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信仰，重看城投！
（上海信托圈）
在连日的风险消息之后，“城投信仰”再次遭受了冲击，市场对城投债的信心出现了明显的震荡。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暂时抛开信仰、用四个更具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城投的真实状况与信用。
城投们如何在债务持续走高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刚性兑付的？
答案也很简单，城投并没有主观违约意愿，只要能借到钱、就能保持刚性兑付。因此，融资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城投真正的风险指数。一旦城投的融资能力枯竭，那么非标违约近在咫尺，公开市场的债务也要仰赖上级政府救助才能得到解决。
在近期的风险事件中，事件的主角早就深陷债务危机，融资能力几近枯竭，离违约早就只有一步之遥。在总体融资环境收紧的过程中，上级政府的协调能力也着实有限；从实际操作中我们不难发现，省级对平台的救助力度还不如地方政府。毕竟谁家亲生的娃，谁才有真正去拯救的动力。
那么，城投的融资能力强弱是如何确定的？市场上比较通行的办法，是看地方可用财力；这非常好理解，就是根据未来地方政府的财力来评判平台的兑付能力。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地方可用财力并不等于城投的可用财力；地方政府往往不只有一个平台，并且在保住平台之前，还要优先保住地方财政的稳定。
在近几年地方财政走弱的大环境下，许多地区已经呈现城投反哺政府的趋势。如今我们深挖城投可用财力时，应当关注地方财政的现状与政府隐性债务的多寡——近期的城投可用财力，实际来自财政的部分极其有限，甚至还要扣除一部分用于补充地方财政。
因此，当下我们审视地方平台时，应更关注城投自有项目带来的回报、以及纳入政府预算部分的政府补助；依靠地方财政全口径看待城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实际上，城投就是完全依靠债务在发展，绝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实际投入都是有限的。那么城投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与城投的投入是否有产出，将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因此，债务率的多寡并非直接衡量城投的决定性依据，更重要的是城投的投入是否有足够的产出。
城投的投入有哪些产出？其实无外乎是三类，
一是：替代政府建设公益性项目，这部分的收入与地方财政挂钩，也就是与一般公共预算发展挂钩；
二是：进行土地整理、一级开发业务，这部分收入与土地出让收入挂钩，也就是与政府性基金增长挂钩。
三是：进行市场化基建投资，收益来自于项目本身，也就是与本身的营业收入挂钩。
因此，我们在评判城投时可以讲城投的支出与对应的收入进行一个梳理，通过历年状况与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不同地区的城投差距实在是大。当然，从中我们也会发现城投与地方的发展高度趋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从实践上来看，有很多地区的城投都走到了一个相对危险的边缘。但同样的处境，却有人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城投们并不是一个个的客观实体，而是无数意识的汇总。决定最终决策的，与预期有很大关联——认为发展前途正好的地方，自然选择共克时艰、渡过难关；但发展阻滞已久、完全看不到希望之时，自然有人选择弃疗。
因此，处于发展明显上升期的地区，债务率再高，违约意愿也很低。把地区换成行业，也同样适用，对于某些夕阳行业来说，强行的救助显得画蛇添足，不过是强行续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