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综合征:看这一篇就够了 | 临床必备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抗精神病药进入临床后,研究者首次对抗精神病药相关恶性综合征(NMS)进行了描述。若临床表现典型,NMS相对容易识别;然而,目前尚缺乏特异性的诊断标准,且发病率较低,进而对相关研究构成了限制。
一般而言,患者在使用抗精神病药后出现以下四大症状,即肌强直、体温升高、意识水平改变及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后,即可诊断为NMS。然而,NMS在起病、发展及转归方面存在异质性,且无通用的标准,使得各路研究自说自话,减弱了研究的效力。
日前,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者对NMS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并从超过4000篇相关文献中筛选出42项研究,对NMS的诊疗进行了全面回顾,全文发表于Prim Care Companion CNS Disord。以下为主要内容:
诊断标准
通过使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国际多学科专家小组针对NMS诊断标准的提议如下:
症状出现前72小时内,曾暴露于多巴胺受体拮抗剂或停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
至少在两个不同的场景下出现体温升高(口腔温度≥100.4°F或38℃)。
肌强直。
精神状态改变,包括意识水平的下降或波动。
肌酸激酶升高(≥正常范围上限的4倍)。
交感神经系统功能不稳定,存在以下至少两项:
a. 血压升高,收缩压和/或舒张压较基线升高≥25%。
b. 24小时内血压波动显著,收缩压波动≥25mmHg,和/或舒张压波动≥20mmHg。
c. 大量出汗。
d. 尿失禁。
代谢水平亢进,定义为心率较基线升高≥25%,呼吸频率较基线升高≥50%。
无其他潜在病因,包括感染、毒素暴露及代谢/神经系统病因。
病理生理学
一般认为,NMS由下丘脑及脑干调节系统多巴胺D2受体被阻断而诱发,表现为极端的广泛性全身性高代谢综合征。
1999年,Gurrera提出假说,称交感神经系统活动过度亢进可解释NMS的很多特征;情绪或心理应激下,个体出现过度放大或极端的交感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可能是NMS的特质性易感因素,而多巴胺受体拮抗可诱发这一易感状态,进而导致NMS。
Mann及其同事则认为,抗精神病药拮抗D2受体所导致的多巴胺能神经传递紊乱可导致NMS。他们提出,个体既往已存在的中枢多巴胺能低下是一种特质性易感因素,伴随急性、重复性暴露于应激所导致的多巴胺系统功能变化,进而诱发NMS。
高危药物
现有证据显示,几乎所有市面上的抗精神病药均可导致NMS。相比于低效价及第二代抗精神病药(SGAs),高效价的第一代抗精神病药(FGAs)诱发NMS的风险似乎更高,但这一观点仍有待验证。一项纳入111例确诊或高度疑诊NMS病例的分析中,51%的病例与FGAs相关,45%的病例与SGAs相关。所有NMS患者中,高效价FGA氟哌啶醇被视为「罪魁」的比例高达44%。
尽管FGAs及SGAs的划分较为主观,但两类药物的药效动力学的确存在差异。简言之,SGAs对D2受体的亲和力相对较低,而对5-HT2A受体的拮抗效应则较强。5-HT2A/D2受体亲和力比值较高可能与此类药物锥体外系反应(EPS)风险较低有关,而EPS似乎与NMS的发生存在某种关系:年代较久远的研究中,FGAs在至少95%的NMS病例中也引发了EPS。
然而,SGAs诱发NMS的风险同样存在。目前,美国共有12种SGAs成分获批上市,其中至少9种有导致NMS的证据,包括阿立哌唑、阿塞那平、氯氮平、伊潘立酮、奥氮平、帕利哌酮、喹硫平、利培酮、齐拉西酮。一项纳入68例NMS的研究显示,62%的NMS发生于SGAs治疗的最初2周内,3人死亡。尽管本项研究提示,SGAs相关NMS的死亡率似乎低于FGAs,但前者的性质及严重度与后者相仿,且同样可能致命,不可掉以轻心。
关于D2受体部分激动剂
阿立哌唑、依匹哌唑、卡利拉嗪均可部分激动D2受体;相比于其他抗精神病药,这三种药物引发D2受体过度拮抗的理论风险相对较低。尽管一些医师寄希望于此类药物能够降低患者发生NMS的风险,但Murri等也报告了14例阿立哌唑相关NMS病例。此外,阿立哌唑相关NMS在临床表现上似乎异于其他SGAs相关NMS,包括较少出现高热、大量出汗及呼吸急促。依匹哌唑与卡利拉嗪在2015年下半年方获批上市,目前尚无足够证据确定两者引发NMS的倾向。
(延伸阅读:阿立哌唑的「亲戚」,你知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治疗精神病性障碍外,多巴胺受体阻断剂用于其他医疗用途时也可能诱发NMS,包括丙氯拉嗪及异丙嗪用于镇吐时,氟哌利多用于麻醉及镇吐时,甲氧氯普胺(胃复安)用于治疗胃轻瘫时,以及阿莫沙平用于抗抑郁等。
