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春秋时代的将领是如何判断敌方意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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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战争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正确地揣测敌人的意图，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那么，在缺乏现代通信设备的古代，古人是如何判断敌人的策略与军情呢？春秋时代的古人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而且将他们归纳成宝贵的经验，加以总结。从这些经验中，不难看出古代战争的第一要素，其实是必错，防止敌人侦破自己的情报，努力做到滴水不漏，并努力发现敌人的漏洞与偏差，并加以行动。

1.如何解读敌人的意图

其实在战场上，自己的一切举动：包括车辙、旗帜、鼓角、行军队形、营地设计，都可以在无意间、对敌人泄露自己的去向和意图。

楚庄王包围郑国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前的一些准备性工作往往会泄露己方的军情和策略：比如在秦国人偷袭郑国都城的战斗中，作为内应的郑国驻军将领杞子、逢孙、杨孙就是在向秦军发了情报之后，在驻扎地秣马厉兵：打磨兵器、给战马喂粮草，这一动作惊动了郑国人，结果导致了郑国人对他们下达了逐客令；在后来的楚庄王北伐郑国的战斗中，郑国人将战车布设在城镇街道中，所有人嚎啕大哭，让楚庄王意识到郑国人会拼死抵抗，于是欲擒故纵地后撤30里，等待郑人的意志被消磨掉之后，再一举破城。

晋军在崤山伏击秦军

行军的队列和军人状态，也是重要的情报：在秦穆公派兵偷袭郑国的战役中，秦军在经过东周都城北门的时候，表现的轻佻而无礼：三百乘战车上的甲士仅仅是跳下战车后、摘下头盔，就向天子行礼，然后又轻佻的上战车继续前进，没有遵循“介胄之士不拜”的礼节，所以周人认为秦军表现轻佻不谨慎。事实上这一记载是借助周人的视角，反映了秦军没有做好情报保密工作，在抵达作战地点之前，就暴露了自己的意图；结合故事的上下文语境分析，郑国商人弦高，在贸易时打听到秦军的动向，并提前给母国报警。最后无功而返的秦军还在回国的路上，在崤山遭到了晋人伏击，最后全军覆没。在这一经典战例中，秦人就是没有隐藏好战略意图，结果计划被自己的细节所出卖，导致全盘皆输。

长勺之战

“击鼓进军”是周代军事训练和战场上进攻的重要信号，根据这一传统，在长勺之战，齐鲁双方就有一个判断情报、暴露意图和隐藏意图的互动过程。所以齐人的三次击鼓，不仅暴露了齐人的轻率冒进，也是在暗示曹刿：敌军的体力和士气在三次冲锋之后已经有极大损耗，每次冲锋之后，齐人都要重新整理队形，在阵型的整齐程度上，都大不如前，因此曹刿才在3次敌人的冲锋之前积蓄体力，之后才发动一次猛烈的进攻，并一举成功。

而且由于深谙齐人宽缓阔达、喜好奇谋的地域文化，所以尊奉周礼、比较保守拘谨的曹刿并没有立即下令追杀败军。而是在确定敌人的车辙混乱、旗帜零散之后，才放心大胆地发动追击，最后将对手驱逐出国境。

除了金鼓信号，阵型也能反映指挥官的意图或者策略。有心的将领和军事家，可以根据敌人的阵型做出明智的对策取胜。在春秋的战斗中，大军一般是分成左中右三军，将领们会根据敌人的布阵模式，和各部分兵力构成，判断敌人的强弱比例，然后先破其弱军，再克其剩下的部分，化小胜为全胜。这一思路，最早出现在周郑之间的长葛之战：由于周桓王让陈、蔡、卫军队作为自己的左右翼，而这些小国政局动荡、军心不稳，所以遭到了郑军的先行打击、溃退，而周天子所在的中军，最后遭到了郑国三军的夹击而战败。

城濮之战中的两军列阵

在遥远的南方，楚国人习惯将精锐的王族直属部队部署在中军位置，但是在两翼或者阵前部署盟友或者臣属国的杂牌部队，所以敌军一般会选择突袭楚人的左右翼破局：城濮之战中，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率先击破楚军战力薄弱的右翼；为了扳回败局，楚军派左翼冲击晋军的右翼，结果遭到了诈败的晋军右翼和中翼夹击，最后晋军迫使丧失了两翼的楚军退出战斗。正是因为正确判断了楚人的布阵模式，晋人才制定了正确的破阵战术。

