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下午，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杨振宁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了讲话。
杨振宁在讲话中回忆他与好友邓稼先的往事。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当时除了看望住院的父亲，他还见了很多亲戚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他最亲近的朋友就是邓稼先。
当时的美国报纸上说，毛主席派飞机到陕北把美国物理学家寒春接到北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在1971年四个礼拜的访问之中，杨振宁一直想求证此事的真伪。但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杨振宁难以开口。在快要返回美国的时候，杨振宁终于没忍住向好友邓稼先求问，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那年，邓稼先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说他验证了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在信的末尾，邓稼先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当时，杨振宁没看懂这句话。50年后，杨振宁回应邓稼先的这封信：“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杨振宁讲话全文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在杨振宁学术思想研讨会
（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上的讲话
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跟中国物理学会合办的庆祝我农历一百岁的生日。我没有想到你们请到了这么多人，跟我在不同的时候有过很多交往。我是整整五十年以前，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那个访问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使得我对于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而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那次访问除了看了住院的父亲以外，我还看见了很多亲戚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就是邓稼先。他1971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最近发表在一本书里头，这里头的故事是这样的，中国原子弹爆了以后，美国的报纸很快有种种的消息。其中一项我注意到，说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人物里头有邓稼先。邓稼先是我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注意。另外一个消息我也注意到，是美国报纸上说毛主席派了飞机到陕北把美国物理学家寒春接到北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我认识寒春是因为我跟她在芝加哥大学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而且她还要我教她中文。她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一直到1948年3月她告诉芝加哥大学系里所有的老师、学生，说她要到中国去跟她的男朋友结婚，在陕北。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很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所以我在1971年4个礼拜的访问之中就非常想问这些问题，问寒春参加中国的原子弹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我又不敢问。最后在北京几个礼拜后，我要到上海去，从上海再过几天就要飞回美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也是去飞机场的时候，邓稼先送我。那个时候北京的飞机场很简单，所以他陪我一直走到飞机的楼梯底下。我实在憋不住了，我问他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的设计？他说他觉得没有，不过他说要跟组织上认证一下然后告诉我。所以那天他就去跟组织接触了，组织告诉他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他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第二天派专人到上海，到的时候我在上海大厦，在吃饭的时候信差送来了这封信，这封信现在已经出版在我的一本新书里头。这个信如果仔细看很有意思，因为它除了讲他验证了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当然没有寒春。这封信后边还有几段显示得很清楚，他在那几个礼拜里跟我见过好多次，他有想跟我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
1971年邓稼先致杨振宁的一封信
你这次回到祖国来，老师们和同学们见到你真是感到非常高兴。我这次从外地到北京来看见你，也确实感到非常高兴。在你离京之后，我也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关于你要打听的事，我已向组织上了解，寒春确实没有参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我特地写这封信告诉你。你这次回来能见到总理，总理这样的高龄，能在百忙中用这么长的时间和你亲切地谈话，关怀地询问你各方面的情况，使我们在座的人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希望你能经常地想起这次亲切的接见。你这次回来能看见祖国各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这真是难得的机会。希望你能了解到祖国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毛主席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你谈到人生的意义应该明确，我想人生的意义就应该遵照毛主席所说的这句话去做。我的世界观改得也很差，许多私心杂念随时冒出来，像在工作中，顺利时就沾沾自喜，不顺利时就气馁，怕负责任等等。但我愿意引用毛主席这句话，与振宁共勉。希望你在国外时能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国。这次在北京见到你，时间虽然不长，但每天晚上回来后心情总是不很平静，从小在一起，各个时期的情景，总是涌上心头。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夜深了，不多谈了。代向你父母问安。祝两位老人家身体健康。祝你一路顺风。
杨振宁曾在12岁立志要拿诺贝尔奖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2岁时，杨振宁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他被书中所讲的奇妙的宇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所吸引，回家竟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父亲杨武之听到后也没放在心上，只当作少不知事的儿子年少轻狂的妄语罢了。20世纪40年代，杨振宁赴美留学。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杨振宁一心扑在了理论物理的研究上。杨振宁曾在西南联大做学士论文的时候，在父亲杨武之和吴大猷的引导下，学会应用群论，物理学中对称性问题的研究成为杨振宁最喜欢和最主要的领域。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杨振宁便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规范不变性推广出去。这种想法使杨振宁几乎“走火入魔”，但遗憾的是，他每一次的努力都在同一个地方卡了壳。虽然屡次卡壳，但杨振宁并没有放弃，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同一办公室的米尔斯对他的这个想法也颇有兴趣。在与米尔斯的讨论中，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在“同一个地方卡壳”了，而且越讨论，方向越清晰。一直到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终于合作发表了非阿贝尔规范场论，也称作“杨-米尔斯场理论”。这一理论让规范场的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1956年6月中旬，杨振宁和李政道向《物理评论》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守恒的吗?》。他们断定无论对β衰变还是对所有的弱相互作用来说，宇称守恒的问题都没有最终解决。为了证实他们的想法，杨振宁和李政道还在文章里设计了五个实验，供实验物理学家用实验来检验他们的想法。然而大部分物理学家对此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违反宇称守恒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的吴健雄，却愿意做其中的一个实验。吴健雄的同位素钴60核的实验，成功地证明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守恒。1957年1月15日，杨振宁和李政道完成了实验报告论文。从此，宇称不守恒正式被物理学界承认了。1957年，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提出的“杨-米尔斯场理论”是20世纪物理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国内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和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给他们两人发去贺电。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更是兴奋极了。此后，杨振宁在理论物理学的高速路上，几十年如一日，不断探索、不断突破。2003年起，杨振宁回国定居并在清华大学任教，在培养和延揽人才、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