此，在舞台上演出的关公戏，固然可以因表演的精湛而吸引观众，但是这些剧目的戏剧性本身却大多乏善可陈。长期以来关公戏虽然不少，在舞台上的演出却并不多。冲州撞府的戏班每到一处演出，按例都要演一出关公戏，但是多数情况下也只限于演一出关公戏，说是由于多演关公戏容易招灾惹祸，却也未必没有关公戏大多枯燥乏味的原因在。当然，关公戏的无趣，并不妨碍关公戏仍然在戏剧舞台上持续存在。或者也可以说，正由于关公戏的仪式与信仰的价值渐渐变得超出了其戏剧的与艺术的价值，它与其他剧目之间就不再是竞争关系，反正戏班到一个地方总是要演关公戏的，演哪出戏都没有区别；反正演关公戏也不仅仅是为了看戏，仪式才是真正的目的。至于晚近关公戏重新在舞台上大行其道，是京剧名家三麻子王鸿寿以及几代艺人在关公戏上用了许多心思的结果，三麻子把关公戏演活了演火了，扮相表情台步都别具一格，才使得关公戏重新恢复其元剧时代的艺术魅力。

　　关公戏的沉浮是从艺术到仪式再到艺术的曲折过程，但是最重要的仍是其仪式功能。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关公戏渐渐获得在戏剧中稳固的地位之于民间以关老爷为核心的信仰体系的建构，两者间关系十分密切和复杂，互为因果，却无从分辨具体的因果路径。只能说我们在关公戏里，尤其在清代以后的关公戏里，看到的是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异的价值观念，它代表的是以关老爷为核心意象的“小传统”。当然还需要特别指出，元代关公戏的散失并不意味着信仰的关老爷在民间语境里排挤了艺术的关公。无论是关公戏还是关老爷信仰，关老爷的传统虽是民间社会的重要价值之体现，它十分谦恭地寻求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互补并且采取主动妥协的守势却十分重要，恰如民间社会之与那个常常敌意地对待普通民众的官府之间的关系一样，一位是文圣人，一位是武圣人，孔夫子经常摆出一副不屑与关老爷为伍的姿势，夜读《春秋》的关老爷倒是对孔夫子有足够的敬意。所以，当艺术的关公戏回归舞台，信仰的关老爷，好像也没表现出多少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