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廉宪使，死作惠民坊”——长阳先贤裴承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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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农历十一月壬子日早些时候，备受明太祖朱元璋恩宠的国舅爷——武定侯（卒后封营国公）、征西将军郭英，还沉浸于讨平川陕叛寇、再立战功的喜悦中。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日，一道来自都察院某裴姓官员的劾奏，又将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顿时令他如坐针毡。这道奏折，检举了郭英的两条罪状，一是“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二是“擅杀男女五人”，要求皇帝朱元璋“治其罪”。鉴于郭英位高权重，又鉴于上述事实按《大明律》都是重罪，满朝文武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人，不惧开国元勋、皇亲国戚，敢于挺身而出、正义直言？令他们以及郭英本人没有想到的是：上奏之人，只是担任监察御史仅仅数年，4个月前被命与张亨等9名监察御史同署都察院事，品级仅正四品的湖广长阳人裴承祖。
（一）
裴承祖，生年史籍未载，约于洪武初年出生于湖广布政司所属荆州府长阳县，今湖北长阳县城老街“拐拐头”（西门菜市场斜对面）一带是其旧居遗址。裴承祖的少年时代，正值国家一统、战乱初平。彼时，长阳在经历了元末“容美土司寇乱”之后，刚刚进入恢复发展阶段。从国家到地方，文教方兴，求贤若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天资聪颖的少年裴承祖勤奋学习，立志报效国家。为了静心学习，他在长阳县内一个叫“梅溪”的地方修建了一间茅屋，专供读书。若干年后，裴承祖功成名就，深受乡人敬仰，长阳父老将他当年读书的草屋命名为“梅溪书屋”。明代诗人“涵虚子”（姓名不详）更是题诗赞颂云：
高人有清趣，结屋凌云烟。占得溪流，一曲梅花边。左持五弦琴，右阅太古篇。清芬入幽室，疏影横湘帘。倒着白接篱，枕书醉后眠。缟衣蹁蹁舞花影，飘然罗浮境绿毛。么凤隔窗吹明月，水寒琼珮冷清风。满眼扫不开，白云飞绕梅仙台。登闲赋就阳春调，一夜春从天上来。
可见，裴氏自甘寂寞、勤学苦读的往事，其后成为竞相传颂的佳话。
△明清长阳县城“拐拐头”，约位于今长阳老街“廪君茶”商铺后方至中国银行宿舍大院东部一带。（向家舟摄）
付出总有回报。明洪武中期，品学兼优的裴承祖被地方推荐为“岁贡生”，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深造。在都城（今南京市）求学期间，他秉承山里人质朴的个性、勤奋努力的传统，扎实求学，逐渐展露头角。在他成为监生后不久，适逢明朝廷为加强监察机构建设，决定采取荐举的方式从国子生中征辟人才。很快，学业、人品俱佳，且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裴承祖，便以“异才”科取胜，被明朝最高统治者朱元璋钦点为监察御史（正七品），进入国家最高监察机关工作。这是他“纪检监察”生涯之始。
据《明史》记载：明朝初年，依元朝旧制设置御史台。洪武十三年五月，罢御史台。十五年改置都察院，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又依十三道，分设监察御史（正七品）110名，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总之，都察院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裴承祖在都察院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于建言，不惧权贵，勇于弹劾，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肯定，逐渐由一名“七品芝麻官”擢升至从三品大员。
洪武二十八年甲辰日，监察御史裴承祖向皇帝建言：
“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泰、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场，岁时祭祀，使知报本之道。”