高危因素
男女老幼均可出现NMS,但年轻男性占大部分。
NMS既往史:重新使用抗精神病药的NMS患者中,有17%-30%再次出现NMS。
罹患器质性脑综合征及智力残疾。
全身性高危因素:耗竭状态、脱水及营养不良。
精神运动性激越。
外周给药(相比于口服给药)。
抗精神病药加量过快。
抗精神病药日总剂量过高。然而,NMS也常发生于正常治疗剂量范围内。
发生率
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1991年的16项研究的汇总数据显示,NMS的发生率约为0.2%,但当时仍是FGAs的天下。相对较新的数据显示,NMS在接受抗精神病药治疗的患者中的发病率为0.01%-0.02%。
核心表现
尽管不同患者的NMS病程差异很大,但精神状态改变往往是可观察到的重要的早期征象,表现为谵妄或意识水平的下降,从昏睡到昏迷。需要注意的是,NMS患者可能显得很警觉,实际上却茫然无措,对外界无应答,类似于紧张症性昏迷的表现。
广泛性的肌强直也是NMS的一个核心特征,铅管样强直是其最为严重的形式。这一症状可能对抗帕金森药物治疗无应答,且可能伴有其他神经系统阳性体征,包括震颤、流涎、运动不能、肌张力异常、牙关紧闭、肌阵挛、构音障碍、吞咽困难等。上述现象可能伴随横纹肌溶解。
针对症状出现的先后顺序,Velamoor等发现,大部分病例均出现了四大临床表现,其中超过70%的病例遵循以下顺序:精神状态改变 → 肌强直 → 发热 →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因此,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标志性的先后顺序或有助于临床的早期诊断及干预。
起病方面,16%的患者NMS发生于抗精神病药起始治疗后的24小时内,66%发生于治疗1周内,96%发生于治疗30天内。尽管比例很低(4%),但也有极个别患者的NMS发生于用药至少30天后。
排除及鉴别诊断
NMS实际上是一种排除性诊断,诊断NMS前必须首先除外其他可能性,包括其他神经精神疾病、全身性疾病、药物所致高代谢状态等。具体而言,需要首先考虑的诊断如下: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感染,如急性病毒性脑炎、破伤风、细菌/真菌/寄生虫感染等,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占位性病变,如肿瘤、脓肿、卒中、创伤等。
内分泌系统疾病:嗜铬细胞瘤及甲状腺毒症的临床表现与NMS存在部分重叠。
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及混合性结缔组织病。
若患者存在发热、自主神经功能不稳及肌强直时,还应考虑到以下可能性:中暑;5-HT综合征;中毒;吸入性麻醉后的恶性高热;帕金森患者骤停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如左旋多巴、金刚烷胺)后的高热综合征;神经兴奋剂(如可卡因或苯丙胺)或致幻剂(如苯环己哌啶)所致高热;抗胆碱能药物中毒;酒精或镇静药物戒断等。一种罕见的情况是,精神分裂症或心境障碍患者可能出现恶性紧张症,与NMS难以鉴别。
基于DSM-5,紧张症以显著的精神运动性紊乱为主要表现,需要满足12个症状条目中的至少3个,可能与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有关,也可能由一系列躯体状况(如肿瘤、头外伤、脑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等)所致。静脉给予劳拉西泮1-2mg通常可以显著改善紧张症症状,若无效,则可考虑电休克治疗(ECT),有时甚至可以挽救生命。紧张症与NMS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包括发热、强直、自主神经功能不稳等症状,肌酸激酶升高、白细胞升高等实验室发现,重新使用抗精神病药后症状可能恶化,以及对苯二氮䓬及ECT治疗可产生应答等。
提到实验室及辅助检查,目前并无具有NMS特异性的检测条目。75%的患者可出现白细胞升高(伴有或不伴有核左移)、代谢性酸中毒或缺氧,95%的患者血肌酸激酶升高,67%的患者存在肌红蛋白尿。值得注意的是,强直、高热及缺血所导致的肌坏死可能引发肾功能衰竭。腰穿及神经影像学检查结果通常无异常,但54%的患者脑电图呈现非局灶性的广泛性减慢。患者还可能出现血钠水平异常(低钠血症及高钠血症均有报告)、脱水、血铁水平下降、血儿茶酚胺水平升高、凝血障碍等,但结论并不一致。
治疗及管理
NMS的出现往往令精神科医生猝不及防。有研究者建议,NMS的治疗也应个体化,基于持续时长及严重度加以选择。很多情况下,NMS其实是一种自限性医源性疾病,停用抗精神病药及相关治疗已足以逆转症状。
第一步,无疑是停用相关抗精神病药;随后,支持性对症治疗成为NMS管理的关键组成部分。补液应积极,尤其是考虑到大部分NMS患者在急性期处于脱水状态,而积极监测及纠正电解质紊乱也至关重要。碱化或碳酸氢钠有助于预防肾衰竭。对于极端高热患者,物理降温非常重要。临床中须密切监测躯体并发症,如循环呼吸衰竭、肾衰竭、吸入性肺炎及凝血功能障碍等。
