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宪君：忆四川省团校的撤销与恢复（下）
忆四川省团校的撤销与恢复（下）
（1971年至1995年）
文/林宪君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风云，经常变幻莫测，有些事让人猝不及防、神秘难猜，人们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把握，倒霉和幸运随时都可能发生。
1971年3月，重庆市革委宣布撤销四川省团校。不久，1972年8月，四川省革委又宣布恢复四川省团校。真是风云变幻又换大王旗啊！
事情的起因和转机，还要从我这个“摘帽右派”说起，有我这个“牛鬼蛇神”上窜下跳，竟缺牙巴咬虱子——遇了缘，无形中加快了恢复四川省团校。
1972年7月，四川省团校财产移交已进入尾声，教职工的调动和房屋财产移交基本告一段落。大多数职工已调走完毕，只剩下了几个“留守人员”，有校长王毅，行政科长杜光辉，还有苏尊望、刘义华、马敦华、季润玉、林宪君。当时只有这几个人还没有离开团校，其余已人去楼空，搬迁到了新单位。
1972年，我和杜光辉、马敦华、季润玉等人去“五七干校”办理财产移交手续，季润玉师傅开着他的“小道奇”，辛辛苦苦把我们送到了山清水秀的下放干部劳动锻炼地，一片荒山的“五七干校”。
四川省团校调往“五七干校”的职工，有办公室主任耿远和李秀鸾夫妇，陈自立一家，袁太阶一家，杨洪焕一家，余煕和施崇贞夫妇……我们这次也顺便去看望这些老同志。
没料到，几个月的小别重逢，大家分外亲热。那几天，我们拜访了每家每户，颇有些孟浩然《过故人庄》的味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这几位老同志，在九锅箐山上的生活十分艰苦，住房极为简陋，购物十分不便，所需生活用品，要下山赶场方可购买……即便如此不方便，这些老同志见了我们，都如见到久别的亲人，纷纷表示思念之苦。他们在山上太孤独了。我们到来，每家每户都准备好饭好菜款待我们，陈自立一家还专门为我们包了水饺。
道不完的离别情，紧握对方的手，多年来在团校的友谊，表现淋漓尽致，让人心中充满了暖意。临别前，他们又来送行，真是让人热泪沾襟，依依不舍，迈不开步啊。
过了不久，又一次遇到胡正笃、戴昌阶夫妇搬家，又是搬往九锅箐“五七干校”，我和黄中力前来帮忙，再次见到了调到“五七干校”这些老同志，我们还到最偏辟的一个中队，看望了任中队长的袁太阶、肖英夫妇。记得他们的小儿子袁力欧，还爬在大床的上铺，向我们挤眉弄眼，作鬼脸表示欢迎呢！
在返回重庆的路上，有一位重庆市团校的袁姓老兄搭我们的顺风车，我俩一路上交流甚欢，天南海北，谈笑风生，吹得天花乱坠。
我们都是搞共青团工作的，对共青团的命运特别敏感和关注，共青团的任何动向，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弦，涉及我们的痛苦和幸福。这位袁老兄告诉我：“最近中央有个文件，强调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不应该被撤销解散。听说已撤销停办的北京市团校，又恢复办学了，这是中央的新精神……”
我得此消息，喜出望外，像打了鸡血似的专注和亢奋。这是个重要的政治动向，反映了上层对撤销团校有不同看法。
恢复团校其实就是对重庆市革委撤销四川省工会、妇联、共青团机构的否定。其重要意义远不止于共青团所属机构的恢复，还直接关系着我们这些人的前途和命运。我心想，若果真如此，四川省团校又有救了，我一定要为此尽力。
返回团校，我马不停蹄，先找杜光辉和苏尊望，向他们透露了这个好消息，并建议他们动员校长王毅向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反映团校目前的尴尬处境，力争省革委的支持，早日恢复四川省团校。
他们二人闻此，正中下怀，兴高采烈，他俩也不想离开团校。当晚他俩就进城，到枣子岚垭“重庆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宿舍尹静家中，向王毅校长汇报了这个“新动向”。
其实，王毅校长也不想团校撤销散伙，他在创办和建设四川省团校这些年，亦算呕心沥血，劳苦功高，对团校的感情非同一般，他也不愿看到团校被拆得七零八落。
很快，王毅便到成都找到了四川省革委会群工组负责人赵苍璧。赵原任四川省公安厅的厅长，是个刚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当他惊闻四川省团校被重庆市撤销的消息，拍案而起，火冒三丈：“是谁擅自决定把省级单位四川省团校撤销的？岂有此理！怎么我都不知道？”
