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身：“脱亚入欧”后的日本为什么又自称中华正统？

日本浮世绘

分身：“脱亚入欧”后的日本为什么又自称中华正统？

文：网摘 编：屏营、李强

“日本就像中国的一面镜子”。的确，两国隔水毗邻，“同文同种”，黑发黄肤，又都食稻米，都拿筷子，都会将大豆磨成豆腐，并都使用汉字，在历史上还都尊崇儒学。概而言之，实在太像了。然而，这两个国家在近代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者积弱不振，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者骎骎日进，跻入西方列强的行列，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东亚正统秩序的代表。

两个这样相同的国家，同样在东亚的土地上，竟长出不同的枝叶，结出不同的果实。这是为什么呢？

世界存在四个主要文化区：东亚儒教文化区、南亚佛教文化区、西亚伊斯兰文化区、欧洲基督教文化区。每个文化区都是一个同心圆，都有一个核心文明，其文化向外辐射，形成这个文化区的边缘文明。可以把文化区的核心文明，称为“内核”，把文化区的边缘文明称为“外缘”。这样，同一文化区的文化也就有“内核”与“外缘”的区别。

“东亚儒教文化区”是一个同心圆。而中国是这个同心圆的“内核”，日本为“外缘”，而韩国、朝鲜、越南等国文化则介于中日之间，属“半外缘”文化。

核心文明“古老性”、“单一性”与“自生性”的特点，决定它具有对旧传统的强大“记忆力”、对新文化的巨大“抵抗力”及对异文化的强势“同化力”。与此不同，边缘文明则具有“年轻性”、“复合性”、“嫁接性”诸特点，缺乏核心文明那样强大的遗传记忆力，对新文化也不具强烈的“抵抗力”，便于嫁接“新学”。

中国与日本文化分属“内核”与“外缘”的不同性质，显示两国近代发展途中的不同景观，成为两国现代化迟速的深层原因。

在西方势力到来前，由于幕府实行中央集权制，日本相对和平稳定，人民免于战乱，得以专心致志从事经济活动。德川时期，日本耕地面积翻了一番，灌溉面积也扩大了，同时还引进了新的农作物，采用了先进的集约施肥法和改良农具，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大阪和江户为中心，包括与各藩和边远幕府领地进行贸易的统一经济体系，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经济一体化。

幕府时代的日本

教育基础设施的增加，更使武士成为有文化阶级，使其在和平时期无需履行军事义务时也能执行文职任务。不仅武士，社会底层人士也广泛享有受教育机会。结果，日本人受教育程度在前现代时期即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德川晚期日本男性识字率竟高达45％。

尽管与外界相对隔绝，被日本人称之为“兰学”、“洋学”的西方学问因长崎继续对荷兰人开放而继续源源不断输入，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和西方医学都于18至19世纪引进。也在这一时期，中国精神文明的最新成果阳明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明朝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消化吸收，使日本人的心态变得更为入世。这对明治以降的工业化、现代化运动十分有利。

在18世纪末西方势力到来时，与处于东亚世界秩序中心位置的中国相比，日本之所以更敏锐地感受到了“文明冲突”意义上的“西方的冲击”，源于它此前对中华文明的吸收，这构成了理解“文明冲突”的心理基础，无论是从文明还是地理角度，日本都处于板块的边缘，当抵抗外来冲击时，更会充分显现出它的边缘特征。

如果说日本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吸收是一种主动性的学习过程，那么18世纪末西方势力却是突如其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有日本学者用“洪水型”来比喻这次外来文明对日本的冲击。日本正因为身处文明的边缘，故而很快顺应潮流，通过大政奉还，幕府退位，制定明治宪法，明治皇帝被赋予了新的权力，日本由此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从抽象层面上说，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并不剧烈，也没有产生诸如社会解体、长期战争、死伤无数等重大代价。

而中国包袱沉重，行动迟缓，陷入“船大掉头难”的困局，无法将数千年陈陈相因的旧文化作适时的变革与更新。

                                                                                                                     

文化中心的移动是一个奥秘，而究其质总是按照一种轨迹作有规律的运行，总是从内核向外缘作滑行转移，昨日的内核难保“中心”的地位，今日的外缘必为明日的“中心”。世界上的强国一个个数过来，有谁是天生的中心？有谁不是崛起于外缘？西班牙、荷兰、英、法、德、美、俄都曾是外缘，结果都取得地区乃至世界中心的地位。日本是外缘，同样因外缘而崛起，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

鸦片战争之后一段很长的时期，东亚儒学文化区内部中心移动，中国与日本“核”、“缘”位置互换。中国失去内核地位降落为外缘，日本则从外缘跃至内核的地位，代替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经济、 政治、文化的“新中心”。

从中国的情况看，古代中国文化中心处于黄河流域一带，之后东移而入齐鲁。南宋后转而南进，遂使江浙等地物质繁荣，人文荟萃。及至近代，岭南广东率先“开化”，引领世风。日本文化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从京都向江户移动的轨迹。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由曾经的“土地世界”的旧内核，变为当代“市场世界”的新外缘。从内核转化为外缘，不是地理位置的转换，而是历史地位的变化，必然给中国以重大冲击与深刻影响，但结果却是有益的。中国文化成为外缘文化，慢慢由单一文化转化为复合文化，由古老文化转化为年轻文化。

随历史时空的变幻，世界文化中心“内核”处在不断的移动中。正如内藤湖南所说，全球文化中心依次以埃及、亚述、印度、中国、波斯、腓尼基、希腊、罗马、英国、美国的次序，轮换替代。不禁令人心生感慨：来日世界的中心，又会“花落谁家”呢?

日本，这个中国“大门口的陌生人”，与其他国家太不一样了。它的锐意图强与毁灭重生，为我们展示了一条民族主义跟世界主义搏杀，最后融入世界的惊心动魄之路。日本是怎么思考世界的？这个在历史上长期被中国士大夫所忽视的“蕞尔小国”，为何会认为自己成为了东亚正统秩序的代言人？

一个因为明治维新而转型成功的楷模国家，为何突然变成了一个反西方、高度专制的杀戮机器？这一段时光，是日本历史中的偶发事件，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

这正是中国近十数年来出现“日本热”的根源之一，“日本热”是如此的复杂，几乎涵括了日本的方方面面，从“战争态度”到“对华政策”，“工匠精神”到“服务意识”，从“二次元”到“孤独死”。这不禁让人思考：这种“日本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人为什么心中独对日本这么敏感？我们又该究竟如何认识日本？

过去有两本解读日本的书取得了很大反响，一本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而另一本戴季陶的《日本论》，两本书都出于本国视角，结论难免过于偏颇，很难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日本现实。

有鉴于此，旅日多年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李永晶，提出了中日互为分身的全新认识角度，他认为中日双方在外在身份与内在精神上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错位，几乎互为镜像般地反复出现。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日两国几百年间连绵不绝的爱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