中国西南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自古，“蛮夷”酋长们凭借“山高皇帝远”，夜郎自大，割据一方。同时，中央政府基于这些地区山穷水恶、民贫地瘠，出于行政成本等考虑，自唐宋开始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至元末明初推行“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实行间接统治，以实现国家形式上的统一。然而，封建统治者及有识之士始终明白历史大方向，即：“羁縻”是权宜之计，“改土归流”才是最终的目的。要实现实质上的“大一统”，民族融合是关键。而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则是在这些地区推行儒家文化，培育忠孝爱国、有仁义廉耻的臣民。裴承祖的这一建言，深符历史大势，契合皇帝心意。因此，朱元璋“从之”，采纳了这一建议，在这些地区大兴儒学，大办官方正祀。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正是因为儒家文化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推广，加快了这些地区的汉化和“改土归流”进程。可以说，在推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促进和维护中华民族大一统方面，裴承祖是一位有功之臣。
洪武二十九年秋七月己巳日，裴承祖又向皇帝建议设置泰安卫指挥使司：
“时监察御史裴承祖言：山东泰安州，东接泰山，西连五道岭，绵亘深邃，逋逃者多聚其间，时出劫掠，宜于本州置卫，五道岭立巡检司以镇之。诏从其言，遂命立卫于泰安州。”
泰安，山东之中，泰山所在，其安稳关系山东之安稳，华东之太平。然而，由于明前期泰安缺乏驻军，致使成为“流寇”云集之地，不利于山东地区人民安居乐业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裴承祖的这一建议，可谓是忧国忧民。因此，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泰安设立了泰安卫指挥使司，镇守了一方安宁。有明一代，齐鲁大地总体安宁，不能说与明王朝在此加强军事部署没有关系。
裴承祖的忠勤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洪武三十年秋七月癸丑，朱元璋任命他，与监察御史张亨、国用、闻良辅、李昇、纪正、康鸾、杨直、林崧、王中，同署都察院事。至此，裴氏由一名正七品的监察小官，一跃而成正四品的高级官员，其提拔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在长阳籍古代官员中也是唯一一例。
（二）
升职后的裴承祖，愈加自勉，履职尽责。就在他与张亨等九人同署都察院事四个月后，得知了贵戚郭英的不法行为，便率先站出来检举揭发。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其实，明初异姓功臣恃功自傲、干犯国纪的并不在少数，皇亲国戚为非作歹的亦屡见不鲜。可是，面对他们和朱元璋的特殊关系，一般官员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直谏，老百姓更是敢怒不言。可以说，裴承祖的“炮轰”，戳中了这些勋贵的要害，大快低级官员和百姓人心。但是，良善之辈们也为裴承祖的大胆冒了一把冷汗——朱元璋这次会采纳裴承祖的建议，惩治这位跟随他出生入死的郭大将军、自己妃子郭宁妃的兄弟吗？
事实上，此时的朱元璋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在皇太子朱标去世后，年老的朱元璋为了稳固皇太孙日后执政的根基，需要维护一些旧臣的利益。这些旧臣中，就包括郭兴。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在“靖难之役”发生后，郭兴确实作过一些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的、抵抗朱棣的行为，证明了自己的忠心。另一方面，朱元璋历来高度重视监察机构建设和监察官员的意见，况且裴承祖的检举他也自知属实，如不予采纳，人心会受沮。但是，在经历了一番权衡之后，他还是对郭英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上以英功臣，诏勿问。”尽管之后，因“左佥都御史张春、都给事中冯峄等执奏不已”，他也只是走了走样子，安排“诸戚里大臣”即一些老家功臣们“议其罪”，目的是“使知所警”（警告一下郭英）。“已而宥之”，最终，在皇帝的庇护下，郭英并没有被深究。皇权最终战胜了法治，但站在朱元璋的角度考虑，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裴承祖热爱家乡，他醉心长阳山水，眷恋家乡景物，留下了数首吟咏“长阳八景”的诗篇。
