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校外学习

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场馆学习、研学旅行、夏冬令营以及校外培训蓬勃发展，校外学习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为当代中国中小学生完整学习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校外学习在培养学生兴趣、丰富课外生活、提升学生成绩、分担家长教育压力甚至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它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小觑——不仅危及终身学习的根基，更关涉家校社三育协同的国民教育体系甚至教育公平问题。

校外学习已成为社会问题

校外学习补习化引发逃避学习

“五天上学，两天上（课外）班”“白天上学，晚上上（辅导）班”是我国中小学生生活状态的画像，课外班几乎成为中小学生的标配，全民补习标志着校外学习的补习化。

其危害在于：

首先，“唯资格”降格学习目的。校外补习旗帜鲜明地以提高考试能力、取得证书为目标，直指各类增加竞争能力的“资格”，至于促进学生的社会化、主体化发展的学习目的则被忽略了，学习成了获取资格的过程。

其次，“应试化”局限学习内容。校外补习的内容同升学考试密切相关，以刷题、提前学、背诵学等技巧化、应试化学习方式为主，连钢琴学习都按照考级的逻辑来规划与取舍，“非考级曲目，少练甚至不练”。更遑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了。

再次，“家长主义”破坏学习内部动机。虽然有些家长会尊重孩子的个性与意见，但大部分中小学生校外补习的决策者是家长。这既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动机的外部化，学习成了取悦父母的行为；又在深层次上将竞争意识形态化，“提高竞争力”“比别人强”成了学习动机，“中国学习者悖论”因此发生。

最后，“座学化”排斥人际互动。校外补习发生于各种校外培训机构中，孩子们被一条条无形的绳子绑在了座位上，那些能够促进孩子与他人互动、了解社会文化的社会实践、公益活动以及社团却备受冷落。校外学习因“补习化”而异化，变得面目可憎，导致中小学生在尚未接触到丰富多彩魅力十足的真正学习之前就已经“逃避学习”。

校外学习学校化破坏国民教育体系

调查显示，在参与频率和参与时间两个维度上，中小学生排在首位的课外学习活动都是“继续做功课和完成学习任务”，而城镇学生参加培训机构学术课程类培训高达81.26%，且以提高学习成绩为主。中小学生们所学的各种体艺类技能，其价值是由其能否作为特长助其升学来衡量的，从而出现一些过了钢琴十级的孩子只会弹考级曲目的怪现象。当前中小学生的校外学习是为了提高孩子在学校系统中的竞争力而存在和发展的。校外学习本应成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发挥作用的领域，但却因“学校化”这一机制使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沦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家庭成了“第二课堂”，社会教育被“培训机构”替代。家校社三育协同的国民教育体系遭到结构性破坏，学校教育一方独大。

校外学习阶层化扩大教育鸿沟

校外学习的主导者是家庭，受到家庭的经济能力、教育观念、氛围的影响。校外学习是需要支付费用的，越是高端的校外学习机构和项目，其费用越高，“疯狂的黄庄”已经让人望而却步，在“顺义妈妈”面前却依然“不配有梦想”。就普通家庭而言，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差异显著，城市家庭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学段支出的教育费用分别是农村家庭的1.95倍、1.34倍、1.53倍。此外，美国“科尔曼报告”说，施加于学生的不平等是由他们的家庭、邻居和同伴环境带来的，在今日中国发生也存在。现实是，当一些孩子在校外刷抖音时，另一些孩子正在校外机构刷题，还有一些孩子在父母的规划与组织中刷博物馆、科技馆甚至在实验室当上了小助手。

改造校外学习势在必行

将校外学习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范畴

虽然校外学习在投入和决策上具有“私人性”，但其引发的问题却有“公共性”。而且，时下校外学习的诸多乱象虽然由家长的功利态度驱使，也有培训机构的逐利引诱，但政府治理权责模糊也是不能回避的重要因素。参照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治理校外教育的经验，我国政府应承担起引导和支持校外学习的公共责任，将校外学习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范畴，使其不再是“法外之地”。

在资金供给上，建议政府联合社会力量、企业、个人以及家庭等共同承担。在课程供给上，政府应在学习理论的指导下，了解当前各种类型的校外学习方式及其供给方，规定校外学习宗旨，设计校外学习内容框架，制定校外学习的国家质量标准。在政策设计上，基于国情并参照国外，构建中国校外教育政策法规和实践管理体系，设置管理部门并规定职责，将校外机构治理、课后服务、社会场馆教育服务等统一整合进校外教育体系中，使管理和治理师出有名。

缩小校外补习与校外学习的差距

当前校外补习的调查研究较多，如“课外补习对学业成绩影响”“阶层与影子教育收益”“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等，但校外补习距离校外学习尚有很大差距。虽有个别关于课外学习的调查，但多存在样本小、理论基础缺乏等问题。因此，建议由教育部或地方教育部门自行组织或者委托，对校外学习展开现状调研。以校外学习为主题，实施涵盖校外学习供给方、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时间、家庭投入等内容的一般性调研。同时，校外学习专题调研也要开展，如校外学习观念、场馆校外学习模式、校外学习管理部门等。其中，两大特殊人群的校外学习状况应格外重视，一是中等收入群体子女的校外学习观念与实践，这代表着趋势；二是留守儿童的校外学习观念与实践，这意味着底线。优化底线，展望趋势，是我国校外学习整体规划的基本思路。

改变校外学习被窄化为校外补习的现状

当我们以人的成长发展规律、学习理论、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的应然关系、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理论去观察校外学习这一客观实在的时候，虽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但这些结果之间却是有共识的，即“校外学习”亟待从“客观实在”上升到“教育学概念”，进而成为一个负载着丰富理论的“教育命题”。

诸多理论之中，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的关系是前提，它厘定校外学习的范围；教育社会学和教育经济学所揭示出来的校外学习的公平性问题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人的成长发展规律和学习理论是基础，它不仅能揭示当前校外学习的问题所在，还能提供改革思路。研究表明，激活孩子大脑最好的方法是运动、阅读和游戏。又如，《反思教育》重新定义学习“不再仅是认知的过程，而是整个心灵、整个精神世界都参与到学习行为的过程。”如此一来，则当前被窄化为校外补习的校外学习的问题便一览无余，政府对校外学习体系的规划也有了依据和方向。

随着经济新业态对人的个性特长的重视，获得乃至创造某个工作岗位不再是因为“我比你强”而是因为“我很独特”，校外学习将会专注于激发学生个性潜能、培养综合素质。届时，学校化的校外学习将会因学校教育效能提升和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而沉寂，但真正的、增益学校所不能的校外学习将会更加勃发。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