赵苍璧随即将情况向四川省革委负责人汇报，省革委答复：“一个省辖市怎么能撤销省级机构？太不像话，下达个文件，立即恢复四川省团校！”
就这样，在四川省革委的干预下，1972年8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发文：重新恢复了四川省团校。
5、齐心重建新团校
王毅校长从成都回来，欣喜万分，带着“四川省团校即将恢复”的好消息向大家报喜：“省革委已同意恢复四川省团校了！”
他这段时间为恢复四川省团校，真是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啊！在省革委的支持下，踌躇满志地和杜光辉、苏尊望商量规划，如何尽快恢复省团校的办学。首先，他向我们几个留守人员宣布：“省革委决定，省团校又要开办了。你们全部留下，一个也不许走！”
这让我吃了定心汤圆，满腹心事全部放下，忧虑尽消。
留下的职工有杜光辉、苏尊望、刘义华、马敦华、季润玉和我。杜光辉兴高采烈，风趣地对大家说：“团校把我们留下作种啰，哈哈哈！我看要不了几年，团校就会兴旺发达！”
果不其然，四川省团校后期的发展建设，正应了他这个玩笑，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一一言中了。
我想起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几句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不正是四川省团校从撤销到恢复的真实写照吗？
王毅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恢复重建团校上，全力以赴，先搭建个领导班子，再把已调走的老同志要回来，重振旗鼓，再建团校。
一次，他感慨地对我们说：“共青团的机构需要年轻人作领导啊！我年岁已很大了，不适宜继续当领导。”他决定让贤，交出权力，退出领导岗位。
他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请出了36岁年富力强的唐孝光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
唐孝光从重庆市团委调回了团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接着，杨平一从市委党校回来任副校长，朱家煌从雅安回来任政经教研室主任，何正庸从“五七干校”回来任哲学教研室主任，苏尊望、马敦华任行政科正副科长。
不久，李世汉从机械局回来了，袁太阶、杨洪焕从“五七干校”回来了，邓正筠从江北医院回来了，徐汝新从杨家坪绿化队回来了，黄中力从大渡口房管所回来了，李山川从永胜茶场回来了，张时君从钟表厂回来了，王兴从锅炉厂回来了，李淑华从石桥铺供销社回来了，季桐祥从巴县一品区龙岗公社回来了……就这样，四川省团校的架子搭建起来了。
在唐孝光主持下，许多老同志都要回来了，包括我们四个“摘帽右派”，他全部收留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敢于把这几个蒙冤受屈的“牛鬼蛇神”调回来，他的心胸够宽阔，胆子也够大的。
唐孝光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认真落实各项政策。他为人正直，激情满怀，干劲十足。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齐心协力，很快，一个崭新团校就建立起来了。
那时候，四川省团校物质条件很差，职工生活艰难。在唐孝光的带领下，广大职工积极发展生产，养猪，喂鱼，种水稻、红苕和花生……大大改善了职工的生活。大家自己动手，丰食足食，经常分配劳动果实。职工们已享受到新团校欣欣向荣、劳动成果共享的平等待遇。
大家意气风发，齐心协力，投入了省团校的重建工作，四川省团校很快就出现了勃勃生机。这时候，为尽快恢复办学，移交给0061部队的校舍、家具要回来了，上级又拨款添置了不少新设备。
但是，仅靠这几个人显然不够，于是便在全省各地招兵买马，壮大团校的职工队伍。从1972年底开始，到1975年开学，陆续调来了一大批新的生力军，如李长江、王辅鑫、伍昭富、黎树槐、魏传聪、张巨雄、梁正、唐大成、谢辉珍、印光秀、刘景强、吴绪珍、游志雄、蒲元仁、李文发、刘凤立等。短短两年，从四面八方调来了领导骨干、教学骨干和大量后勤人员，团校又恢复了欣欣向荣的面貌。
新团校1975年9月正式开学，继承老团校停办的15期，从16期开始，到2020年为止，已开办了475期短训班，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数以万计。
