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编后记
对于元曲作品的解读,最早始于元代。但是,当时对元曲——那时 称“大元乐府”或“新乐府”的研究注重文献和音律的研究,对曲的解 读,还处于作家、作品简朴的、笼统的评价,以及对曲律的规范和品评。 前者如钟嗣成《录鬼簿》、贯云石《阳春白雪·序》和杨维桢等为人所 写的序文中;后者则是周德清《中原音韵·定格》中对具体作品音律得 失的品评。至明、清两代,戏曲、散曲的研究已很昌盛,领域也已很阔 大,有曲律音韵研究、曲目文献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戏曲艺术研究等 等。最可贵的是提出了一些创作与演出的重要问题,并作了探讨:“论 创作流派,已有本色、文采之分;论人物塑造,已有化工、画工之别; 论艺术效果,已有场上、案头之辨。”(王季思《元杂剧论集·序》,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与此同时,还对一些重要作品,如《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记》等的优劣成败,作过讨论,发表了不同看法。 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曲论著作是明王骥德《曲律》和清李渔《闲情偶记》, 各自代表了他们时代的研究成就。古代戏曲、散曲研究著作已然不少, 但是,这毕竟是我国戏曲的古曲式研究。从思想体系来说,是封建社会 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从方法论来说,系统性、理论性远不够。或许曲律 音韵研究较成系统,但其概念有模糊性、笼统性、不够清晰、不够科学 的毛病。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却更多的是感悟式、点评式的研究,比 较主观、随意。因此,戏曲、散曲研究的理论建设差,没有形成现代意 义上的学科。
本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等人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当时小说、戏曲的概念不很清楚,因此,“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包 括了戏曲界革命。后来,同盟会会员陈巢南等人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 台》,柳亚子发表了《发刊词》,陈独秀又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论戏曲》,提出了戏曲改良的口号。虽然当时改革的要求主要是针对戏曲作品的内容,但是,这两个口号,根本改变了戏曲的价值观,戏曲 从历来比较低的文学地位,被提到与诗、词、文同样神圣的文学地位上 来了。同时,它的教化功能被大大强调了。此后,戏曲、散曲研究逐步 纳入现代化、科学化的轨道上来,突破了传统理论的封建思想体系和古 典式的感悟性、评点性的研究方法。在革故鼎新方面,王国维与吴梅是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王国维将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与我国传统国学相 结合,建立了戏曲史学;吴梅则改造传统曲学,使之科学化,同时也做 了些基础理论建设。自这两位大师之后,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这 个领域内做着筚路蓝缕的开垦工作,在文献资料的发现整理,戏曲理论 的建设,作家作品和戏曲、散曲史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而这里,元代作品的研究、解读,始终居于第一位,其成就自然高于对 明清两代作品的研究。自世纪初至 1949 年,元曲研究取得很大成绩,《脉 望馆钞校本元明杂剧》的发现,犹如石破天惊,不仅为戏曲研究扩大了 领域,而且为解决戏曲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依据。这一时期,除王、 吴二人的研究成就外,在考订方面,最有成就的是冯沅君的《古剧说汇》、 孙楷第的《傀儡戏考源》及苏明仁的《白仁甫年谱》。此外,关汉卿生 平与《西厢记》的作者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史作则有贺昌群
《元曲概论》。在学术论考方面,胡适《再谈关汉卿的年代》,郑振铎《元代公案戏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 间的三角恋爱剧》,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朱 东润《元杂剧及其时代》,石兆原《元杂剧里的八仙故事与元杂剧体例》, 钱南扬《宋金元戏剧搬演考》等,很有理论创见。散曲研究则有任讷的《散曲概论》、《曲谐》,王易《词曲史》,梁乙真《元明散曲史》和 卢前的一些著作。
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 方法,用以研究元代戏曲与散曲,取得了新的成就。在考订方面,孙楷 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作者于 1940 年作《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 后对原稿作了修改,于 1953 年出版)、《元曲家考略》,严敦易《元剧 斟疑》,谭正璧《元曲六大家略传》等著作很有分量。史学方面,周贻 白《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史长编》等,阿英《元人杂剧史》 皆是力作。