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春：厚积薄发 静水流深——《高淮生文存》编辑手记
2017年至2020年四年之间，知识产权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中国矿业大学高淮生教授的五部学术著作，分别是：《红学丛稿新编》《周汝昌红学论稿》《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名家与红楼梦研究》《昨夜的星辰——红学书评初集》。
《高淮生文存》，高淮生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版。
为了全面梳理高教授学术历程，总结高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知识产权出版社将这五部著作集结成套出版，合称《高淮生文存》（全五册），归入出版社“当代名家作品系列”。
这五部图书按时间顺序，追踪高教授所倡导的红学学案体这一现代学术史模式之路径，相继呈现其内容上和写法上的承袭与创新，构成一个主脉清晰、分枝丰富的“学术五部曲”，全景式地展现了高教授对《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总结与反思。在这五部图书相继出版的过程中，知识产权出版社同时举办了多场相关的学术座谈会，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与传播。
可以说，用四年时间，出版同一位学人的五部学术著作，同时，出版社又能积极地参与到作者所研究的学术领域的学术活动之过程中，这在学术出版史上并不常见。
笔者这篇编辑手记记述了这套《文存》诞生的诸多细节，试图呈现我们之间愉快合作的历程。
2017年5月28日，笔者与高老师第一次见面于北京名人大酒店，我当时带着《红学丛稿新编》的合同请高老师签字。我清晰地记得，酒店的宴会大厅鲜花着锦、灯光璀璨，高老师神采奕奕地从楼梯走下来，我们在大堂一侧的桌子旁坐下。
《红学丛稿新编》
高老师的健谈与随和让我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得到了缓解。合同顺利地签好了，高老师热情邀请我参加第二天的学术会议即“红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这次论坛由高老师与乔福锦老师策划组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学术会议，正是这次机缘，让我真正走进了《红楼梦》的大观园，一旦入梦，便不想醒来。
因为高老师的信任，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学术活动。我曾多次来到徐州，中国矿业大学美丽的校园、高老师雅致的茶室，无不滋润着浓厚的学术氛围，涵养着一位学人对学术的不懈追求。
高老师是一位特别有人情趣味的老师，他性格豪爽，做事效率极高，对学生关爱有加，关心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一次，在徐州当地的特色饭店和高老师共进晚餐，还有王祖琪、拜剑锋等高老师的得意弟子，席间，大家一起唱起《枉凝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默契感油然而生，古人所说的“志同道合”“同道中人”之乐莫过于此了吧！
《名家与红楼梦研究》，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
在学术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高老师一直追求着创新和超越。怎么将学案体模式继续深入？从哪些新的角度切入？如何让每一个选题都能“立得住”？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我们曾在微信反复讨论《名家与红楼梦研究》一书的内容和结构，当时构想从三个角度下笔——名家说“红”、后人说名家、我看名家说“红”，语言风格则应通俗易懂。我和高老师常常为想出一个独特的视角而“捻断数茎须”，也常常为写出的一篇精彩文章而“漫卷诗书喜欲狂”。
高老师对写作似乎有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决心与执念，每每确定一个新的题目，便腾出大块的时间集中写作，可以说，红学中人送给高老师“拼命三郎”雅号真的名实相副。我在编校高老师的书稿过程中，往往如此约定，高老师每写一章就发给我，我来校对，我们时常会从不同角度讨论书稿的内容，从而在下一章写作时加以改进和提高，这样书稿完成了，我这儿也完成了第一遍校对。
长时间的兴奋而紧张的写作，也曾让高老师的健康亮起了红灯，但却并没有稍减高老师对于学术创新的执着与忘我，这一点始终让我感佩不已并一直激励着着我做好自己的编校工作。
作为一名编辑，我们想更多地参与到学术活动中，从出版的角度为学术贡献一份力量。怀着这样的初心，在《周汝昌红学论稿》出版之际，我们联合了江苏省红学会共同策划组织了一场大型的学术座谈会。
《周汝昌红学论稿》，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2018年1月13日，“《周汝昌红学论稿》出版暨纪念周汝昌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知识产权出版社16层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就《周汝昌红学论稿》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与不足以及周氏红学研究等议题展开学术座谈。