1985年，为贯彻“中央关于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决定，经上级批准，依靠自己的教学力量和设备，办起了“政治理论专业”大专班。
人手不够怎么办？在唐孝光和蒲永秀任校长时期，开始在全国公开招聘。经过招聘考核，一大批高学历、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教师队伍形成了。他们都是各单位的翘楚和姣姣者。一时间，四川省团校人才荟萃，英杰辈出。其中有张育仁、谭刚强、郇建生、梁志全、夏辉平、石美珊、罗志荣、罗世荣、巫小鸥、韓阳、龚光灿、郭荣蓉、宋爱苏、张兴礼、雷飞志、张芹、李增瑞、吴昊、徐卫平、杨晓晴、李仲谋、廖婉苏等。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从1985年到1987年，共办了三届大专班，培养具有大专学历的学员456人。此外，还多次培训了来自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和部队的团干部，受到他们的好评。除此之外，还办了“电大班”，培养了大批具有大专学历的人才。
几十年来，接受过四川省团校培训的团干部，返回原单位或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大多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其中不少人已担任了各级党政领导职务。借用南宋陈宓的诗形容，真是“桃李满天下，绿野追唐斐”啊！
此后多年，四川省团校培养的莘莘学子，已遍布全国各地。他们从未忘记四川省团校老师们的恩情！这些年来，他们追寻着老师们留下的足跡，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老师们的尊敬和爱戴。恢复后的新团校，取得如此众多，如此美好的成就，让我这个86岁的“老团校”深感安慰，我这一生对四川省团校作出的小小贡献，没有白费，我知足了！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四川省团校停止办学，经过1971年的撤销和1972年的恢复，到1975年9月正式开学招生，这近十年时间里，全国各地都在响应领袖号召，集中力量“造刘邓路线的反”，四川省团校也莫能例外，各项教学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停顿，全体教职工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之中。
一个好端端的团校，被折腾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一大批好同志被整成了“阶级敌人”。有的领导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有的同志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叛徒”、“翻案右派”、“个人野心家”……到运动后期，又来给他们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原来的职务，将汚蔑不实之词一一推翻，全盘否定。文革十年，完全是瞎折腾。
遗憾的是，有的人已跳水自杀了，有的人已疯了，留下的是受害者无尽的伤痛……
这场挑起人与人斗、让群众互相撕杀的“文化大革命”，终于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宣布告终。文革结束后，官方公布的经济损失是5000多亿人民币（通货膨胀以前的数据），“全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全国一亿多人受迫害、受株连”。叶剑英元帅沉痛地说：“文革十年，全国2000万人死于非命。”这场浩劫几乎把国家和人民折腾得一蹶不振！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前途一片光明。全国人民被压抑多年积极性如决堤洪水倾泄而出，人们热情迸发，投入到改革开放大潮之中，全国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四川省团校也不例外，拨乱反正后，教学、行政、科研……各项工作焕然一新，创造了新时期的辉煌。
到1992年6月，四川省团校迎来了“建校四十周年校庆”，由校长蒲永秀主持，在石桥铺校址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这次校庆除了全体教职员工参加，还邀请了已经调离省团校的几十名老同志和部分原西南团校的老职工。这是四川省团校自1952年成立以来，最隆重、最辉煌的一次庆祝纪念活动。
