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师
教师节又到了。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我的老师。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直至进入社会,我有很多的老师。他们毫无保留地传授我知识,身体力行教我做人。他们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一群。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是解放以前在家乡读的国民小学。初小四个年级一个老师,一间教室。老师给一个年级讲课,其他年级就做作业。那时的学校体罚学生是很普遍的。我们的老师是我们当地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的男老师,姓贺,脾气不好,经常体罚学生,学生都很怕他。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女老师,她说我们的老师生病了,她是老师的姐姐,由她来代课。我们当然也叫她贺老师。她长得漂亮,举止文雅,说话轻言细语,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她了。特别是她性格温柔,从不骂学生,更不体罚学生。课余还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只是好景不长,大约一个月左右,他弟弟病好了,她就离开了我们。我们都很怀念她解放后读高小时,我和她的妹妹同班,看着这位女同学,自然就想着她的姐姐曾经是我的老师。说起来还真有缘。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遵义一个生产电器的工厂工作,竟然在这里又遇到这位贺老师。她是从湘潭电机厂支援三线建设来到遵义的。是老师,又是同事。1971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在遵义市出生,她还是我们的育婴辅导老师。那时我们的母亲都已过世,又请不起保姆。自己要当父母了,也不知道如何准备,一切乱糟糟的。亏得贺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才顺利地过了这一关。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贺老师遇到麻烦。因为土地改革时她家里划为地主,其时她已经超过十八岁,怀疑她是地主分子。我参加过“四清”,知道象她这样的情况不应该是地主分子。但我说了不算,客观的材料要靠调查。因为我和她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单位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去调查。我是有心要把对她的怀疑变成清白,于是欣然前往。贫下中农座谈会上,一致认为贺老师解放以前一直读书,从未主持过家事,不是地主分子。我们如实地作了记录。为了材料扎实,我们又找到当时的乡长。乡长年纪大了,正在生病,我们在他的卧室里访谈。他却很肯定地说贺老师是地主分子,理由是那个时候每半个月开一次地主、富农会,贺老师是参加的。两份对立的材料,我们拿回去也能交差。但那是不负责任的。说不定哪位领导拍板采用乡长的材料,那就成了冤假错案。受苦的就是贺老师。即使不能定案,挂起来,实际上还是把你当四类分子看待,后果还是一样。大队书记是我的兄长辈。在盖章时,我们和他讨论了这种情况。土地改革时,只是划定了家庭成分,并未明确作为管制对象的地主分子。所以召开地主、富农会,有时全家老小参加。明确作为管制对象的地主分子是土地改革以后的事,是根据其在剥削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因为她的父母都在,她又是个女孩子,家庭的剥削行为她不起主导作用。她不应该是地主分子。大队书记当即果断决定,只采用贫下中农座谈会的材料,把乡长的材料扣下。这件事情就这样圆满解决了。还我的老师以清白,于公,这是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体现;于私,算是学生为老师做了一点好事。
张顺初,男,1938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和职工教育工作,曾任大冶有色金属公司教育培训处副处长、湖北电大有色分校校长。副教授、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