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贵晨：“倚数”称名和“倚数”谋篇（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二）
中国古代文学数传统最外在的表现是“倚数”称名，最具关键意义的是“倚数”谋篇。
首先，古籍分类和丛书、选集以及个人撰作“倚数”称名。
《周礼正义》
为群书分类编目出于书籍保管流通的需要，理论上当始于《周礼·保氏》“六艺”。但“六艺”不载其书，所以，我国真正目录学乃始于汉代刘歆承其父刘向《别录》分群书之类目著为《七略》，《汉书·艺文志》据以删存；晋荀勖《中经新簿》创为四部分类法，与七分法并行；后世南朝宋王俭著有《七志》，梁阮孝绪著为《七录》，至《隋书·经籍志》确定经、史、子、集四部之名称次序，“七”分法为“四部”分法所替代，并最后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四部”“四库”几乎成了全部古籍的总名。
若从“六艺”算起至《四库全书》，中国古籍分类目名几经变化，却无论如何，其总称始终都要有一个“数”。这种事，不往深处想也罢，但若“每事问”，溯源就应该是古代“倚数”编撰的传统。
[补说：七分法有当时文献实际的根据，但其一定是“七”分，应当如《孟子》七篇，因北斗七星崇拜而以“七”为编纂体式的法则；四分法的产生可能主要是从对当时古文献状况审量而来，但是，也不排除对“四”之为数神秘意义的考虑。待考]
《四库全书总目》
其他古籍丛书、选集之名以数称者更不胜枚举，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五经、六经、十三经、十七史、二十四史、千家诗、万首唐人绝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六十种曲、六十家小说……等等。
这流衍百代大小不等之“数”的书籍群体，纵然未达古代文学作品的全部，数量也足以惊人。其中个别地看，如“十七史”“百三名家”等绝无深意。但在总体考量之下，如《三坟》《五典》一类假托之书，也各因“三皇”“五帝”之数而以“数”称，岂不是从来就有意为之。这固然由于量必有数，但编纂者首要在量数上打主意，也应该是“倚数”传统使然。
个人之作“倚数”称名者，书籍如《一峰集》《二希堂文集》《三鱼堂文集》《四溟集》《五柳先生文集》《六研斋笔记》《七如题画小品》《九灵山房集》《十驾斋养心录》《六一诗话》《二十七松堂集》等等，多为以数称之别号、斋名等移作集名；篇章如《一枝花》《二京赋》《三都赋》《四愁诗》《五噫歌》《七发》《八哀诗》《九歌》《十离诗》，等等，乃至有著名的楚辞“九”体，汉赋“七”体等，多见于唐前诗文。
映旭斋刊本《三遂平妖传》
但是，这种情况即使在明清小说中也不少见，如《三遂平妖传》、“三言二拍”、《七侠五义》《四婵娟》《一百二十行贩扬州》等等。而以戏曲中为多，笔者据《曲海总目提要》和邵曾祺编《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所收剧目统计，得剧名含有数字者228种，其中仅含“三”字的就有58种。民歌中如《子夜四时歌》《五更调》《九张机》《十八相送》之类，也不乏其例。
其次，古籍撰作“倚数”谋篇。
上古以创作为圣人之事，以致孔子“述而不作”，不敢自比于“作者”。而后人有所述作，必意在笔先，构思“举措以数”。《周易》近乎数字的魔方，而《周礼》更象周官阶级名数的账簿；《吕氏春秋》用“数”字112次，用“其数”22次。这些，显示作者著书不得已而用“数”和用“数”之热忱。最突出是以“天数”“命数”等为一篇布局的根据。
上举杨希枚先生文已论及“战国末季到西汉中世”古籍“倚数”编撰的情况。其实历代典籍大都具“倚数”编撰的特点，如其篇卷数除少量作一、三、五、七、九各奇数者外，无论篇幅长短，基本上都以偶数结卷（则、回、折等）。
《周易》
十数以内一至九各奇数为《周易》所说的“天数”，因属阳主生而神圣。所以，小说中如《汉武帝内传》载仙书为“一卷”，《史记·留侯世家》载黄石公授张良书为“一编”，《水浒传》中九天玄女授宋江天书为“三卷”，《太平广记》卷60《女几》载仙人授女几素书“五卷”，卷61《成公智琼》载女仙智琼著《易》“七卷”，《尚书·益稷》载“箫韶九成（即九章）”。
总之，凡上天神仙之书，篇卷数大概不出这五个“天数”，而以“一卷”“三卷”者为多，换句话说没有以偶数结卷者；而世俗作者所著，十以内卷数往往奇、偶不论。十数以上则大都以偶数结卷。
并且从《隋书·经籍志》以下各史艺文著录看，愈往后世卷为奇数者越少，至《清史稿·艺文志》所载就成了极个别的情况，以致清代金和跋吴敬梓《儒林外史》曾感慨“先生著书皆奇数”云云。
可见到了清代，学者文人著作以偶数结卷已约定俗成。这直接本于“二主偶”（《淮南子·坠形训》）和“数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宋史·蔡元定传》），而源于《周易》“一阴一阳之为道”之说。
《诗词曲艺术通论》
但是，数对古代文学谋篇的更深刻影响还在于其对确定文学抒情体式或叙事框架的作用。前者突出表现于近体五、七言律绝体式的形成。