1958 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我 国掀起了纪念与研究关汉卿热潮,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文,如:郑振铎《关汉卿——我国十三世纪的伟大戏曲家》、田汉《伟大的元代戏剧战 士关汉卿》、戴不凡《关汉卿笔下妇女性格的特征》、程毅中《谈关汉 卿的〈鲁斋郎〉杂剧》、冯沅君《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 陈毓罴《关于〈窦娥冤〉的评价问题》等是其中代表。《西厢记》一直 是元曲研究的热点,这一阶段的著作有王季思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戴不凡《论崔莺莺》;学术论文则有宋之的《论〈西厢记〉》、王季思《西厢记叙说》、林涵表《论〈西厢记〉及其改编》、霍松林《西厢记简说》等。这一阶段还对元代戏曲中一些作品的评价问题进行过讨论, 如《琵琶记》、《汉宫秋》、《梧桐雨》等,学者们发表了自己的学术 见解,代表了这一阶段的学术倾向。除此之外,王季思《元人杂剧里的 本色派和文采派》、陈中凡《元曲研究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乃是两 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前者对元剧的艺术流派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到今仍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者对自王国维以来,半个世纪的元剧研究作了较 为全面的总结,态度严谨,注重科学性,即便现在读来,也能受到启迪。 这一阶段的元曲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就,却存在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 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学者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不够准确和 熟练,因而产生主观穿凿方法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因为 当时的学术研究,往往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尤其在 1958 年之后,元 曲研究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失去了学术独立性,对文化遗产采取了 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或否定过多,或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歪曲 作品真实面貌以适应某种需要。如对关汉卿的作品、对《西厢记》等著 名作品,采取了比较简单的批判态度,公案戏更是被全面否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元曲研究迅速发展,出现了全新的格局, 其著述数量众多,不胜枚举,现就这一阶段的特点进行粗浅的分析。这 一阶段研究工作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队伍的壮大。老一辈学者摆脱桎 梏,以深厚的学养,继续从事元曲研究,成果丰硕。年青学者不断涌现, 以新锐的目光和方法进行研究,使元曲研究领域充满活力。第二,扩大 了研究领域。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上,不但加强了一流作家的研究,而 且还开拓了二三流作家的研究;如果说在此之前,元曲研究还是点式研 究——即重点作家的研究,那么,如今则是线式或网式的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才能使研究更加深入。更值得 注意的是,元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开掘了新的课题。如杂剧艺术、 元曲格律与音乐、戏剧文物的研究等等。第三,观念与方法有所更新。 学者们突破了以往一些传统观念,进行了重新评价;突破了一些固定的 研究模式,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活跃了自由争鸣的学术空气。 文学现象原本非常复杂,只有多角度的审视,多方面的探讨,才能接近 其真谛,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学者尝试用新的角度、新的研究方法进行 工作,这是十分可贵的。譬如,用美学、心理学分析元曲的艺术性,探 讨宗教与戏剧的关系,宗教对作家世界观的影响,哲学思潮对元曲发展 的影响,戏剧文化的研究等,都取得可喜成绩。
要把近百年元曲研究的丰硕成果,曲折发展的历程,在有限的篇幅 中得到反映,是一项费斟酌的工作,同时也须考虑本书的编辑宗旨、体 例,这又带来难度。元曲研究的范围广阔,本书只选取五个方面:第一 部分为元剧的总体面貌。第二部分为元剧所反映的社会风貌及其风格流 派。第三部分为元杂剧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论,限于篇幅,只选关、王、 马、白四家,后期作家未选;每一作家所选文章也很有限,并照顾到可 读性。第四部分是元散曲文章,选取了对前期豪放派代表马致远、后期 清丽派代表张可久的解读文章,及数篇赏析文章。第五部分是元曲的流 播和影响。本应再选宋元南戏、诸宫调文章,因篇幅所限,只能割爱。 本书意图是为元曲爱好者在解读元曲作品、了解元曲面貌时提供参考, 非专为学术界所编,选取文章学术性、可读性兼顾,并重在传播名家们 的正面阐述的观点。因所收文章,时代跨度大,差异自然不小,希望读 者在阅读文章时,能理解这些可敬的学者,与此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 他们不同的学术个性。本书的选编工作,难免阙失,敬请指教。
编选者
1998 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