左中右三阵是当时的常见阵型

同样是在晋楚之间的鄢陵之战中，晋楚两军中都有精通对方情报的叛逃人员：晋人伯州犁和楚人苗贲皇，两人都为各自的新主人分析对方的情报；但是伯州犁仅仅是机械地告诉楚王敌人每个战术动作的意义；而苗贲皇在观察了楚人的布阵后，告诉晋君楚人喜欢将主力部署在中路，两翼都是军阵不整的郑国人、军纪松懈的陈国人、完全没有阵法的陈国人，再加上楚军一大清早就轻挑地来到了晋军营地前挑战，布阵不严谨而且轻佻的他们，很容易被击败，而最后的战局，佐证了晋国人的战前预言。

鄢陵之战

除了车辙和阵型，营地的风吹草动，也可以透露出情报。比如“楚幕有乌”这个词语，就出自《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在偷袭敌营失败之后，楚军连夜撤离军营，解除了对于郑国都城的包围。而郑国人判断楚人撤退的依据，就是楚人的军营和幕府上空有乌鸦在盘旋，这意味着军营已经空空如也，无人驻扎，说明敌人已经散去。长勺之战和楚幕有乌类似的经验被写入了孙子兵法，就有了《行军篇》里的相敌之法，对于春秋时代的战场侦查进行了凝练概括，后来的《吴子》，《尉缭子》也有与之类似的表述，可见战场情报侦查的重要性：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

2.隐藏己方的情报和释放干扰性情报

在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中，攻守两方不仅会破译对方的情报，而且也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并释放干扰性信息、假情报。

春秋历史的起点和西周历史的终点，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是著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虽然从后来出土的《竹书纪年》来看，这一说法并不成立；而且最早的关中地区的烽火台遗址是西汉时代的。但这暗示了东周和秦汉时代的人，已经深刻地知道信息传递和情报准确对于国家公信力至关重要，甚至在关键时刻威胁到邦国存亡。

管仲射中的公子小白的带钩

在个人层面上，在齐襄公死后，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夺位战争中，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带领伏兵，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但是管仲其实是“射带中钩”，他命中的是小白的腰带，没有对小白造成致命伤害；而后者为了避免管仲的加害，于是故意咬破舌头装死，这才骗过了管仲和鲁国追兵，并比公子纠先赶回齐国，继承君位，成为了后来著名的齐桓公。

而战役层面，干扰性信息可以来源于武器装备：在公元前555年晋国联军远征齐国的战役中，为了恐吓齐人，晋军故意在山下的林木荒野中插满旗帜、用战车拖着柴草在车后飞驰、制造巨大的扬尘，以此夸大晋军的规模，最后如愿以偿地起到了恐吓作用，吓走了齐国君臣；而在城濮之战中，晋军在战车上蒙上“皋比”（虎皮），让敌军战马误以为是老虎在拉车，也属于释放典型的干扰性信息。

城濮之战中的晋国战马蒙有虎皮

干扰性信息不仅仅来自于地利和具体的道具，也来自于天时与人和。利用天时干扰敌军作战的案例，有春秋末年的吴楚鸡父之战：在公元前519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吴军突然在月末的晦日出兵杀敌，而对于中原人、楚人而言，晦日用兵是不吉利的，天时干扰到了楚人的心理因素，让楚军猝不及防，但是吴国人文化简谱粗疏，所以这一心理暗示对于吴人并不存在，因此可以放心大胆的杀敌；而在著名的郑国-晋国的铁之战中，阳虎建议赵鞅在战车上多插军旗，伪造己方战车众多的假象；同时，借助自己曾经击败郑人、郑人畏惧自己的条件，阳虎亲自站在阵前，恐吓郑国人的士气。

鸡父之战地图

3.文化差异在春秋战争中的作用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的文化差异巨大

在今天的中国，虽然互联网和高铁正在不断缩小各地的文化差异，但是依旧可以感受到“千里不通风，百里不同俗”，更何况是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呢？比如吴王夫差在联合鲁国北伐齐国时，为了表示对于司马州仇的欣赏，于是赐予了他吴越出产的名贵宝剑，“吴越之君皆好剑，其民轻死易发”，但是吴王眼里的珍宝，在周礼文化中却有着令人不安的隐喻：国君赐剑意味着让臣下自裁，幸亏有“瑚琏之器”子贡打圆场才避免了尴尬。其实无论是“橘生淮南则为橘”，还是南北“风马牛不相及”，还是“楚人安楚，越人安越，君子安雅”，都体现了当时各国巨大的文化差异。

