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彬：在历史语境中认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拓荒之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自问世以来，因其材料翔实、内容丰富、论断深刻，备受学界推崇，向为治小说者奉为圭杲，且不乏对其研究，或是从文献学视角出发探讨《史略》版本衍变、文本整理与释评；或是侧重于《史略》的编纂方法与小说史观的分析，或是将其置于小说史学史视域下进行学术评判，等等。
温庆新的这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以中国小说史学为视野》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历史还原的视角，对《史略》不同时期的文本形态进行细致地梳理，旨在探讨《史略》经典化形成的过程、鲁迅编修《史略》的指导思想、时代特征以及材料使用、论断下定因由等问题，借此对《史略》予以客观而全面的评价，对鲁迅的学术思想作更深层次的探讨。
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有助于探讨中国小说史学史的早期编纂，从而全面总结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编纂，促使现今治小说史者沿着《史略》的论断以进一步‘接着说’，拓展小说史编纂的深度与广度”（9页）。
与已有的研究论著相比，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注重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历史语境主义”是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最早是由“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提出，他认为人类并不存在所谓“永恒不变的思想主题”，人类的一切思想都只不过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回应”。
昆廷·斯金纳
为了理解已故思想家的思想，我们必须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即“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看待它们”。但由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构成、研究立场以及治学能力的差异，即便是面对同一件历史事件或同一个历史人物，结论也会存在诸多差别。
以往的《史略》研究之所以存有争议，就在于大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史略》产生的具体的历史语境。
温庆新在本书中坚持语境主义的治史规范，持同情与了解的态度，真正做到了将《史略》放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有效的建构，力图还原鲁迅编纂《史略》的客观情景，对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鲁迅进行客观审视，这样既避免了以往《史略》研究中存在的偏见，也避免了为鲁迅立传或肆意抨击的俗套。
温庆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以中国小说史学为视野》
比如，温庆新对《史略》经典化过程的问题花费大量的笔墨做出了历史语境主义的分析，《史略》是如何从当初的“讲义”逐渐走向“经典”的？这一问题往往是学人最为好奇的，却也是最为忽略的一个问题。
作者以文献传播学为研究方法，旁证博引了大量的文献材料，从三个方面即：授课、演讲与早期普及性传播、主动馈赠样书与早期“经典化”、治小说史者的专业化接受与经典化，细致梳理层层推进，并举例具体分析不同层次接受的特点，从而得出“《史略》在传播过程中以自身典型的、权威的品质及丰富的、多重的内涵，代表着彼时思想文化的主流导向，通过鲁迅授课之举的普及化传播而逐渐受彼时青年学子及社会名流的认可；在此基础上经治小说史者的专业化诠释及权威化引用，使得《史略》的艺术品质及辽阔的意义空间被不断地‘再创造’，并最终在二者的交融中实现‘经典化’”（13页）的结论。
温庆新教授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丰富和拓深了《史略》的编纂修订和鲁迅双重“小说观”的探讨。
关于《史略》的编纂方法，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进化论等外来的西方文艺理论和传统的考据学对其影响，如宋克夫、钟其鹏、李金荣、杨明贵、马兴波等人，但他们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探析中西不同理论与方法如何影响《史略》的编纂”，却很少有人探讨鲁迅为何要这样做的原因及“对后世治小说史者建构中国小说演进史迹时的不良影响”。
温庆新从皮亚杰的发生学理论和卡西尔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启发，深入考察了近现代时势背景和传统学术思想对《史略》编修的影响。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温庆新的研究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史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话语选择、思想主体、评价体系等方面，即重视“白话小说”、“俚语著书”，强调“平民文学”“民间趣味”，并由此影响鲁迅对作品的筛选和评判。