熊笃先生认为，近体诗律起源于南齐永明间沈约“四声八病”说的发明，至初唐沈佺期、宋之问形成五、七言律绝的定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初直接受到了《周易》四象八卦观念的影响，而实践中能广为文坛大众所接受，“也正与集体无意识中对于‘八’、‘四’这些数象所包含的历史文化意蕴的长久积淀有关”[3]。
后者从叙事文学常用宿命故事框架可见一斑。《三国演义》中仅“天数”一词在各种不同场合出现就有17次，如“汉室倾危天数终”（第三回）、“两朝旺气皆天数”（第五十四回）、“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第一百二十回）等，“天数”多关乎作者对全部故事走向或主要人物命运的裁断，从而是全书总体构思的关键。
“刘玄德三顾草庐”借崔州平之口论汉朝之“数”与“命”一段话，与诸葛亮在火烧司马懿不成之后感叹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等语相照应，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以“天数”与“人心”对立和归结于“天命难违”设定全书框架的预想。
邮票《三顾茅庐》
[补说：诗歌中也有以数为全篇布局结构者，如《文选》卷三十鲍明远（照）《数诗》：“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锺。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共瞻迟，寡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又见本书《〈西游记〉的“倚数”意图及其与邵雍之学的关系》一文引《西游记》第二十三、三十六回中“倚数”诗各一首。]
这种以“天数”为全书总体构思原则的做法，也体现于《水浒传》《红楼梦》。两书主要人物分别为“妖魔”出世和神仙谪世，而《水浒传》中九天玄女和《红楼梦》中警幻仙子及一僧一道就分别为指导宋江、贾宝玉等完成“天数”的轮回而设。其作用如同《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专以照管下界“历劫”者走好回归天界之路。
《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写九天玄女教训宋江说：“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由此可知《水浒传》故事布局根本上是以所谓玉帝早有安排的“天数”为依据。
连环画《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书中也有 11 次明言及“天数”，如第一回说：“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岂不是天数！” 第七十一回写道：“聚弟兄于梁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结末梁山英雄死亡相继，便屡屡有“天数将尽”的话头。
可知《水浒传》作者构思，从“洪太尉误走妖魔”到“梁山泊英雄大聚义”，到英雄们渐次折损的叙述，无不照应九天玄女的旨谕，是根据于“天数”的安排。
《红楼梦》写石头、神瑛侍者、绛珠仙子及“一干风流冤孽”造幻历劫故事，似以释家之说为本，实际却是建立在“数”的传统之上。
书中“数”字用为“天数”“命数”“定数”义者有12处，如第一回：“这石凡心已炽……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第五回：“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第一百二十回：“宝钗……有这个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定数的。”等等，表明《红楼梦》也由“数”起，由“数”终，其中“家运”“人生”“功名”等等，莫不由于“定数”。
连环画《宝玉出走》封面
至于《西游记》开篇即称“天地之数”，“八十一难”为“九九行满道归真”；《封神演义》以全部故事起于“天意已定，气数使然”；《儒林外史》开篇有“百十个小星”的降世而结末有“幽榜”，等等，都是数传统在作品布局谋篇中的表现。
古代戏曲多取材于小说，其布局谋篇也多“倚数”。但是，大约由于戏曲的表演性质，不便象小说那样可以随意布置，所以戏曲文学以“天数”“命数”“定数”安排故事的底蕴往往难以目测。
但是，象元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借“二十年福力”的故事，《荐福碑》“三封书谒扬州牧，半夜雷轰荐书碑”的故事，所据之观念也还明显是“定数”。而孔尚任《桃花扇纲领》自叙剧作人物安排的根据，也“实一阴一阳之为道也”。如上论及，“一阴一阳”即“二偶”之数。
清西园刊本《桃花扇》
总之，从先秦到明清，各体各类文学都贯穿有“倚数”称名和布局谋篇的原则，而且从经史诗文到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日渐深入，见出古人以数理总揽群书或一部书为文献——文学编撰普遍的观念。
[1] 熊笃《诗词曲艺术通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