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校庆的老同志有：前校长王毅、前教育长施巨流，我记得还有杨慕涛、张光洁、吕维华、张明礼、林月清、陈德琨、刘克敏、赵志民、林彦英、黄强、杨华玉、余煕、施崇贞、胡启云、蔡旭铭、曾中鲁、赖禄隆、陶剑秋、张书和、李庚福、李伦秀、王国良、徐锦有、王云峰等。
这次校庆，我意外遇见了多年的好友，来自乐山师范学校的蔡旭铭。我俩于1951年冬在川西区团干培训班相识，当时他是绵阳专区的支部书记。他才华横溢，诚恳热情，却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打成了“叛徒”，说他出卖了四川地下党省委书记车耀先。其实，当年他不是党员，何来叛徒罪名？而且车耀先被捕完全与他无关。但他有口难辩，被开除公职，送往西山坪劳改农场服刑。
这次他与我相见，止不住泪珠连连，拥抱着我，语音哽咽地对我说：“宪君啊！我几十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谢谢你在当年批斗我时保持沉默，不曾落井下石让我难堪。我佩服你的人品！”
他获平反后在乐山教英语，临别前，再三邀请我到乐山促膝长谈。遗憾的是，我们通了两年多信之后，又失联了，至今不知他在何方？
这次历史性的校庆，既勾起了我对往日友谊的眷恋，又让我品尝了老友重聚的甘甜。
三年后，四川省团校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根据四川省委和团省委的指示，从1995年起，四川省团校搬迁至成都龙泉驿。
而石桥铺这块127亩的地皮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原四川省团校的建筑设施全部被拆毁。三幢苏式学员宿舍拆毁了，四幢职工宿舍拆毁了，锻炼身体的大操场不见了，四个鱼塘填平了，苹果园、香蕉园不见了，当年我住过的洗澡堂和门前的小桥流水早已不见踪影……有一次我进入已改成“人人乐”的原省团校校址，竟找不到东南西北了，到处高楼林立，成片的钢筋水泥森林……老团校的风采已被抹去，只有我心中留下了往事的回忆、感情的失落，无限伤感，无尽惆怅！
如今，四川省团校矗立在成都龙泉驿，在重庆只保留了一块飞地：袁家岗友谊路59号三楼的“留渝办事处”，继续照顾未跟随搬迁的职工们。
1970年代四川省团校的撤销与恢复这段往事，本来不应该由我来写。我手上既无档案资料，又无其他老同志提供的“钢鞭”，仅凭我贮存在脑海中的些许记亿，写出来难免有不当之处或挂一漏万，给读者留下遗憾。况且，回忆往事，许多事情宜粗不宜细，只能蜻蜓点水，触及表皮，不宜深谈。
我这一生，从1952年8月调到四川省团校，到2020年底，已经整整68个年头了。这68年来，我一直躺在四川省团校怀里吃大锅饭，为团校效犬马之劳贡献一生。至今我还在团校领取退休金，享受着团校微薄的福利待遇。我的命运始终与四川省团校相濡以沫，在不同时期大起大落，由人变成“鬼”，又由“鬼”变成人。我经历了“五七劫难”，尝到了牢狱之灾，平反了冤假错案，又浴火重生。几经坎坷，已大彻大悟如梦醒。
我这一生，十八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每次历险均有人神相助，死里逃生，活到今天，非常知足。除了“平安与自由，健身与求知”，我别无所求。
这些年来，我的宗旨是：手上剩几个余钱，宁肯交给旅行社，也不为医院作贡献；一旦患上不治之症，决不到医院瞎折腾，我要平静而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近十年来，我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海内外，去过国内许多省市，去过五十个国家和地区，有的国家甚至去过三次以上。旅游令我视野开阔、心情舒畅，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我靠一己之力，无任何人资助，像徐霞客那样，游览天下，再留下一点笨拙的文字，我这一生已没有遗憾，心满意足矣！
2020年12月20日
林宪君，1935年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四川省团校副教授，1957年9月因写日记表示对反右派斗争有抵触情绪，被视为利用日记向党猖狂进攻，遂划为右派骨干分子，于1958年3月被送往峨边沙坪劳教农场劳动教养。1966年4月返回原单位，工作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