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李静：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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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李静，山东临沂人，中学教师。生于乡野，长于农家，瓜干画字于瓦缶，石子识数于山垭。暮去朝来字为码，码字拾朝花，度当下。已有文章数十篇散见于各种刊物及网络平台。
热——豆腐——
山东 李静
“热——豆腐——”
“热——豆腐——”
母亲热情的叫卖声，划破了山村的宁静，随着“吱吱呀呀”的开门声，婶婶、大娘、嫂嫂、姑姑……一手端着盛黄豆的干瓢，一手提着海碗或者小洋盆子，睡眼惺忪地奔向母亲的豆腐筛子，她们是来换豆腐的，她们可都是我家的“上帝"呢。母亲热情地接过“上帝”的黄豆倒在秤盘里，母亲喊出黄豆的斤两时，秤杆是低垂的。母亲先用小块的湿笼布抹干净秤盘，接着“金刀剖破玉无瑕”的豆腐，然后双手小心地托起热气腾腾的大块豆腐，放到秤盘里，母亲喊出豆腐的斤两时，秤杆是高高昂起的。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前，分组互助责任制之后。地里出产的粮食够糊口了，可是手里没一点活钱，人情来往，穿衣戴帽的都没个着落。那个春天，又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看着三间茅屋里大大小小的五个孩子和猪圈里的两头猪，决定卖豆腐。
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做豆腐卖，豆腐做得比较老，母亲没喊几声“热豆腐”，豆腐很快换成了黄豆，炒熟的一大锅萝卜丝豆腐渣，也很快被东邻西舍端去解馋了，邻居大娘说豆浆（浆者，非豆汁也，乃豆腐脑压出的水也）喝起来真香啊！那时，俺庄里只俺一家卖豆腐。第二次做的豆腐就相对嫩点了。豆腐老点，一斤黄豆大概出三斤豆腐，如果嫩点，有可能出到四五斤呢！当时的交易规则是：一两黄豆换二两豆腐，豆腐三毛钱一斤。
俗话说得好：吃肉不如吃豆腐,又省钱来又滋补。豆腐被誉为“植物肉”，在那个除年节外不见荤腥的年代里，豆腐便成了“开荤”的首选，用刀分割成均匀的小长方块，配上青辣椒丝和小葱末，或者将香椿芽、小葱切成碎末，直接盖到整块的豆腐上，我们叫它鸡刨豆腐。如果哪家的婶婶肯奢侈地用点花生油一煎，黄灿灿的，出锅时再撒上点葱段，那是要多消耗几个瓜干煎饼的。
豆腐是美味的，豆腐的制作过程是复杂的。
那个年代没有磨豆汁的机器，干黄豆磨成馇，放在水里泡，泡得很饱满后再上磨，磨成雪白的糊子，糊子收到斗盆里，抬到锅屋灶旁，母亲和姐姐俩人提着笼布的四个角，把糊子里的豆汁筛进大锅里煮，豆汁将开未开的时候，火候要特别小心，豆汁一旦被大火催开，会瞬息漫了锅台，釜底抽薪都于事无补！煮开的豆汁要舀到大斗盆里点盐卤，点盐卤可是个技术活，一般点到三四遍的时候，大斗盆里的豆汁就成为鲜润嫩滑的豆腐脑了，豆腐脑的老嫩是靠点卤来拿捏的。想吃豆腐又想喝豆浆的乡邻，会早早端着个盆或者小铝锅来端豆腐脑、豆腐，够数后，母亲总是用豆浆把她们的家什盛满。豆腐脑做好后再舀到铺了干净的大笼布的豆腐筛子里，豆浆就哗哗地流到预先放好的大盆里。等豆浆不想漏了，就把笼布归拢，放上一顶盖顶子，上面放上一块很干净的方块青石头，逼迫豆浆出逃。豆浆慢慢地渗得没了脾气。母亲和姐姐就把豆腐筛子抬到豆腐托子上，盖顶上面放着带秤盘的杆秤，另有备好的放着秤砣和一块干净石头的竹篮，豆腐换回的黄豆就放在竹篮里。母亲就用一把钩担，挑着豆腐筛子和竹篮，出了大门，不远处就传来母亲热情的叫卖声：“热——豆腐——”
母亲那有力的叫卖声好响，不带有一丝的疲倦，鸡叫一遍，母亲就绕着磨盘推磨了。老宅只有三间堂屋，里外各放一张床。夏天锅屋的炕太热，上面能孵小鸡却不能用来下榻了，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家的男性公民都在外面借住，东巷三伯家的大军家嫂子生了俩女娃后，那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大军哥也是满脸“旧社会”，虽然大军哥被“计划”了，但养儿子的念想不曾断过一瞬。先是“坚壁清野”将粮草转移，后是分散俩娃到奶奶姥姥家，俩人就出了山海关，寻儿子去了。我家的男性公民就去大军哥家住，顺带给他家看房子。夜里推磨做豆腐的权利和义务都属于女性公民了，母亲总是自己推磨到五更，母亲一定是累了，才叫醒我姐姐陪她一起拉动磨盘，一起完成一个人不能完成的工序，而母亲总是留一碗豆汁给她大儿子，我们都知道，大哥学习费脑子。