楚墓有乌象征着营地空旷，无人守卫

其实春秋时代的外交和战争中，属于典型的跨文化交际；而方言的差异，非常有利于先秦诸侯国的情报保密工作。因为中原人语言是夏言，所以中原人无法破译其他方言下达的军令：语言差异对军事活动影响的典范，就是公元前666年，楚国司马子元在伐郑的过程中，发现郑人城门洞开，等待楚人冒进深入，最后瓮中捉鳖；但是在司马子元发现了敌人的预谋，于是用楚地方言“楚语”下令楚军有序撤退，这避免了军事口令被敌军识破，而实际上楚国贵族为了和中原人交涉，其实普遍会讲中原的雅言。可见司马子元是在有意使用语言隔阂保密。

卫懿公的错误政策导致卫国险些灭亡

除了语言隔阂，礼仪文化的差异，也是重要保密手段。比如在卫懿公惨败于戎狄入侵之后，他手下的太史被戎狄俘虏，但是这两个太史临危不乱，反而很镇定地告诉戎狄：我们是太史，掌管着卫国的宗庙社稷，没有我们引路，你们无法得到卫国；但是骗取戎狄人的信任之后，他们反而先回到国都报信，警告卫人提前放弃都城出逃，这才避免了所有卫国人被戎狄一网打尽的命运。

秦穆公称霸西戎

在开战前，己方还可以利用礼仪文化的差异，对敌国释放干扰性信息：与秦国为邻的戎狄也受到秦穆公的文化攻势：为了防止西戎之王重用贤士由余，秦穆公君臣决定送戎王女子乐队：“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其目的不仅在于离间戎狄君臣，还让戎王怠政；而且这一送礼，是打着礼乐教化的幌子进行的。最后这一干扰性信息，导致了戎狄惨遭秦国灭国。

假道伐虢中的伐虢，就是以利益干扰对方的正确外交决策

不仅仅是不同文化区的居民会受到干扰性情报的影响，同一文化区的诸侯国之间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假道伐虢，就是典型的例子：晋国以典型的外交礼仪：赠送屈产良马和垂棘之壁给虞国国君，从他那里借到讨伐虢国。这一谋略隐藏在礼仪的外表之下，玉璧和良马作为干扰性因素，激发了虞国国君的野心，让他对晋国的巨大野心出现了选择性失明。珍贵的礼物对于国君而言，很可能是包藏祸心的干扰性信息的源泉。因此，这个案例证明了孙子所说的“能使人自至者，利之也”，只有用利益引诱，才会让人主动放弃他们占有的东西。

田单以破坏坟茔的方式，反向激励人心

由于中国人非常崇拜祖先，所以祖先的坟茔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基于让敌人因为愤怒而犯错的原则，这一点会被人加以反向利用，战争会在极端情况下，践踏传统风俗：在晋文公讨伐曹国，和田单恢复齐国的战斗中，前者故意破坏曹国人在城外的祖坟，让他们非常不安，在将晋国人的尸体送出城市的时候，晋国人趁机鱼贯而入，攻破了人心惶惶的曹国都城；而田单则充分利用了中国人重视祖先的习俗，故意引导燕国入侵者破坏齐人的祖坟，最后让齐人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积累了齐人反抗燕国的士气。这一对截然相反的案例都证明，其实传统习俗，也可以成为战争中的干扰性因素，极大的影响军队的人和。

吴起

最后到了战国时代，这些春秋时代的情报战经验都得到了兵书的肯定和总结归纳，比如战国时代的《六韬》，就明确地建议诸侯国应当组织72人的情报机构，包含天文、地利、伏旗鼓、耳目、羽翼等人员，其中耳目负责制造假证件和假情报，用于动摇敌方军心，提升己方士气；而在《吴子》中，军事家吴起则认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为事机，通过情报可以离间敌国君臣，造成君臣失和，这样就可以有机可乘。

这些有趣记载出现在《左传》中，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书写工具的珍贵和书写成本较高，所以当时形成了朴素深奥的书面语风格，比起于那些中规中矩的战斗，战争中那些违背常规、或者对战局有重大影响的操作，才值得记载一笔。《左传》的作者才会将以上这些有趣的小细节记录下来，除了丰富事件记载和人物性格，本身也提供了一些复原军事史的细节。无论左传的作者是吴起还是左丘明还是另有其人，这部作品很明显是一个有军事经验的作者创作的，所以对于战争有恰到好处、点到为止的精彩描写：无论是战车贵族间的厮杀，还是站在巢车上俯瞰对方阵型，还是战斗前将领的梦境，亦或是战后余生的感叹，书中都有涉及，这种真实感极大的区别于日后很多文献对于战争流程化或者模板化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