传统学术思想特别是古典目录学对《史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表达，即“据《汉志》所载归纳得出的‘小说’观成为其探讨汉魏六朝小说的主导、在此基础上又佐以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观，对唐及唐以降的小说探讨则采用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观”（89页）。
这种双重小说观，其实质是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鲁迅究竟是“依中”还是“律西”矛盾心态的流露，是鲁迅编修《史略》时面临着承继传统的知识体系与预先作出的理论设定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由此可以想见，早期小说史家在撰写小说史的过程中是如何的艰难抉择。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具体的问题为导向构建框架。
《红迷剖析红楼之谜》
本书是专人专书研究，按照常规的研究模式，很容易就会写成从社会背景分析到作家作品分析通论式著作，但温庆新不同，他大胆地摒弃这一模式，而是以具体的问题为导向，一个问题接另一个问题，从而构建出本书的框架。
不仅如此，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贯穿于全书字里行间，且不少问题都是前人涉猎不深或未曾注意到的问题，作者在反思、追问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观点。
譬如关于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与《史略》编撰之间的关系，有不少学者虽注意到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但更多的是侧重于揭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至于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对其小说史研究的影响，却罕有人论及。
因此，作者在此基础上，寻绎史料，详细梳理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指出“‘为人生’文学观不仅深刻影响《史略》对古代小说演进规律的设定，且成为鲁迅梳理古代小说演进历程、评判具体小说作品的潜在价值标准”（88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不仅如此，作者还注意到鲁迅的小说家身份对《史略》编纂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史略》体系不严谨，论断过于随意。……二是，鲁迅创作思维与研究思维相杂糅，导致《史略》的感性认识过浓，缺乏客观而公正的理性认识”（186-187页）。一个问题，或正面或反面论证，既可以看到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又可以看出作者缜密的论证方式。
本书的第四个特点是作者对鲁迅《史略》一些经典论断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讨论，并积极思考应对的策略。
譬如就古代小说演进现象而言，作者选择《史略》中三个对后来治小说史者影响最大的问题，即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与传说”、古代小说的“仿拟”现象及“以小说见才学者”进行辩正。
温庆新指出鲁迅在论述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与传说”时不自觉地将起源置换成来源，偷换概念，“这不仅导致其论断过程不严密、证据不充分及逻辑混乱等情形，甚至影响《史略》建构的理论基石”（142页）。至于古代小说的“仿拟”现象，作者认为鲁迅更多是从作品的“精神”和“形式”入眼，与当下流行的“互文性”理论有本质的差别，并指明治小说者在探讨“仿拟”现象时应有的研究思路与方向。
至于“以小说见才学者”，温庆新对“才学小说”是否可以单独作为小说类名，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他认为“若欲继续使用已广传的‘才学小说’一词、并把它当做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予以突出的话，就必须从小说作品的实际出发，而不是拘囿于从概念到概念的圈定，而应进行从作品实情到归纳概括的推演”（166页）。
温庆新教授
此外，温庆新还对《史略》中的“唐传奇”、“讽刺小说”、“谴责小说”等小说类名及小说史意义进行探讨。
温庆新的研究不仅指出了鲁迅编纂《史略》时的缺陷，也纠正了学界对《史略》相关论断的误读曲解，并力图在批评与反思中找寻一种行之有效的小说史编撰的发展走向与路径。
温庆新在本书中自始至终保持一名学者应有的学识素养：客观理性、严谨细致，在具体的论述中做到言必有据，论证详实，材料丰富，见解深刻、逻辑缜密，在他的笔下，鲁迅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圣人，他有长处也有短处，有深邃的领悟力、评判力的一面，也有论断随意、感性认识过浓的不足，但他始终是一个乐于倾听批评声音和积极吸纳他人成果且不断反思和成长的“伟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史略》得以由讲义稿件向专家著述转变，终为典范之作。
总之，本书是作者多年持续思考的结果。既有充分探讨《史略》经典化演进过程，也有对鲁迅双重小说史观的批评，既有冷静思考如何寻求行之有效的小说史编撰的发展走向与路径，也有深入肯定鲁迅《史略》的学术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对所涉猎领域的驾驭能力和自信。
而鲁迅的《史略》也在这样的解构与建构中，不断阅读、诠释与逼近中，昭显着它自身的经典性与现代性：写给青年看，并向未来敞开。
《中国小说史略向未来敞开》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