卖豆腐的日子里，母亲不只是辛苦，还有一次小小的心纠。卖豆腐换来了形形色色的“百家豆”，那是下一次做豆腐的原料。有一天黄昏，母亲脸色甚是难看，侦查了外围的一切有可能进贼的地方，最后把疑点锁定在和邻家共用的墙头，泥土夯的墙，岁月风雨剥蚀，不到两米高，墙头上的覆盖物——破草苫子，滑到了我家这边，母亲心疼的是黄豆，母亲心纠的是小偷是翻墙头进来的。而这堵墙头上，互换过渣豆腐、白面水饺，传递过彼此的关爱，而且还要将这种友好进行到底的，母亲不能问“恁家的大门锁好了吧？恁家也进贼了吧？”不知道那一夜母亲是否睡着了，只记得第二天，母亲的“热——豆腐——”一如既往，叫响了山村的黎明。
母亲这么劳苦，就是为了换点现钱来贴补日子。集市上的黄豆易买不易卖，何况我家那长相各异的“百家豆”。
只是亲爱的乡里乡亲们，谁家能有现钱买豆腐呢？寨子里几家有吃“公家饭”的，可是这种有工有农的家庭也有黄豆的。有可能用现金买豆腐的，只有厉家寨管理区的工作人员和厉家寨中学的公办教师。那也只是可能而已，因为这些“公家人”的家属或者父母大都也是农村的，他们也有黄豆。管理区属于“衙门”，且住的人极少，学校里有老师，还有住校的几百个同学。暑假开学后，母亲就到坐落在东岭上的厉家寨中学里卖豆腐，那也是我正在读书的学校啊！说不清是虚荣心还是自卑心，我不想让老师、同学知道卖豆腐的那个人是我的母亲！而同村的同学，谁不知道我家卖豆腐呢？我也是掩耳盗铃罢了。若干年后，和一个要好的同学聊起这段纠结，本认为个中滋味，唯有自知。岂料她说老师们、同学们都知道那个卖豆腐的阿姨是我母亲，只是谁也没在我耳根提。我有多么善解人意的恩师同窗！
下了早读，我和同村的同学一道回家吃早饭，没有了往常的高谈阔论，我紧紧贴着几个同村的小伙伴，没有一句话。好像单独走，人们就会出来指指点点似的；好像我一说话，她们就会说“你妈来卖豆腐了！”远远地瞥见豆腐筛子旁的母亲，看见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物理老师——徐传福老师，端着黄豆微笑着走向母亲。十二三岁的年纪，不会切实明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只知道去学校卖豆腐，母亲可以早点卖完早点吃饭，只知道母亲去学校卖豆腐，一个早上，可能有一两块钱的现金收入，那是当时我家唯一的现金来源。中午放学，有时会帮着母亲挑拣换来的“百家豆”，霉变的、面黑的，一个都不能留。下午放学后，我会按照母亲的吩咐，把干黄豆磨成细馇，有时还要去井水甜的人家挑两小桶水，因为自家的井水是“懒”的，出豆腐少，且做出来的豆腐口感不好。偶尔夜里，母亲还会喊我起来和她一起推磨磨糊子。磨盘附近有一棵歪脖子梧桐树，足有我一抱粗了，枝繁叶茂，一只知了趴在梧桐干上脱壳，那嫩嫩的黄，给了我心颤的惊喜。夜里山村很静，母亲和我聊着家常，星空很美，还有“三星正南，就要过年”的期盼。推磨这件事于我是偶尔的事，记忆里没感觉辛苦，只记得心里很恬静，连下午去挑水，都是兴高采烈的。
那个夏天，母亲给我做了一件玫红底色的小碎花的确良长袖小衫，是远近闻名的裁缝高手厉文英给缝制的。小伙伴们只艳羡我那漂亮的新衣服，没有人懂一个十几岁女孩那可怜的自卑。圈里的两头猪因豆腐渣的滋补分外茁壮，那件小衫也让我臭美了好多年，直到被我穿成“网”才退休。
那年西风凋了梧桐树后，一个几百口人的小山村，就有了三家卖豆腐的。
有几次，母亲的“热豆腐”，成了“凉豆腐”，还没有全部换成黄豆，母亲也就不能回家吃早饭，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每家的门响，都是“上帝”出来换豆腐啊。好在市场搞活了，我家就开始做赶集卖小百货的小生意。母亲和姐姐到临沂西郊批发帽子、袜子、围脖、毛线等小百货，方圆二十里，哪里逢集就去那里卖货。姐姐骑着大金鹿自行车带货，母亲步行,后来大兄弟也能帮忙带货看摊了，母亲就在家准备好饭菜茶水，卖小百货的生意一直干到大姐出嫁。年假里我曾到朱芦集市上帮忙看过一次摊，不到中午，就感到口干舌燥，而姐姐他们每天散集回家都要到午后两三点！
我从教的第一年，班里有个坪上村的女孩，她的母亲在学校里摆地摊，卖点一毛钱一包的瓜子等小玩意。那位老母亲已经很苍老了，还经常遭到学校小卖部老板的驱赶和谩骂。我和母亲聊起这件事，母亲说她知道我当年的难堪，却没有说自己的含辛茹苦。我的母亲，心里满满的都是对儿女的关爱！要说难堪，那也是我内心的“小”在作祟！母亲的“热豆腐”成了母亲勤劳和辛苦的代名词。豆腐于我便有了一种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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