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林谈摄影家协会 / 开普饭

1997年，《云南山里人》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展出，吴家林和马克·吕布合影

“当今的中国摄影走偏了。沙龙风、唯美风这些表演性的照片已让摄影彻底变味。”中国摄影师吴家林直言对本土摄影现状的隐忧。吴家林，这名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摄影家曾在世界各地举办多次影展，其作品在西方摄影界引起巨大反响。2006年11月，其作品集进入世界摄影大师系列作品丛书《黑皮书》出版，吴家林由此成为首位入选该书系的华人摄影师。　　如果吴家林走在云南某条山路上，可能会有人奇怪此人怎么会挂着个相机而不是背着一筐土豆，徕卡公司奖励的徕卡M6被他缠满黑胶带，他希望自己的相机像山里人的锄头一样不引人注目。一向追求简单质朴的他常说自己从外表到内心都和山里人差不多。

吴家林在百年老屋前，与八旬父母及弟妹合影，云南昭通，1997带着浓重故乡口音，吴家林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专访：“很多人问我，你进入黑皮书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只想哭，中国人搞摄影的人数是全世界最多，却只有我一个人能进黑皮书，这不是国人的悲哀么？拍风花雪月，拍节庆，拍伪民俗片……中国摄影圈的大多数人是在玩，大多数是在扎堆跟风，玩沙龙，玩唯美，出来的照片张张都是雷同的，而这些照片却成为充斥社会的主流。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与国际接轨。我是另类的，于是我进了黑皮书。”二十多年前，他曾因为当时不少摄影人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丧失摄影本身的纯粹性，而退出云南摄影家协会。吴家林其实是云南摄协的筹备人之一，他说，可是后来协会逐渐偏离了主旨，成了一些人谋私利的工具：“（云南）摄影家协会错在用官商理念来运作。摄影家协会这块牌子不坏，坏在有人利用摄协的牌子干自己的事，他们不想摄影家的利益，更不想摄影的提高和发展。志不同道不合，干脆走了。”在接受“凡是摄影”采访时，吴家林再次提及和云南摄协的关系：

“我曾是云南摄协的筹备创始人之一。退会是因为不满当时协会的发展方向和处理事情的态度。不过之后我也曾参加过云南摄协举办的一些展览和研讨会活动。后来，有领导动员我重新入会，我表态我已退休了，入会就罢了，今后凡是对云南摄影发展有益的事我一定积极支持。或许，他们觉得我不领情，导致在后面诸多的摄影节或者相关活动上否定我，甚至扭曲一些事实来封杀我。”

“坏事变好事，这反倒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创作之中；投入到在全国各地举办人文纪实摄影义务讲座中；投入到用摄影做公益事业中，我在2014年，在香港举办义卖《云南山里人》摄影作品，用义卖的45万元全部捐赠给昭通市昭阳区盘河镇新华小学盖教学楼，了却我回报云南山里人的心愿。”

摄影师吴家林吴家林坦言，“摄影在中国一度成为了伪造世界的工具。”“虽然云南的自然人文环境得天独厚，但很多人对它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在这块土地上拍出自己的风格。很多人拍云南的少数民族，就让他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对着镜头笑，这些照片缺乏实质性的生活，是对受众的一种不尊重。我曾经也拍过这样的东西，被老外丢到了垃圾桶。相机是历史的眼睛，在相机面前表演或者通过相机刻意地选择被观看的世界，照片的价值就会土崩瓦解。” 他说，这样的摄影不是对世界忠直的观察、记录、发现，而是对世界的提纯、美化，或者丑化。很多照片背后的美或痛苦，其实都是被建构起来的。这些摄影师缺的是世界和平相处的平常心，从骨子说，这是对现实漠不关心的一群人。“我现在坚持的摄影风格是'不组织，不摆拍，不表演，不干预’，有人说我是学抓拍大师布列松，我当初拍那些照片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我们都是忠实的现实主义者。”吴家林说，我要让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真实的、鲜活的，哪怕在一个画面的构图中加入一点东西就能很有思想性，但不是真实的我绝对不拍。一个世界的实录，有时比关于这个世界的思想更重要。　

摄影师吴家林
吴家林说，现在很多摄影爱好者进入一个误区，好像非要好的相机才能拍出好的作品。我周围很多朋友，手持几十万的相机，开着进口的越野车，却拍着最差的照片，纯属劳命伤财。摄影不是器材的问题，摄影家的良知、眼光、素养才决定照片的质量。相机仅仅是一个工具，就像画家的笔，关键在于人。“我很多获奖的照片都是用几百元人民币的国产海鸥相机拍的。”在半个世纪的摄影生涯中，吴家林始终把镜头对准边地生活的普通民众，记录他们的生活常态。“我最欣赏的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才是人性最真实最宝贵的东西，我感觉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宽广。”
记者：你对年轻摄影师有什么建议吗？吴家林：不要把摄影当作追逐名利的工具，摄影有无限的魅力，他寄托凝聚人类文明的精华，我们做摄影的人，我这把年纪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为什么？我有无限的乐趣，无限幸福感，这个创造好作品过程比什么都快乐。我觉得社会回馈我很多，我没想到我要赚钱，我的生活和健康得益于摄影。要赚钱就去做商人，不要把摄影作为赚钱的武器。我必须讲真话，到这个年纪不说真话，人生太悲哀了。