这是一次群贤汇聚的盛会，胡文彬、苗怀明、孙伟科、赵建忠、曹立波、乔福锦、周生杰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来自出版界的前辈，以及来自部分高校的研究生等共计三十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这是一次“彩虹之上，和谐对话”的盛会，会议秉持“求真务实”的精神，专家学者们虽有观点的交锋，但都温文儒雅，不失风范；这是一次精心组织的盛会，会议为期一天，分为开幕式、上下两场学术座谈，每场座谈均安排主持人、评议人，中间安排了视频采访等环节，会后制作了多种形式不同的视频宣传资料。
这场座谈会的综述文章已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发表，辽宁师范大学梁归智教授特意为座谈会撰写了一万多字的“读后感”《当艺术成为学术的张力——读〈周汝昌红学论稿〉的感想》。可以说，这场座谈会的学术影响正日渐发酵传播中。
《周汝昌红学论稿》出版座谈会是我们的一次有益尝试，展示了出版人对学术出版的责任，也展示了编辑在学术出版过程中的“大有可为”。
2020年8月12日，疫情之后和高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国贸旁边的一个咖啡馆，从咖啡馆的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的伟岸雄姿。当天的北京暴雨将至，风雨如晦。小小的咖啡厅内，却可以神游四海，畅论古今，“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昨夜的星辰—红学书评初集》，高淮生著，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
我邀请高老师在赠送我的图书上题词“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挥，不觉悲凉”，这首冰心赠葛洛的小诗，我格外喜欢，字里行间给予我一种人生的平静和从容，认真地生活，认真地工作，就能获得生命的馈赠。
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在思考，如何将高老师的所有书稿做一个总结和归纳？正是这次见面，我和高老师共同确定了出版文存的想法，吹响了五本书合并出版的集结号。其实，当初的拟议是高老师已经出版的七本书合成文存，但因种种原因暂以现在的面貌呈现。
从出版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创意，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套系的图书，可以更完整、全面地梳理学者的学术历程，产生的影响力也会更大。选用“文存”一词，是借鉴亚东书局1921年版《胡适文存》的范例，将丛书定名为《高淮生文存》。
那天与高老师分别时，期待已久大雨经滂沱而至，我们的心情却因为有了更大的目标而激动难平。
作为一名出版人，我尤记得一位前辈对图书设计的精巧心思，那是一本学术泰斗的理论专著，封面选用了作者居室门前松针的绿色作为主体色，表现作者的高风亮节。“立象以尽意”，装帧设计是编辑的创造性智力成果，体现着编辑对作者和书稿的理解以及对艺术创造的把握力，决定着图书的定位与档次。
整套文存并没有采用统一一个封面设计，而是每本书一个封面，加上函套，共有六个设计，每一个设计都可当作独立的艺术品。比如，《红学丛稿新编》的封面选用了红楼仕女图，《周汝昌红学论稿》的封面设计为一封寄给周先生的信，在每一个设计中，各种古典意象的运用搭配、颜色的甄选、意境的营造，都体现着我们对书稿的理解。
《名家与红楼梦研究》的封面强调意境的营造：著者品茗思远，眼中之景衔远山，吞长江，横贯古今，气象万千。封面上部的海棠，既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经典意象，同时以海棠串联起二十世纪的红学历程，每一项学术成果都成为一朵海棠，或立于枝头，或藏于叶下，或含苞待放，或盛开正浓。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的封面以菊与鹤为主要元素。画面主体是一幅从瓷器中拓下来的红楼图案，仙鹤腾起，揭起这幅红楼图案，寓意红楼文化从中国传至海外。
“昨夜的星辰”这个书名来自红迷驿站群群主顾斌兄的灵感，封面突出星辰和“花好月圆”的主题，月光中的桂花，周围装饰彩云纹饰，力图再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意境。
在设计文存的函套时，我想到了高老师在《周汝昌红学论稿》出版座谈会之前送我的一份珍贵的礼物，是徐州的历史文物——十二生肖的拓片。徐州，古称彭城，是一座拥有超过6000年文明史和2600年建城史的文化古城，素有“九朝帝王徐州籍”之说。
我不禁想到可以将这个拓片作为重点，寓意着文存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于是选取了生肖“虎”的形象，虎虎有生气；蓝色的背景，冷静深邃，将文存的出版跳脱出红学研究，上升到整个人文学科领域的示范意义。
如今，这套文存即将正式出版，作为责编，我的内心充满期待。高山仰止，是因为山的高大；心存敬畏，是因为知不足而可后进。人们常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意的人生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作者近照
我们对出版、对学术的执着与信仰，蕴含在这套《高淮生文存》（全五册）之中，希望读者能够在这套丛书中看到我们的用心，能够在作者的精神世界里获得共鸣。
2020年11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