目前,有关NMS药物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尚缺乏,临床选药主要基于理论机制及大量的临床报告,采用未获批准但拥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药物:
苯二氮䓬类药物有助于缓解症状及加速恢复,尤其是相对不严重的病例。对于急性NMS患者而言,每4-6小时静脉给予劳拉西泮1-2mg是合理的一线选择,可在24-48小时内有效减轻强直症状及降低体温,并缓解缄默、不动等紧张症样症状。
很多专家建议使用溴隐亭及金刚烷胺等多巴胺能药物治疗NMS。例如,单用或与其他治疗手段联用时,溴隐亭及金刚烷胺可逆转NMS的帕金森样症状,减少康复所需时间,并使死亡率降低一半。金刚烷胺的推荐剂量为200-400mg/d,分次使用,口服或鼻饲均可。溴隐亭通常以2.5mg bid或tid起始,必要时可加量至45mg/d;然而,溴隐亭可能恶化精神病性症状,并导致低血压及呕吐。另外,过早停用溴隐亭时,NMS症状可能复燃;因此,即便NMS已缓解,溴隐亭仍应继续使用10天。
丹曲林是一种肌松剂,对于伴有严重高热及肌强直的NMS患者可能有用。丹曲林可以与苯二氮䓬或多巴胺激动剂联用,但不宜与钙通道阻滞剂联用,因为此举可能诱发心血管功能衰竭。一般情况下,丹曲林以1-2.5mg/kg起始,静脉给药,若首次给药后高热及强直症状改善,则每6小时追加1mg/kg。丹曲林的副作用包括呼吸功能及肝功能损害。与溴隐亭类似,为预防过早停药后的症状复燃,丹曲林应在NMS缓解后继续使用10天。
ECT治疗NMS也有效。一项纳入55例NMS患者的文献回顾显示,ECT经常在NMS的治疗中发挥奇效,且在此前药物治疗失败后也有效。对于需要即刻病情改善的严重NMS患者,以及致死性紧张症不能排除的情况下,ECT应作为首选。NMS患者通常需要6-10次ECT治疗,平均4.1次治疗后可产生治疗应答。使用ECT治疗NMS时,需密切监测肌肉损伤及高钾血症。患者的年龄、性别、精神障碍及NMS的任何特征(包括紧张症症状)均不能预测ECT治疗NMS的应答。另外,尽管情况可能相当危急,但此时仍应签署知情同意。
转归
一旦识别并及时停用相关药物,除非出现并发症,否则NMS通常呈自限性病程,停药平均7-10天后即可康复,几乎所有患者均可在30天内恢复。然而,抗精神病药长效针剂一旦诱发NMS,其持续时间约为口服剂型的2倍。
急性期症状消失后,部分患者可能残留紧张症或帕金森症状,持续数周至数月不等;即便是在病程后期,ECT治疗这些药物及支持治疗效果不佳的残留症状同样相当有效。
关于NMS的死亡率,早期报告高达30%,但近年来已显著下降(如0、10%、15%)。之所以出现这一改观,很大程度上在于临床对NMS的认识程度较前提高,患者得以更早被诊断,快速停药,接受完善的支持性干预及特效药物治疗。肌红蛋白尿及肾功能衰竭是死亡的强预测因素,出现上述表现的NMS患者死亡率约为50%。NMS患者的死因通常为心肺功能衰竭、吸入性肺炎、肺栓塞、肾衰竭或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
关于再次使用抗精神病药治疗,建议如下:
如前所述,发生NMS后若重新使用抗精神病药,患者再次出现NMS的风险可达30%。因此,患者之前的NMS是否准确,对于后续治疗而言意义重大,需尽可能加以明确。
临床中应充分权衡利弊,必要时考虑换用其他抗精神病药,或抗精神病药之外的其他治疗手段。
一旦决定再次使用抗精神病药,则需要将脱水、激越、共病躯体疾病等NMS高危因素控制在最低限度。
NMS缓解后,建议首先观察2周,随后再重新使用抗精神病药,此举有助于降低复燃风险。
可首先尝试性地单次给药,随后使用低效价的FGA或SGA,缓慢加量,密切监测有无NMS的早期征象,如上文所述的精神状态改变。
重新用药前,必须征求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同意。
一般而言,NMS症状消失后,若重新使用上一种抗精神病药且至少4周未出现早期征象,则NMS再次发作的风险已经很低。
一些医生认为,从机制出发,如果需要重新使用抗精神病药治疗,D2受体部分激动剂的风险或许较低,可作为原有抗精神病药的替代治疗手段。然而,此类药物也可引发NMS,目前尚无足够证据支持这一做法。
结语
NMS是一种罕见但进展快速、严重时可致命的并发症,常发生于使用多巴胺受体拮抗剂或骤停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后。证据显示,NMS的起病、进展及转归差异很大。随着抗精神病药使用的增加,NMS应得到更多的重视,以实现早期识别及干预,改善患者的转归。
文献索引:Ware MR, et al. Neuroleptic Malignant Syndrom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Prim Care Companion CNS Disord 2018;20(1):17r02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