尽管裴承祖的检举揭发最终被年老的明太祖予以搁置，但他却因此成了众人歌颂的对象。无论是当时修成的《明太祖实录》还是清人修撰的《明史》等官方历史，还是明清人编撰的《万姓统谱》《吾学编》《明伦汇编》等民间史书，以及湖广（湖北）、荆州（宜昌）、长阳等地的地方志，都因裴承祖的这一举动，将其视为一代名宦，实录其事，大加颂扬。唯有郭英六世孙郭勋在编撰有关徐达、沐英、郭英三位明初功臣及后代事迹之书《三家世典》时，对此事避而不谈，这固然有为人子孙“称美不称恶”“为尊者讳”的传统，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裴承祖的正义和对郭氏家族的震慑。最有意思的是，不知何故，湖北恩施（明代为施州卫）、湖南长沙的旧志，竟然认裴承祖是同乡。不知是缘于其籍贯“长阳”被错传为施州或长沙，还是因为裴氏当时过于出名以至被外地人攀附的原因。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或许是出于对裴承祖的愧疚，亦或是出于对他的进一步关爱，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再次提拔了裴承祖，任命他为从三品的浙江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浙西）。不久，继迁浙江按察使，为正三品。明代按察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机关，另有提点刑狱的职责。据康熙《杭州府志》等明清浙江地方志记载，裴承祖在浙江任职期间，“治狱平恕，不事苛刻”，被浙江人奉为“青天”。
正当裴承祖在浙江干的热火朝天之时，一场突如其来又在情理之中的“靖难之役”爆发了，这成为裴氏人生的转折点。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登上皇位，他的叔叔、燕王朱棣为了争夺皇位，驱兵南下，最终取得了胜利，坐上了皇帝宝座，成为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排除异己，许多朱元璋时代的旧臣、朱允炆时代通过科考的举子，纷纷成为被打压甚至迫害的对象。洪武庚午科举人、四川简县知县、后来成为明仁宗老师的长阳青年刘子春，此时被迫回乡避难，暂作枝柘坪覃氏家族塾师。建文帝在位期间，长阳有覃慎、田广、刘必先三人乡试中举，但他们终其一生，未被授予一官半职，哪怕是最低级的巡检。此时的裴承祖，也被新皇帝找了个理由罢免。《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里的一句模模糊糊的“坐事免”，背后其实隐含的是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试想，裴承祖当年若是犯了大错误，后来又怎么会被永乐皇帝再次起用呢？换个皇帝就像玩斗地主的下一局，不洗牌是不行的。
所以，永乐二年，赋闲不太久的裴承祖便被明成祖起用，任江西按察使，明成祖希望他能像侍奉他父亲一样勤恳侍奉他。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最终，永乐皇帝对他却是不满意的，认为他在永乐时期“为政宽和”“碌碌循众”“无所建明”。（《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五）不知是因为永乐帝要求过高？还是因为裴承祖日渐年老而丧失了斗志？或许，对新皇帝靠“篡位”而上位的不满和鄙视，对朱元璋的感怀和对朱允炆的忠诚，也不愿太正直而无意中触怒敏感的“虎狼之君”，才是他碌碌无为的真正原因？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二月丙寅日，历经三帝，已致仕回乡多年的裴承祖去世了。这是《明实录》里关于裴承祖最后的记载。这一年，北京紫禁城的营建还未完成，南京还是明帝国的京师。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循着史籍的只言片语，裴承祖的一生，是有为的一生。他的故事，也折射了明代初年特殊的历史，值得回味。
（三）
裴承祖虽然去世已久，但在其后的五百多年间，家乡长阳始终没有忘记他。明清时期，裴承祖始终被作为“乡贤”，入祀位于长阳县城文庙旁的“乡贤祠”。就连雍正年间曾短暂“担任”长阳上级的归州（今秭归县），以及主体来自于明代长阳南部疆域的清代新县——长乐县（今五峰），在清代时也将裴承祖视为本地乡贤来供奉。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清代时，裴承祖还被视为长阳县城的“城隍”（即城隍庙供奉的神灵，长阳的城市的保护神，长阳“阴间”的地方官）。中国城隍信仰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其城隍一般附会为曾在本地任职后去世于本地的名宦，或是与本地有关系的英雄或名臣。长阳城隍庙的城隍，老百姓没有选择别人，而是相中了裴承祖。如果不是源于他的一身正气可以护县庇民，那又会是什么原因呢？明清时期，长阳城隍庙位于县城中部惠民坊，即今老街歌舞剧团一带。乾隆《长阳县志》记载，当时的长阳城隍庙门口的对联为：“生为廉宪使，死作惠民坊。”那时，路过城隍庙的熙熙人群，一次又一次地加深了对这位明代名臣、长阳先贤的好印象。
