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缘何东渐江淮迁都寿春）（2）
迁都寿春的缘由
据文献记载，在楚国8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建有丹阳、郢、鄀、鄢、陈、矩阳、寿春等八座都城，其中规模较大、颇有名气的都城有四座。早期的都城在湖北江陵的纪南城(郢都)，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至此，前后400余年。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拔郢，楚国都城被夷为平地，屈原闻讯愤投汩罗江，楚国也将都城迁往河南陈城(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41年，楚国第四十五世国王考烈王将都城迁往寿春，一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第四十八世国王负刍，楚国被秦国灭亡为止，前后不到20年。寿春作为楚国最后一座都城，历经楚考烈王、楚幽王、楚哀王、楚王负刍四王。其中楚考烈王在寿春为王2年，楚幽王在寿春为王10年，楚哀王在寿春为王仅1年，楚王负刍最后在寿春为王5年。
战国时期的楚国相当强大，有“楚地半天下”之称。《淮南子？兵略篇》中记载：“楚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郾(yǎn，音眼)、淮，汝、颖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当时，秦王赢政手下曾经有一个大臣说过两句非常有名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意思是说楚国撑天拄地、窜南跃北，犹如虎荡羊群。战国后期，尽管楚的国势已今非昔比，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渐后楚国国力仍然不可小觑。寿春是楚国最后的国都，也是战国后期中国南方的大都市。据《史记？楚世家》记载：“(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寿春，命曰郢”。《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寿春邑下自注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后记又说：“后秦又击楚，徙寿春”。从史料记载上看，寿春为楚国国都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
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拔郢，楚人未加抵抗就放弃本土东迁，“保于陈城”，不想这一“保”竟达37年。到了楚考列王“不利而去”之时，“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相国春申君和其门客朱英等人，向楚考列王提出“徙都寿春”之议，而一生无子的考列王居然二话不说，就爽快地答应了此事。“楚于是去陈，徙寿春，命曰郢”。从此，地处江淮地区的寿春就与楚国晚期的历史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江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缔造出了煌煌荧荧、炜烨艳丽的寿春楚文化。
那么，楚国为什么选择迁都寿春呢？当时作为楚国国君的考列王为何毫不犹豫地就应承下来了呢？从历史文献资料中分析，楚迁都寿春，除了迫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压力外，最主要的还是与寿春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在古代，都城的选址一般都要考虑如下一些因素：依山傍水，水陆交通便利，地势险要，有自然的阻隔屏障，具军事要隘，物产丰富，能供给足够的粮草，等等。以当时寿春的境况，完全具备这些先决条件。
一是地势形胜。寿春，古为“江东之屏藩，中原之咽喉”，“有重险之固，得之者安”。《晋书？周馥表》中载：“淮阳之地，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徐、邳(pī，音批)、东海亦足守御。”王俭在《启》一文中云：“江西连汝颖，土旷民希，匈奴越逸，惟以寿春为险”。《隋书》中说：“寿春形胜，建业之肩髀”。吕祉感叹说：“东南防守利便，寿春故城倚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八公山)以为固，当徙据其地，因修复忠正军以控扼淮上，如正阳、古下蔡戌，皆沿淮立栅；如硖石可筑堡坞，以为防限。如是则寿春根势立矣。”寿春城北有八公山作为天然屏障，淝水自南向北流入淮河，良田沃野千里，有淮河、淝河作为天然屏障，还有江南南陵、铜陵丰富的铜矿资源，真可谓“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的战略要地，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寿州志》(清？光绪)记载：在从春秋战国到清咸丰时期约2500年的时间里，以寿春为战略中心的各种战争和兵事就有数百场之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战争有楚人灭六、王贲伐楚、曹操入淮、淝水之战等。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谢玄肥水之战，却苻秦百万之师，刘仁赡坚壁自守，周世宗攻之三年不能下，寿春之形势亦可见矣。”但是，寿春如此显要的战略要地，最终却成为楚国灭亡的坟场。据《楚世家》载：“王负刍四年，秦将王翦被楚军于蕲(qí，音其，今湖北省)，杀将军项燕(西楚霸王项羽祖父)。五年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虽然国土最为辽阔，但是，楚国却是被秦国第一个灭掉的大国。不过，历史甚为诡异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最后灭掉秦国的真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这些楚国人。