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忠孝观及其现代启示(六)
曾子是继孔子之后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曾子思想的影响下,孝文化在嘉祥得到不断发展。2017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礼孝文化研讨会的相关论文我们已经推送完毕。为进一步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新孝道,倡导向上向善、孝老爱亲的社会风尚,现在,我们会陆续推送首届和2012年海峡两岸(嘉祥)曾子思想暨孝文化研讨会收集到的论文。今天推送的是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研究所所长、辽宁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星杰的论文《先秦儒家的忠孝观及其现代启示》,共分七次推送。
三、先秦儒家宣传忠孝思想的政治目的
先秦儒家积极主张“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章》)他们传播“忠孝”思想,完全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他们积极主张:
第一、内孝外忠。孔夫子在讲述忠臣孝子的道德义务时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迩(近)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景子在与孟子的问答中指出:“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孟子·公孙丑下》)即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最重要的关系。父子之间以慈孝为主,君臣之间以忠敬为主。《大学》中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就是劝励人们:你在家庭和社会上,自己处于什么角色,就要讲究相关的角色道德。人人自觉地奉行这些规范,就能创造出安定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利家利国利子孙。“内孝外忠”的思想,在一定程序上反映了先秦儒家的“家”“国”观念和“孝”“忠”观念。
第二,以孝劝忠。以孝劝忠的思想,是孔夫子首先提出来的。《论语·为政》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行,则劝。”用通俗语言理解这个故事,大意是:季康子问孔子:“要使人民敬业乐群,尽心竭力,劝励互勉,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你对待人民的事情认真负责,他们对待你的政令也会认真执行;你在孝顺父母、慈爱幼小方面为人们做出榜样,他们就会忠实地为国家的事情尽心竭力;你提拔好人,教导素质差的人,他们也会从中得到劝励的。”曾子以孝劝忠,提出“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长”(《大戴礼记·曾子立孝》)之说,把“孝亲”、“忠君”都看作孝子的本份。曾子还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不勇,非孝也。”(《礼记·祭义》)这不仅扩大了孝的内涵,同时还把“不忠”看作“非孝”,从而劝励孝子在日常生活中起居要庄重,事君要忠诚,为官要谨慎,交友要讲信,上阵要英勇。这是从宗法制度下的“家”“国”关系引伸到伦理意义上的“忠”“孝”关系,即“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和扩展。
第三,移孝于忠,移孝于忠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战国晚期问世的儒家经典《孝经》一书中。这时,已经处于秦统一六国的前夜。《孝经》作者出于为实现封建大一统服务的政治目的,力求按照儒家的社会思想实现思想大一统,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提出了移孝于忠的思想。《孝经·广扬名章》中提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的问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积极方面,总结和光大了先秦儒家忠孝思想之精华,使之系统化、规范化、理论化、大众化,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心理,形成优秀的文化底蕴。“以孝治天下”曾经创造了中国的“汉、唐盛世”。“忠”的观念强化了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利益观和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从无间断,经久不衰。其消极方面是:把“忠”的观念仅局限于“忠君”一点,并把“忠孝”这个“人道”的理念又披上了一层“天道”的神秘色彩,把君权和神权统一到封建宗法制的神权、君权、族权、夫权上来,这为汉儒的“三纲五常”和宋儒的愚忠愚孝思想提供了思想根泉。我们对此应该有所扬弃,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