△1939年时的长阳街道图
裴承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热爱家乡的诗人，他醉心家乡山水，眷恋家乡景物，留下了数首吟咏“长阳八景”的诗篇，其篇名有：《凤台秋月》《军岭晴云》《鳖渚渔歌》《泉口春耕》《西沙古渡》，共五首。结合同时代其他诗人的“长阳八景”诗，可知“长阳八景”至迟在明代初年即已形成并命名，明代“八景”名与清代之名，仅有微小差异。八景中的“西沙古渡”，即明清时长阳县城西部的“雾河渡”，今人却将其雅称误认为本名。雾河古渡北岸渡口，与裴承祖的旧居相距不远。其《西沙古渡》一诗云：
渡头疏处罩轻烟，渡口行人唤渡船。
一带山峰秋色裏，几家烟火夕阳边。
渔翁荡桨相歌去，水鸟将雏作对眠。
更有道傍官舍小，征科终日索官钱。
此时，不仅描绘了古渡边的景物，更表达了裴承祖对当时只顾“征科终日索官钱”、不顾从源头扶助百姓的长阳官员的不满，以及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对比邑人裴承祖，这些不知来自于何方的长阳地方小官，身影实在是太渺小了。
裴承祖爱长阳爱的深沉，古长阳人敬裴承祖也敬的执著。有一则传说故事说，清代康熙年间时，裴承祖曾现身于他的故居旧址——拐拐头。这则故事的讲述者是中国清代著名诗人、一代廉吏彭淑（号秋潭），而故事的主人公则是其曾祖父彭上达（字志先）。秋潭先生讲：我的曾祖父在世的时候，曾经在某一天的清晨，于中堂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位头戴乌纱帽、手执象牙笏的明朝官员，忽然间又消失不见。惊奇之余，我的曾祖父向父老打听，才知道我家正是裴宅旧址。而老百姓都认定，我曾祖父看到的官员身影，是裴承祖“显灵”的原因啊。因此，我曾祖父于宅东特意为其立祠设像以祭祀。后来，长阳城隍庙也将其作为本地城隍来祭祀了。
△清嘉庆版《秋潭诗集》书影
这个故事，从此在彭家世代流传，在幼小的彭秋潭心中种下了良善的种子。裴承祖也从此成为彭秋潭的榜样。在彭秋潭著名的《长阳竹枝词》（五十首）中，就有专门一首是专门歌颂裴先贤的：
霜台气节古遗忠，象简乌纱想象中。
一自堂东添像设，惠民坊拜裴公公。
巧合的是，尊崇裴承祖的彭秋潭，也是一名清代名宦。更巧的是，彭秋潭也在江西任职，只不过多为知县，至卒前方提为同知（正五品）。但彭氏所到之处，皆爱民、兴文、惩奸、重义。由于为民做主、惩治污吏、打压豪强，彭秋潭也得罪了不少人。嘉庆十一年，时任临川县知县的彭秋潭被当地“黠吏”黄河清等诬告，于次年三月被军机处“革职拿问”，几天后病逝南昌。其不得志，或许与裴先生也有几分相似了。
（四）
明清时期的长阳县城西边，曾有一座名为“豸绣坊”的宏伟牌坊，这是明代长阳人为纪念裴承祖而请示上级兴建的。“豸绣”的本义，是指古时监察、执法官所穿的绣有獬豸图案的官服，后借指监察、执法官。这座牌坊，根据地方志的记载，至少在明代万历年间还存在。但是，在清代长阳县志中，已没有这座牌坊的任何记载了。它或许在明末时，毁于侵犯长阳县城的土司唐镇邦或者张献忠起义军。
而曾经的城隍庙，在进入民国后，命运多舛。曾安放在长阳城隍庙内的泥巴“裴承祖”，最终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时被人扔进了清江河。民国二十五年《长阳县志稿》记载：
“民国初，城隍祀典废。县保卫团成立，该大队部于其中。至民国二十二年，县长龚薰南因县署被神匪烧残，呈请省政府移治于城隍庙，令保卫团大队部副官李洪将庙内泥塑神像扛投河滨，毁钟环，仰置灶旁以盛污水，仆碑作厕板，亵秽不堪。”
至于城隍庙的建筑，如今早已灰飞烟灭，这是今人眼见的事实。至今，县城中关于先贤裴承祖的“遗迹”全没了。如果说，这是历史的无奈，还可以接受。但成书于当代的首部长阳新县志，囿于“厚今薄古”的指导思想和所谓“时间断限”，竟不为裴承祖等彪炳中国史册的长阳古人立传（同时期的《公安县志》，为公安明代名人“三袁”立传），就不得不说：过去长阳的史志工作可能是存在疏漏的。这一遗憾，不应长久延续下去。
“生为廉宪使，死作惠民坊。”我认为：即使在今天，裴承祖依然是长阳乡贤，值得官鉴，值得民敬。在七里湾的路灯上，在熙熙攘攘的广场边，在长阳人的普及读物里，在今人爱不释手的手机中，应该有这些先贤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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