在分析楚国灭亡的原因时，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总结说：“改革不利，政治腐败，不明大势，这三点是导致楚国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运漕四通。战国时，魏国为了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扩展势力，开通了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鸿沟。鸿沟的开凿，“通宋、郑、陈、蔡、卫，与济、汝、淮、泗会”，沟通了今河南、江苏、安徽等省的航道，对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也正是由于邗沟、菏水、鸿沟的开凿，淮河流域一些主要河道沿岸，相继兴起了一批繁华的城市。像位于鸿沟岸边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菏水、济水之交的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汝水岸边的陈(今河南省淮阳县)，睢(suī，音谁)水岸边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丹阳和泗水交会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尤其像地处淮河干流岸边且是淝水入淮口的寿春，遂成为南北水上交通要道，更是名极一时的大都市。《史记？货殖传》中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南齐书》中说：“寿春淮南，一郡之会，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陈书》云：“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国朝《江南通志》中也说：“长淮引桐柏之源横其北，石梁众水之流环其西”。晋时伏滔在《正淮论》中也有十分精到的描述：“寿阳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徐，水陆不足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肥之固。”北魏源怀感慨说：“寿春去建康(亦称建邺，今江苏南京)不过七百里，乘舟藉水，悠忽可至。”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见寿春当时水路交通十分发达，沟通了寿春这座区域中心城市与边鄙地区的联系，楚国选择迁都至此，应充分考虑到了寿春的交通优势，为增强楚在地缘上的政治统治和向心力奠定了基础。此外，从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等文物上，也证实了寿春当年的交通状况。“鄂君启金节”有车节、舟节两种，系楚怀王六年(公元323年)为鄂君启贱贩鬻(yù，音预)贵、负税通行、优惠招待所作通商之器。该节规定了鄂君启通商的水陆通行路线，反映了战国中期江淮地区与楚中心区域的交通商贸联系是十分紧密的。
三是物产丰饶。楚都寿春城地处黄淮平原最南部，东、西两面不远即为淮南丘陵地区，西面和西南面是淮河山丘区，北面与淮北平原相连，北面和东北与凤台、淮南、蚌埠、定远、嘉山等地相交处，分布有比较破碎的低山丘陵带，相对高差100-200米，著名的八公山就是北面丘陵中一座较高的山峰。淮河自西向东北从寿春城的西北面流过，淠河、东淝河(古肥水)等淮河南侧支流经古城区域向北汇入淮河。寿春处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降水和地面径流丰富集中。寿春地区主要气候因素的变化均呈单峰型，有冬夏长、春秋短，四季分明的特点。优良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寿春自古就物产丰富，富甲一方。伏滔在《正淮论》里记述道：“(寿春)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隅，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这里所说的虽是西晋时寿春的景况，但就其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来说，还是与楚被灭前大同小异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唐书？地理志》土贡曰：“(寿春)丝布、絁、茶、生石斛”。陆羽在《茶经》中说：“寿州产的云雾茶，可清融积滞，蠲(juān，音捐)除沉疴”。从上述记载中，可见寿春当时可谓是“鱼米之乡，米粮之川，畜牧之地”，物产是何等丰饶，难怪宏徇在《谢公祠》一文中赞叹曰：“(寿春)其财力雄壮，独甲诸州而翼蔽长淮，固守国之奥区也。”更为重要的是，寿春受益于芍陂(今安丰塘)，使周围区域内农业经济发达，这在当时农耕经济作为社会命脉的条件下尤为重要。芍陂为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所造”，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史载是楚相孙叔敖建于楚庄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公元前597-公元前591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水利工程(安丰塘、漳河渠、都江堰、郑国渠)之一，千百年来，在灌溉、航运、屯田、济军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古人在《芍陂》一诗中描绘道：“因川成利费经营，遥望江南尽稻粳，支渠派引千畦涧，陇亩村连百宝盈。流泽于今不未艾，试听放闸鼓歌声。”芍陂的修建，对楚国的经济繁荣和屯田济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楚国得以积草屯粮，整军经武，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为楚国晚期在寿春立足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